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失敗的致命傷

　　[導讀]王安石變法以發展生產，富國強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機為目的，以“理財”、“整軍”為中心，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各個方面，是中國古代史上繼商鞅變法之后又一次規模巨大的社會變革運動。變法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充實了政府財政，提高了國防力量，對封建地主階級和大商人非法漁利也進行了打擊和限制。但是，變法在推行過程中由于部分舉措的不合時宜和實際執行中的不良運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如保馬法和青苗法)，加之新法觸動了大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元豐八年(1085年)，因宋神宗去世而告終。

　　在說了半天王安石與“熙寧變法”之后，讓我們還是把鏡頭更多地對準宋神宗趙頊。

　　在歷史的鏡頭下，我們看到這位雖年紀輕輕但卻少年老成的大宋第六代皇帝自登位那天起就顯得很是有些憂心忡忡，心力交瘁。

　　也難怪，大宋這家百年老店此時已經百弊叢生，甫一即位，便有那么多棘手的矛盾等著他去解決，有那么多的迷津等著他去指點，歷史過早地甚或可以說是不負責任地把那么多的重擔壓到了這位還才剛剛過了20歲的年輕的皇帝身上，這使神宗趙頊感到了肩上擔負的沉重的責任與壓力。

　　說來，古往今來，權位這東西對于有些人來說，往往是一種奢侈的享受，縱欲的溫床，而對于那些極具憂患意識和政治責任感的極少數人來說，則常常是一種道義的自律，精神的負擔，甚或可以說是靈魂的煎熬與折磨。

　　很顯然，我們看神宗趙頊便是那種極具憂患意識和政治責任感的極少數人。作為一位繼統帝王，按說，在承平年間，只要他樂于守成，安分守己，得過且過，平時只管盡情地去享受人主通常所享有的那些聲色娛樂，富貴榮華，他的太平天子一定會當得快快活活，有滋有味。可是，由于性格使然，血管里總是流淌著不安分的血液，不甘平庸的他在嗣位新君后卻一心要勵精圖治，攬轡澄清，變法圖強，到頭來卻又心有余而力不足，這就使他的皇帝當得一點兒也不輕松，一點兒也不快活，而他的人生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增添了許多的痛苦與悲哀。

　　如果說，王安石是“另類宰相”，那么，很顯然，神宗趙頊則是“另類皇帝”，就因為選擇了改革，義無反顧地走上了這條充滿荊棘的不歸路，其實，君臣兩人的命運都很不幸，甚至，比較起來，從某種意義上說，神宗皇帝更是一個悲劇。

　　之所以這樣說，乃是因為，盡管由于共同的志向，在熙寧變法中，神宗皇帝與王安石站到了一條船上，在改革的茫茫大海上不僅一起苦苦搜尋正確的航向，而且還一起戰狂風，斗惡浪，但就雙方所扮演的角色身份來說，王安石扮演的頂多不過是一個大副，究其實不過只是一個高級雇員而已，他所承擔的只不過是有限的責任，萬不得已時，王安石可以發牢騷，可以撂挑子，可以甩手走人，卷鋪蓋上岸。可是，身為船長，神宗趙頊卻沒有這么自由，既然船是他的，那么，不管什么時候，他都不能撒手不管，更不能棄船而去，無論是反對派的指責，改革派的抱怨，乃至改革的困惑與風險……所有的一切，他都必須而且也只有一個人獨自承擔。

　　說來，人的悲劇有時往往多半還是性格的悲劇。仔細分析起來，在神宗的悲劇元素中，有些固然是由于時代原因造成的，但更多的應該說是其自身性格因素釀成的。

　　從史書上看，神宗趙頊應該說是一個老實人，也許是受遺傳基因的影響，與兩宋的大多數趙氏皇帝一樣，他的性情顯得比較憨厚，性格顯得比較溫和，甚至還頗有些柔弱。顯然，倘若只是一般人，趙頊的性格與為人不僅無可厚非，而且非常值得稱道，然而，作為一個需要對許多大事殺伐決斷的帝國元首，年輕的神宗皇帝則顯然還有欠火候。身為皇帝，他似乎根本不懂得帝王之術，缺少政治人物通常所應具有的權謀與手腕，在一些關鍵時刻，既不能表現得“像獅子一樣兇猛”，又不能表現得“像狐貍一樣狡猾”，這使他自“熙寧變法”一開始就顯得有些左支右絀，力不從心。

　　眾所周知，“熙寧變法”從一開始就是在王安石與司馬光即改革派與反對派的爭吵聲中拉開序幕的。在這場著名的爭論中，兩位同樣學識淵博的少壯派大臣引經據典，唇槍舌劍。王安石認為，改善財政的當務之急是選拔善于理財的人。用我們現在的話說就是，一個真正的政治家應該懂得如何推動生產力的發展，要善于通過促進經濟發展把天下財富這塊蛋糕做大，在改善百姓生活的同時扭轉國家財政的困境。而司馬光卻指斥王安石所籌劃的變法，乃是用哄騙的方法剝削老百姓，不過是當年桑弘羊之流蒙騙漢武帝時所采用過的早已老套過時了的伎倆罷了。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王安石的觀點無疑是對的，非常符合經濟學的觀點，即在經濟建設中，在一定的限度內，國家與人民之間是可以實現利益“雙贏”的，雙方之間的利益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對立關系，而應該說是相輔相成互惠互利的同一關系。司馬光的觀點卻正好相反。

