汪曾祺《故鄉的元宵》原文賞讀

　　大家有閱讀過汪曾祺的作品《故鄉的元宵》嗎？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汪曾祺《故鄉的元宵》原文賞讀，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故鄉的元宵是并不熱鬧的。

　　沒有獅子、龍燈，沒有高蹺，沒有跑旱船，沒有“大頭和尚戲柳翠”，沒有花擔子、茶擔子。這些都在七月十五“迎會”——賽城隍時才有，元宵是沒有的。很多地方興“鬧元宵”，我們那里的元宵卻是靜靜的。

　　有幾年，有送麒麟的。上午，三個鄉下的漢子，一個舉著麒麟，——一張長板凳，外面糊紙扎的麒麟，一個敲小鑼，一個打镲，咚咚當當敲一氣，齊聲唱一些吉利的歌。每一段開頭都是“格炸炸”：

　　格炸炸，格炸炸，麒麟送子到你家……

　　我對這“格炸炸”印象很深。這是什么意思呢?這是狀聲詞?狀的什么聲呢?送麒麟的沒有表演，沒有動作，曲調也很簡單。送麒麟的來了，一點也不叫人興奮，只聽得一連串的“格炸炸”。“格炸炸”完了，祖母就給他們一點錢。

　　街上擲骰子“趕老羊”的賭錢的攤子上沒有人。六顆骰子靜靜地在大碗底臥著。擺賭攤的坐在小板凳上抱著膝蓋發呆。年快過完了，準備過年輸的錢也輸得差不多了，明天還有事，大家都沒有賭興。

　　草巷口有個吹糖人的。孫猴子舞大刀、老鼠偷油。

　　北市口有捏面人的。青蛇、白蛇、老漁翁。老漁翁的蓑衣是從藥店里買來的夏枯草做的。

　　到天地壇看人拉“天嗡子”——即抖空竹，拉得很響，天嗡子蠻牛似的叫。

　　到泰山廟看老媽媽燒香。一個老媽媽鞋底有牛屎，干了。

　　一天快過去了。

　　不過元宵要等到晚上，上了燈，才算。元宵元宵嘛。我們那里一般不叫元宵，叫燈節。燈節要過幾天，十三上燈，十七落燈。“正日子”是十五。

　　各屋里的燈都點起來了。大媽(大伯母)屋里是四盞玻璃方燈。二媽屋里是畫了紅壽字的白明角琉璃燈，還有一張珠子燈。我的繼母屋里點的是紅琉璃泡子。一屋子燈光，明亮而溫柔，顯得很吉祥。

　　上街去看走馬燈。連萬順家的走馬燈很大。“鄉下人不識走馬燈，——又來了。”走馬燈不過是來回轉動的車、馬、人(兵)的影子，但也能看它轉幾圈。后來我自己也動手做了一個，點了蠟燭，看著里面的紙輪一樣轉了起來，外面的紙屏上一樣映出了影子，很欣喜。乾隆和的走馬燈并不“走”，只是一個長方的紙箱子，正面白紙上有一些彩色的小人，小人連著一根頭發絲，燭火烘熱了發絲，小人的手腳會上下動。它雖然不“走”，我們還是叫它走馬燈。要不，叫它什么燈呢?這外面的小人是唐僧、孫悟空、豬八戒、沙和尚。整個畫面表現的是《西游記》唐僧取經。

　　孩子有自己的燈。兔子燈、繡球燈、馬燈……兔子燈大都是自己動手做的。下面安四個轱轆，可以拉著走。兔子燈其實不大像兔子，臉是圓的，眼睛是彎彎的，像人的眼睛，還有兩道彎彎的眉毛!繡球燈、馬燈都是買的。繡球燈是一個多面的紙扎的球，有一個篾制的架子，架子上有一根竹竿，架子下有兩個轱轆，手執竹竿，向前推移，球即不停滾動。馬燈是兩段，一個馬頭，一個馬屁股，用帶子系在身上。西瓜燈、蝦蟆燈、魚燈，這些手提的燈，是小孩玩的。

