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失敗原因分析

　　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入為三司度支判官，感于北宋積弱積貧的現狀，遂向宋仁宗建言：要求變法以圖強。樂于守成，而不思創舉的趙禎并不以他的建言為意。直至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即神宗即位的第二年，王安石才被從小喜讀韓非子，熱衷于變法理財的趙頊拜為參知政事（副宰相），翌年升任宰相，開始推行變法的主張。其均輸、青苗、方田均稅、農田水利、免稅，市易諸法，利在理財富國;保馬、保甲、將兵諸法利在精兵簡政，便利于民。王安石處于“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的良好用心，以“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決心兩度罷相，不避艱險，推行新法，結果，勞心費神，事倍功半，不但沒有取得變法的成功，反而在眾多大官僚的反對聲中，在自己陣營不斷的內訌和分裂中，在宋神宗的疑慮和以賢德著稱的曹皇后（仁宗妻）、高皇后（英宗妻）、向皇后（神宗妻）的干預下宣告了變法的失敗，并于熙寧十年（公元1077年）再度罷相，從此逐漸淡出政治舞臺。后來，以蔡京為首的新黨雖然打著王安石變法的旗號，繼續推行已經變味，而成為新興官僚集團斂財擾民的工具的新法，并設元佑黨人碑迫害當時反對新法的一代名臣，卻也因為貪財腐朽，蠅營狗茍，為天下所不齒，最終成為斷送北宋江山的亂臣賊子，自己遺臭萬年，也累及王安石，遭逢了千年的罵名。

　　有良好的愿望和動機，并不一定就產生良好的結果。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可以作為這一論斷的注腳。古來變法，實際上所要解決的就是四個字“理財、用人”。理財為了富國強兵，是變法最基本的需求;而用人則關系到財理到哪里去了，實際關系到變法的成敗。王安石并沒有很好地解決用人的問題，因此，他的初衷很好，措施也不能說不得力的變法卻沒有收到應有的結果，反而成為新興官僚集團搜刮地皮，擾民害民的工具，大悖于王安石的良苦用心，這究竟是因為什么呢？

　　不管當代的歷史學界怎樣誹謗反對新法的韓琦（前宰相）、富弼（知延州，抵御西夏，守護西北疆土的能臣，前宰相），司馬光（偉大的史學家，個人品行無可挑剔者），文彥博（樞密使、一代諍臣），范純仁（范仲淹子，得乃父真傳），甚至蘇軾兄弟，都無法否認這樣一個事實：即，幾乎宋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他們在其他方面都堪稱泰斗、干才，在個人品格上也足可以光照千秋，怎么不約而同地都成了王安石變法的反對者呢？后妃史上，賢德自守，不逾閨訓半寸、無人可以企及的曹后、高后那樣深明事理的女主，怎么也加入到本來有利于趙氏統治的變法的反對者之列呢？簡單地用大地主、大官僚為了自身的利益，而聯合反對重在抑制豪強兼并的新法，從而導致了新法的失敗，這是不科學的，至少是違背了歷史事實本身。

　　縱觀王安變法的用人，基本貫徹著黨同伐異的干部路線。只要是口頭上堅決擁護新法，并且不惜矯枉過正地推行他所以為的新法的后進，不管其人品怎樣，節操如何、是否有胸襟為了終極目標，就能虛懷若谷地博采眾家之益言，忍辱負重地團結同人，目標一致地堅定地走到底，都是王安石信任重用的對象。而恰恰是這些人，大多處于政治投機的動機，并不真心擁護變法改革，只是借用這一終南捷徑，來實現自己飛黃騰達，青云直上的目的而已。曾布是王安石推介為主管變法的司農寺的少卿，也是青苗，市易諸法的參與制定者，但在朝臣，后黨一致反對下，神宗對變法有所動搖時，即聯合另一個市易法的倡議人魏繼宗攻訐實施此法的王安石的另一個得力助手呂嘉問，止此一點，可見曾布，魏繼宗人品之一斑。首倡差役諸法害農的前三司使韓絳（王安石第一次罷相繼為宰相，繼續推行新法者）與王安石得力助手呂惠卿多有不和，王安石復相后，又于市易司用人與王安石意見相左，自請辭職外任知州。王安石薦用呂嘉問為市易司，又為呂惠卿所不滿，雙方時有芥蒂，為王安石子王雱所知，雱僅指示御史中丞鄧紈上書彈劾呂惠卿在華亭縣借富民家財置田產，由縣吏收租，“交接貪財”，致使呂惠卿罷政，牽連同人章淳，使王安石又失兩臂膀。這樣一個臨時拼湊的，貌合神離的變法集團，個人品行又可以時時為人添加攻訐、彈劾的理由，怎能不讓王安石內外交困，陷于兩難之境呢？

