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揚朱子文化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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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弘揚朱子文化征文2500字

　　朱熹是對中國思想文化史產生深刻影響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以下是小編給大家整理的弘揚朱子文化征文的內容，歡迎大家查看。

2016弘揚朱子文化征文2500字

　　東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國古文化，泰山與武夷。這首膾炙人口的小詩，作者是當代中國著名歷史學家、思想文化史專家、享年103歲高齡的蔡尚思教授。1988年，時年83歲的他參加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成立活動時吟誦了這首詩。這首詩高度概括了中國思想文化史，科學評價孔子朱子對中華文化的偉大貢獻。確實，孔子朱子是對中國思想文化史產生最大影響的兩位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在孔子逝世1500年之后，朱子順應中國社會發展和時代前進的要求，忠實繼承、創新發展孔子思想，把中華文化推進到成熟發展的新階段。學習朱子文化，對增強文化自信、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有現實意義。

　　朱熹，字仲晦，號晦庵。遠祖在山東，與孔孟是同鄉。后遷居徽州。祖上本為“婺源著姓，以儒名家”。1118年，朱熹父親朱松中了進士，1123年被任命為建州政和縣尉。由于家境窘迫，朱家將祖上遺留的百畝田產抵押，一家八口，舉家遷到福建政和。朱熹祖父朱森被稱為朱氏“入閩始祖”。其子孫則世代居閩。

　　1128年，朱松調任南劍州尤溪縣尉。因為主張抗金受到秦檜迫害。不久被降職為泉州石井鎮監稅。朱松家人則仍寄居在尤溪鄭安道家。1130年，朱熹出生于美麗的福建尤溪。

　　朱熹早慧。他幼年時就有很強烈的好奇心。有一次，朱松指著天對他說：“這就是天”。朱熹反問道：“天之上為何物?”何為天?天之上為何物?這個問題，整整陪伴朱子一生，成為他終身探索的哲學命題。

　　福建尤溪建甌，風光優美、民風淳厚。在這里，朱熹度過幸福的少年時光。朱松對他啟蒙教育，精心培養，使他養成刻苦讀書認真思考的習慣，養成少年儒者的良好品行。這兩地都留下朱熹刻苦讀書的許多故事，也留下他與小伙伴嬉戲沙洲，默然畫卦的美麗傳說。1143年，小小年紀的朱熹生活發生重大轉折。主戰派的父親目睹國家危難，日夜憂心，竟一病不起。朱松臨逝世前，寫信給崇安(今武夷山市)五夫劉子羽，把14歲聰慧懂事的兒子朱熹托付給他。抗金名將、一代英豪劉子羽與朱松志同道合，都忠心護國、反對求和。此時的劉子羽也因反對和議而于1142年被罷官回五夫里。朱松對朱熹寄予莫大希望，含淚讓朱熹前往五夫，投奔劉子羽，拜“武夷三先生”胡憲、劉勉之和劉子翚為師。劉子羽不負朱松的臨終托付，在五夫里建造了新房子，讓朱家母子居住求學。朱熹在五夫認真讀書，成了家。十九歲考中進士。

　　朱熹從政時間不長。所謂“仕于外者共九年，立于朝者四十六日”。朱熹二十二歲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這是朱熹第一次為官。他把“視民如傷”匾懸掛在同安縣署大堂之上。他大力發展同安教育。作為有理論素養的政治家，年輕朱熹把從政與學術研究結合起來。朱熹最具特色的格物致知的思維方法也是在同安開始形成。在同安，他深入田間村舍，幫助農民解決生產生活過程中遇到的問題。理事辦事過程，對所接觸到的事物追根究底。這樣的從政實踐，使朱熹獲得許多真知。他感悟到了解事物須正心誠意，體驗事物時須了解事物原貌，順從事物自身的規律。在任上就要為百姓多辦事。在以后的任內，朱熹都堅持這樣執政風格，受到各地百姓衷心愛戴。他后來在武夷山創立“五夫社倉”被譽為民間救濟事業的創舉。三年同安從政經歷構成他的格物致知理論的思想和實踐基礎。朱熹認為，“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個公。若公時，做得來也精采。便若小官，人也望風畏服。”真德秀把朱熹從政準則概括為“律己以亷、撫民以仁、存心以公、為事以勤”四事箴。朱熹認為，“為政以德者，不是把德去為政，是自家有這德，人自歸仰，如眾星拱北辰。”據記載，朱熹入仕后被朝廷委以實職達17次，但朱熹到崗任職的有同安縣主簿、江西南康軍知軍、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漳洲知府、潭州知府兼荊湖南路安撫使和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共6次、約9年時間。