　　有一個習俗可能是外地所沒有的：看圍屏。硬木長方框，約三尺高，尺半寬，鑲絹，上畫一筆演義小說人物故事，燈節前裝好，一堂圍屏約三十幅，屏后點蠟燭。這實際上是照得透亮的連環畫。看圍屏有兩處，一處在煉陽觀的偏殿，一處在附設在城隍廟里的火神廟。煉陽觀畫的是《封神榜》，火神廟畫的是《三國》。圍屏看了多少年，但還是年年看。好像不看圍屏就不算過燈節似的。

　　街上有人放花。

　　有人放高升(起火)，不多的幾支，起火升到天上，嗤——滅了。

　　天上有一盞紅燈籠。竹篾為骨，外糊紅紙，一個長方的筒，里面點了蠟燭，放到天上，燈籠是很好放的，連腦線都不用，在一個角上系上線，就能飛上去。燈籠在天上微微飄動，不知道為什么，看了使人有一點薄薄的凄涼。

　　年過完了，明天十六，所有店鋪就“大開門”了。我們那里，初一到初五，店鋪都不開門。初六打開兩扇排門，賣一點市民必需的東西，叫做“小開門”。十六把全部排門卸掉，放一掛鞭，幾個炮仗，叫做“大開門”，開始正常營業。年，就這樣過去了。

　　作者生平介紹：

　　求學經歷

　　1925年，汪曾祺入高郵縣立第五小學幼稚園學習。1926年秋，汪曾祺入縣立第五小學讀書。

　　1932年秋、汪曾祺小學畢業考入高郵縣初級中學讀書。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畢業考入江陰縣(今江蘇省江陰市)南菁中學讀高中。

　　1937年，日本人占領了江南，江北告急。正讀高中二年級的汪曾祺不得不告別南菁中學，并輾轉借讀于淮安中學、私立揚州中學以及鹽城臨時中學，這些學校的教學秩序都因戰爭而打亂。汪曾祺就這樣勉強讀完中學。后戰事日緊，汪曾祺隨祖父、父親到離高郵城稍遠的一個村莊的小庵里避難半年，他在小說《受戒》里描寫過這個小庵。

　　1939年夏，汪曾祺從上海經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 大學期間，汪曾祺與同學創辦校內的《文聚》雜志，并不斷在雜志上發表詩歌、小說。

　　解放前夕

　　1944年，為生活計，汪曾祺在昆明北郊觀音寺的一個由聯大同學辦的“中國建設中學”當教師，在兩年的教學期間，汪曾祺寫了小說《小學校的鐘聲》，重寫小說《復仇》。后由沈從文推薦給鄭振鐸在上海主辦的《文藝復興》雜志發表。此外，還寫了小說《職業》、《落魄》、《老魯》等。這期間汪曾祺與同在中國建設中學任教的施松卿相識，并建立了戀愛關系。

　　1946年秋，汪曾祺由昆明到上海，經李健吾先生介紹，到民辦致遠中學任教師兩年，直到1948年初春離開。這期間，寫了《雞鴨名家》、《戴車匠》等小說。

　　1948年初春，汪曾祺離開上海到北京，與在北京大學外語系任助教的施松卿會合，臨時借住在北京大學。失業半年后，才在北京歷史博物館找到工作。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軍進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3月，汪曾祺報名參加“四野”南下工作團，在武漢被留下來參與接管文教單位，后被派到第二女子中學當副教導主任，干了一年。

　　1949年4月，汪曾祺的第一本小說集《邂逅集》，作為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中的一種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該書收入汪曾祺初期作品8篇：《復仇》、《老魯》、《藝術家》、《戴車匠》、《落魄》、《囚犯》、《雞鴨名家》和《邂逅》。5月，與施松卿結婚。

　　解放時期

　　1950年，北京市文聯成立。汪曾祺從武漢回到北京，任北京市文聯主辦的《北京文藝》編輯。

　　1954年，汪曾祺創作出京劇劇本《范進中舉》，后獲北京市戲劇調演一等獎。秋，調離北京市文聯，到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任《民間文學》編輯。