　　想當年，當商鞅與反對改革的甘龍、杜摯當著秦孝公的面公開“亮劍”，展開辯論時，時年只有23歲的秦孝公旗幟鮮明地站到商鞅一方，主張改革，可是，在王安石與司馬光兩位高手過招時，時年21歲的宋神宗的態度卻沒有這么鮮明，盡管他在內心中偏向王安石，但在公開裁判時，卻盡量息事寧人，兩不得罪，既說王安石說的是對的，又說司馬光講的也不錯，態度顯得很是有些曖昧。

　　作為“熙寧變法”的總策劃、總指揮，甚或說是總導演，神宗趙頊改革的意志、決心和誠意顯然毋庸置疑，可是，他在一些具體問題上的猶疑不定，以及在處理改革派與反對派之間的關系時所采取的盡量和稀泥的辦法卻很不足取，非常有害。

　　有這樣一些例子頗能說明問題。

　　史載，青苗法頒行后，當時知青州(今山東臨南以東的北部地區)的大名士歐陽修連續向朝廷上了兩道折子，指斥青苗法，要求朝廷收回這個政策，并且拒絕在他管轄的地區實行青苗法。而幾乎是在同時，時任河北安撫使的韓琦也上疏強烈反對青苗法。就因為歐陽修與韓琦是三朝元老，神宗父子又是在韓琦一手操縱下登基的，別人的話可以不聽，但韓琦的話神宗卻非常在乎，所以，在接到韓琦的奏疏后的第二天，他便單獨召見王安石，第一句話就說：“朕始謂青苗法可以利民，怎料到會糟到這個地步!”

　　王安石沒想到變法才剛剛開始，而且，幾乎所有的變法內容都是事先向神宗匯報并經他反復斟酌過的，可一遇到阻力，他就立場動搖，猶疑不定，心里頓時窩火，于是便沒好氣地說：“臣論此事已十數萬言，陛下尚不能無疑，天下還有何事可為?”

　　又據宋人江少虞所著《宋朝事實類苑》記載：“熙寧六年十一月，吏有不附新法，介甫欲深罪之，上不可。介甫固爭之，曰：‘不然，法不行。’上曰：‘聞民間亦頗苦新法。’介甫曰：‘祁寒暑雨，民猶有怨咨者，豈足顧也!’上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

　　顯然，由于在變法問題上，王安石主張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而神宗皇帝卻心慈手軟，不敢較真，所以，新法推行老是不到位，欠火候，到最后總是一鍋夾生飯。

　　再有一個例子就是，自從新法頒行之后，各地就不斷有異常的自然現象出現，如京東、河北突然刮起大風，陜西華山崩裂，一時間人心惶惶。那些別有用心之人乘機造謠惑眾，抨擊變法，說這些是上天對人間的警告。熙寧六年(1073年)，華北、淮南一代連續十月干旱，災情十分嚴重。神宗為此憂心忡忡，竟也開始相信這是上天的某種警告，并對自己繼位以來所實行的一系列新法進行反思。正在此時，一個叫鄭俠的小官員到開封街頭畫了幅《流民圖》秘密呈送神宗，圖中所描繪的民不聊生餓殍遍野的悲慘景象使神宗大受震動。在這種情況下，神宗偏聽偏信，以為一切都是變法的錯，于是在第二天，沒有征詢王安石的意見，他就下令暫罷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18項法令。

　　王安石知道后，異常失望，但又無可奈何，他向神宗慨嘆道：“天下事像煮湯，下面加一把火，接著又潑一瓢水，哪還有燒開的時候呢?”

　　應該說，王安石說的是對的，他的話可謂擊中了宋神宗的軟肋。雖然一心想變法圖強，卻又優柔寡斷，在原則性問題上始終與反對派妥協，這應該說是釀成“熙寧變法”悲劇也是造成他本人悲劇命運的致命傷。

　　當然，作為大宋帝國的董事長，在變法問題上干預過多，不能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也是釀成熙寧變法悲劇及宋神宗本人悲劇命運的又一致命傷。

　　比較起來，當年，在商鞅變法時，秦孝公嬴渠梁(公元前381—公元前338)卻根本不像宋神宗這樣。自從選定商鞅擔綱改革，秦孝公便完全隱到幕后，全然由商鞅做主，即使是在處理自己的兒子、11歲的太子駟窩藏罪徒一事上，他也不出來干預，而是任由商鞅全權處置。這也正是商鞅變法盡管阻力很大但卻得以堅決執行的最重要原因。

　　而反觀王安石變法，卻受到很大掣肘，不僅反對派處處從中作梗，連神宗本人也時不時地出來干預一下，妥協一下，結果，不僅反對派對神宗極為不滿，就連王安石等一些改革派也對他頗有怨言，這就難怪王安石在極度失望后會撂挑子走人，棄他而去!

　　所以，到了最后，由神宗推行的改革竟然成了他一人獨自導演獨自演出的獨角戲，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無論是“熙寧變法”還是宋神宗本人，都整個兒是一個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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