　　接任王安石宰相的樞密使吳充，是王安石的兒女親家，卻不心許新法，率先變更。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國，竟然與前宰相富弼女婿馮京聯合支持言官鄭俠上書攻擊呂“惠卿朋黨奸邪”。閑居洛陽四年的司馬光上書言及新法弊端，一是青苗錢，使民負債，官無所得。二是免役斂錢，養浮浪之人。三是保甲擾民。至少是觸到了新法在推行過程中，官吏變本加厲，使該法變質的實際。在外有強大政敵，內部又渙散離心離德的情況下，獨木難支的王安石只有息政敗北，哪里能有其他的選擇？至此，新法便成了蔡京六賊（高俅、童貫、王黼、朱緬、李彥）攬財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紛擾，民不聊生，內憂外患紛至沓來。使王安石多少年蒙受了不白之冤！

　　假如王安石能開誠布公地與韓琦、富弼、范純仁、司馬光、文彥博這些當年的改革者、智者作傾心之談，以國之根本打動他們，相信這些名臣大多數決不會抱殘守缺，堅持腐朽之見，僅以利己來論國事。因為，他們畢竟不是貪贓枉法、利祿熏心的腐朽官僚。王安石在建立改革的統一戰線方面首先失之偏狹，以至樹敵過多。假如王安石在用人上，聽其言而觀其行，堅持用人唯賢的路線，而不是黨同伐異，至少，新法在實行過程中便不會變味，變著法兒來擾民，成為某些打著變法之名來營私舞弊，肥了私囊的新貴們翻云覆雨的工具。名臣們一致反對王安石變法，恐怕很大程度在他的用人上，他所任用的一些人，為名臣們所不齒，自然不屑與之為伍。而且，像蘇軾兄弟也不是一概反對變法，否則便不會有“司馬牛”的故事了。

　　不管怎樣韓琦的道德無庸置疑，但他的能力就有些問題了，在北宋西夏國之間的戰爭他是定難戰區的司令官。他有個特點，就是屢戰屢敗，縱觀宋史研究，就會發現韓琦的智商有些問題。在他的那個著名的“七條例”中的內容實在令人精神恍惚。他認為放棄植樹國防（當然指變法后），放棄于高麗通商，護城河隨它淤塞，城墻隨它倒塌，人民隨它痛苦，就會使遼國歡欣，不再找北宋麻煩。趙頊遠小人奸佞（王安市）親正人君子（他與司馬光）就會使天下太平。我們真搞不明白一個愛國者為何用這樣的措辭。文彥博，這個人沒有民本思想，趙頊曾經對他說“小民們支持變法”。文彥博說“陛下是靠小民治國還是靠士大夫治國“。目光短淺之本質暴露無遺，我們真搞不明白為什末一位孔孟之道的堅持者為什末會如此反對孟柯的思想。北宋大多是諍臣，原因很簡單，在北宋胡說八道的最嚴厲懲罰不過是遠離中央，貶為地方官。這更可能是一種獎勵，不僅既得利益不受損，而且還得到正值等好名聲。這點宋做的不如唐，因為在唐朝人們必須對自己的言論負責，在那個年代出現魏征才是值得中國人欣慰的事。 范純仁，（范仲淹子，得乃父真傳）范仲淹的人品我一直有些懷疑，在語文書上范仲淹被描述成一個忠心愛國，敢于抗擊西夏人的文戎雙料英雄，其實這是一種避重就輕的說法。范仲淹在軍事上是個外門漢，但對內宣傳能力舉世無雙，他到定難戰區不到一個月就開始宣傳“小范老子（他自己）胸中百萬甲兵不似老范老子（范雍）可欺'

　　結果在他與韓琦的帶領下宋軍大敗。范仲淹執政頗為玲瓏，他的新政不怎末成功就放棄了（為了避免人身攻擊）它可比王安石差遠了。

　　所以我們得出結論道德高尚并不代表能力強，而那些名臣的道德本身就有些迂腐。那些所謂的杰出的人不懂得從歷史的角度看問題，雖然他們的本意是好的單導致的結果很嚴重。如果不是王安石的變法，北宋可能連西夏都對付不了）后來在王安石的提拔下被送出了一位軍事天才王韶，他是帶領變法后的軍隊擊敗了西夏，收復了實現土番國200年的領土），更不用提女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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