　　朱熹同安任期滿回故里，便致力學術研究和講學。孝宗即位，曾多次召用，他辭而不就。此后四十年，朱熹矢志不渝，安于艱苦貧窮的講學著書生活。

　　朱熹二十四歲拜李侗為師。李侗是對朱熹影響最大、也是最重要的老師。朱熹多次向李侗問學。李侗一再囑咐他要在“涵養處著力，正是學者之要，若不如此存養，終不為己物也。”

　　朱子屬歷史上讀書最多、領悟力最強的學者。他一生都在讀書、著書。歷史上流傳的“朱子讀書法”，即“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著緊用力、居敬持志”。要求讀書應該按照知識內在次序和規律，逐步學習掌握，不可囫圇吞棗，急于求成。讀書既要熟讀成誦，又要精于思考。虛心涵泳中的“虛心”，是指讀書時要虛心細心，反復思考、細心玩味。切己體察，則強調讀書須結合自己生活體驗，并見之行動，身體力行，在生活中對照檢驗書本知識。他要求抓緊時間讀書，專心讀書，持之以恒。

　　朱熹一生勤于講學、誨人不倦。他創建和修復了許多書院，建立的第一所書院是寒泉精舍，修復的第一所著名書院是白鹿洞書院。白鹿洞書院初建于南唐，到南宋已是斷垣殘壁，朱熹出任江西南康軍的郡守，上廬山訪求白鹿洞書院的遺址，組織重建書院。他制訂《白鹿洞書院揭示》，提倡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強調修身、處事、踐行的原則，對中國書院教育發展的產生很大影響。朱熹晚年出知潭州時，主持修復了岳麓書院。他以《白鹿洞書院揭示》為學規，以《四書集注》為教材，到學院授徒講學。白鹿洞書院和岳麓書院是中國古代四大書院中的兩個，它們都因朱熹而名揚天下。

　　朱熹教育思想博大精深。他深刻總結歷代教育經驗，認為教育應分為“小學”和“大學”兩個階段。8--15歲為小學教育，目標是學習初步的文化知識技能，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培養“圣賢坯璞”。 15歲以后為大學教育，任務是培養國家所需要的人才。與重在“教事”的小學教育不同，大學教育內容的重點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對于大學教育方法，朱熹強調自學為主，輔以老師教導，主張開展切磋交流，在自學、教導、切磋交流中提高。

　　朱熹繼承周敦頤、張載、二程，融匯釋道，構建了“致廣大、盡精微”的哲學體系。這一體系的最高核心范疇是“理”。理，是先于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的形而上者。理先于氣，理比氣更本源。氣是理的表象，有發展變化的能動性。理是事物的規律。社會倫理也是理的表現。

　　朱熹深化孔子“仁”的認識。他提出，“仁乃天地生物之心”，仁是自然萬物充滿生機和活力的動力和源泉。自然的本質是“仁”，是宇宙意志的根源，是生命的基礎和不竭動力。朱熹認為“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萬物的生生不息是自然界本身所具有的本性和特性。自然萬物都蘊含著生生不息的潛力，根本的原因是天理本身含有“仁”的基因和要素。這種基因和要素決定了自然萬物呈現出發展變化的不同狀態。人從自然中走來，人的生命也蘊含著仁義禮智信的基因和要素。由“天地生物之心”所規定的萬物之間的發展變化，構成了生生不息的自然生命史和人類社會發展史。