　　1957年，“反右斗爭”開始后，他因這篇短文受到批評，但并未劃定為右派。

　　1958年夏，被補劃為右派，下放張家口沙嶺子農業科學研究所勞動。

　　1960年，汪曾祺被摘掉右派帽子，結束勞動，暫留農科所協助工作。

　　1961年冬，用毛筆寫出了《羊舍一夕》。年底，汪曾祺調北京京劇團任編劇。

　　1963年，《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這是汪曾祺的第二個作品集。

　　1970年5月21日，汪曾祺因參與京劇《沙家浜》的修改加工有貢獻，而被邀請登上天安門城樓。

　　晚年歲月

　　1980年，小說《受戒》在《北京文學》10月號發表。

　　1981年1月，《異秉》在《雨花》發表。4月，《大淖記事》在《北京文學》發表。這一年汪曾祺的佳作連續發表，小說創作日趨活躍。10月，應高郵縣人民政府邀請，汪曾祺回到闊別多年的故鄉訪問。

　　1982年，汪曾祺新作不斷。1983年，汪曾祺的創作更趨活躍，在全國各地發表小說、散文、評論等近20篇。

　　1985年，在年初結束的中國作家協會第四屆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理事。

　　1987年2月26日，汪曾祺在京入黨。4月16日，汪曾祺隨中國作家代表團赴云南訪問。10月，應安格爾和聶華苓夫婦之邀，汪曾祺赴美國參加國際寫作活動，歷時三個多月。

　　1988年，小說無新作，間或發表些散文、隨筆。

　　1990年2月24日，汪曾祺寫散文《七十抒懷》。

　　1991年5月，《蒲橋集》由作家出版社再版。

　　1992年4月，散文集《旅食集》由廣東旅游出版社出版。

　　1993年6月，以故鄉高郵為背景的小說集《菰蒲深處》在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

　　1995年春，應臺灣《聯合時報》邀請，汪曾祺赴臺參加“兩岸三邊文學問題座談會”。

　　1996年12月，在中國作家協會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推選為顧問。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點30分終因搶救無效而不幸去世，終年77歲。

　　散文寫作

　　汪曾祺的散文沒有結構的苦心經營，也不追求題旨的玄奧深奇，平淡質樸，娓娓道來，如話家常。

　　他以個人化的細小瑣屑的題材，使“日常生活審美化”，糾偏了那種集體的“宏大敘事”;以平實委婉而又有彈性的語言，反撥了籠罩一切的“毛話語”的僵硬;以平淡、含蓄節制的敘述，暴露了濫情的、夸飾的文風之矯情，讓人重溫曾經消逝的古典主義的名士風散文的魅力，從而折射出中國當代散文的空洞、浮夸、虛假、病態，讓真與美、讓日常生活、讓恬淡與雍容回歸散文，讓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沒。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觀念的灌輸，但發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學》的《苦瓜是瓜嗎》，其中談到苦瓜的歷史，人對苦瓜的喜惡，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談到文學創作問題：“不要對自己沒有看慣的作品輕易地否定、排斥”“一個作品算是現實主義的也可以，算是現代主義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個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說它是瓜也行，說它是葫蘆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小說寫作

　　汪曾祺的小說充溢著“中國味兒”。正因為他對傳統文化的摯愛，因而在創作上追求回到現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中去。在語言上則強調著力運用中國味兒的語言。汪曾祺小說中流溢出的美質，首先在于對民族心靈和性靈的發現，以近乎虔敬的態度來抒寫民族的傳統美德。為此，他寫成了膾炙人口的《受戒》和《大淖記事》。

　　人物評價

　　汪曾祺一生經歷了無數苦難和挫折，受過各種不公正待遇，盡管如此，他始終保持平靜曠達的心態，并且創造了積極樂觀詩意的文學人生。賈平凹在一首詩中這樣評價汪曾祺：“是一文狐，修煉成老精。”(賈平凹評)

　　汪曾祺博學多識，情趣廣泛，愛好書畫，樂談醫道，對戲劇與民間文藝也有深入鉆研。他一生所經歷的轟轟烈烈的大事可謂多矣，例如啟蒙救亡、奪取政權、反右斗爭、改革開放等等。但他深感現代社會生活的喧囂和緊張，使讀者形成了向往寧靜、閑適、恬淡的心理定勢，追求心靈的愉悅、凈化和升華。(中國作家網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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