　　朱子一生致力于對經典的重新詮釋。朱子對孔子儒家經典《五經》和重要文化典籍作深入研究，編撰《大學章句》、《中庸章句》、《論語集注》、《孟子集注》，形成《四書章句集注》(簡稱《四書集注》或《四書》)，使之成為在中國文化史上產生廣泛而深刻影響的新的文化經典。

　　從歷史看，孔子總結了夏商周到春秋的文化，創立了儒家學派，成為中華文化的主體部分。面對佛教道教對儒家文化的沖擊，朱熹融匯重建儒學的基礎和體系。這是極為龐大而復雜的文化工程。原先的《五經》不包括《論語》和《孟子》。《論語》在漢代不過是小學的教材。而《孟子》在北宋之前也是不受重視，甚至連經書都不算。朱熹認真研究《五經》，認為《周易》主要是卜辭，是占卜之書。《禮記》是禮儀制度的匯編;《尚書》與《春秋》屬于記載歷史的書;而《詩經》則是詩歌總匯。《五經》內容豐富而且龐雜，表達的意義不夠集中、明確，無法形成足以與佛教道教抗衡的思想理論體系。

　　朱熹重新選定文本。他將《論語》、《孟子》和《禮記》中的兩篇文章《大學》、《中庸》合并為《四書》。他以極大的理論勇氣，深入細致研究《四書》。他將《大學》區分為經和傳，在注釋時廣泛吸收了漢唐和當代學者的研究成果。他在文本研究時發現《大學》僅有載“格物致知”字樣，但沒有解釋。他認為流傳原本丟了“釋格物致知義”，補進“即物窮理”等134字，使《大學》邏輯通順，文氣貫通，意義完整,也使“格物致知”成為新儒家重要思想和實踐指南。他還明確把《大學》作為《四書》首篇。他認為《大學》確定的“三綱領、八條目”，明確提出儒學的宗旨和綱領。“三綱領”即：“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八條目”是指修身與學習的過程，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四書》的產生，使中華文化有了新經典。有力的突出孔子和孔子思想，維護和鞏固了孔子思想的主導地位。

　　朱熹是百科全書式的思想家。他對中國文化的哲學、經濟學、政治學、經學、倫理學、歷史學、文學、教育學等各個領域，都作了全面系統的梳理總結和創新。朱熹有很高的藝術修養，與朱子結交的朋友也是文學藝術修養很高的人，如陸游、辛棄疾等人。朱熹的詩文受到后人喜愛和追捧。朱熹認為，文皆從道流出。文從心里流出，強調文道合一，文道同源。他提倡文藝創作宜深入百姓日常生活之中，形象稱之為“通身下水”他一生創作各類散文游記等2777篇，創作詩詞1167首。

　　朱熹不僅實現了理論的時代化，還致力于理論的大眾化普及化。他注重理論普及化讀本的編寫，重視民俗改造和社會禮儀的重建。著名的《朱子家訓》字字珠璣，提出為人處事一系列規則。如：“見老者，敬之;見幼者，愛之。有德者，年雖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雖高于我，我必遠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手書了“讀書起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和順齊家之本;勤儉治家之本”。

　　晚年，早已名滿天下的朱熹，為寧宗進講《大學》。耿直清廉的他對朝政多有批評，使平庸的寧宗不滿。寧宗以干預朝政的罪名，把他逐出朝廷。朝廷一些守舊平庸的官員容不得朱熹的清廉正直，容不得朱熹的創新理論。他們惡意編造種種謊言，攻擊朱熹的學說為“偽學”。他和他的學生弟子受到殘酷迫害。這在歷史上稱“慶元黨禁”。1200年，朱熹在建陽考亭憂憤而死，享年七十一歲。作為治學極為嚴謹的學者，朱熹臨死還在修改《大學誠意章》。

　　創新理論、真理的光輝總是抵擋不住的。作為民間學者的朱熹，他的思想逐漸被社會接受。1209年，這場歷時十年學術迫害的“黨禁”終于平反。宋朝廷賜詣朱熹曰“文”尊為朱文公。理宗肯定朱熹思想“有補于治道”，“歷萬世而無弊”。1212年，朱熹《四書集注》被朝廷列為國學。他制定的《白鹿洞書院揭示》被頒發太學遵行。明朝以《四書》為科舉取士之書。1455年、1523年，先后賜建安(今福建建甌)、婺源的朱熹后裔為世襲的翰林院五經博士，同時推行祭朱制度，同祭孔一樣，每年春秋兩季。1712年，康熙下詔朱熹配祀孔廟“十哲”之列，朱熹牌位進入大成殿。康熙稱朱熹為“集大成而續千百年絕傳之學，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一定之規”。親書“學達性天”匾額賜予武夷山紫陽書院。

　　孔廟是中華民族文化圣殿，承擔著文化傳承與教化、促進中華民族融合與統一的功能。進入孔廟的，都是為中華民族文化繁榮發展作出突出貢獻的學者。自春秋以來，從祀孔廟者152人。其中孔子弟子77人;生于宋朝之前者31人，之后者44人。在宋朝之后44人中，福建13人。他們是：游酢、楊時、羅從彥、李侗、朱熹、黃干、蔡沈、陳淳、真德秀、蔡清、黃道周、李綱、胡安國,如果加上朱熹父親朱松、蔡沈父親蔡元定，則有15位福建學者進入孔廟。同時朱熹是春秋以來，唯一列入十哲，進入大成殿的圣人，顯示了朱熹在中國文化史的獨特的崇高地位。

　　著名學者錢穆指出，“在中國歷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兩人，皆在中國學術思想史及中國文化史上發出莫大聲光，留下莫大影響。曠觀全史，恐無第三人堪與倫比。”

　　孫中山認為：“中國有一段最有系統的政治哲學。在外國的大政治家還沒有見到，還沒有說到那樣清楚的，就是《大學》中所說‘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把一個人從內發揚到外，由一個人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這樣精微發展的理論，無論外國什么政治家都沒有見到、都沒有說，這應是我們政治哲學知識中的獨有寶貴，是應該要保存的。”

　　著名學者子安宣邦教授說：“在近代東方哲學中，唯一能夠與西方在體系規模上等量齊觀的，只有朱熹的哲學體系。畢竟東方哲學思想能夠踏出海外，并且在國外為此特別舉辦研討會的，至今也只有朱熹一人”。

　　英國科學史家梅森在其《自然科學史》一書中評價說：“宋朝最出名的新儒家是朱熹”。李約瑟在《科學思想史》上稱朱熹是“中國歷史上最高的綜合思想家。”又說：“朱熹是第一個辨認出化石的人。”還說：“最現代化的歐洲的自然科學理論基礎應該歸功于莊周、周敦頤和朱熹等人的，要比世人至今所認識到的更多。”“朱熹在沒有產生一個牛頓型的宇宙觀之前，先已產生了一個愛因斯坦型的宇宙觀。”“中國最偉大的思想家朱熹(12世紀)曾建立起一個比(近代)歐洲任何思想都較接近于有機哲學的哲學體系”。

　　1999年，聯合國世界遺產委員會授予武夷山為世界文化遺產，稱武夷山是后孔子主義(朱子理學)的搖籃。

　　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是促進民族復興的宏大工程，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中華文化主流是孔子文化和朱子文化。我們要深入學習研究，努力實現孔子文化和朱子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斷從傳統文化中汲取有益成分，為培養有靈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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