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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淵明與蘇東坡的歸隱比較
歸隱意思是回家隱居；回到民間或故鄉隱居。下面是小編收集整理的陶淵明與蘇東坡的歸隱比較，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陶淵明本不反對走仕途，相反，他當初是懷著“大濟蒼生”的抱負進入官場的，畢竟，知識分子實現人生價值最常見、最正統、最容易走通的道路就是當干部。但由于陶淵明不適應官場繁瑣的顯規則和潛規則，放不下架子，不愿意為五斗米向鄉里小兒折腰，在理想和現實的尖銳沖突中，陶淵明最后選擇了“守拙歸田園”。辭職后地位沒有了，俸祿沒有了，趨炎附勢的朋友沒有了，雖勤于耕作，“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日子還是很清苦。但他“不戚戚于貧賤”，“銜觴賦詩，以樂其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陶淵明時代人少地多，沒有環境污染，不難找到山清水秀的清靜之所，他能夠通過原始的農耕基本實現自給自足。但因為不求甚解，所以看的書多;因為輒飲必醉，所以喝的酒多。買書買酒在當時都是很奢侈的事情，增加了不少經濟支出，所以，生活時常窘迫。好在那時文化人少，陶淵明在鄉下更是稀缺資源，識個文、斷個字、當個家庭老師之類的，還是有用的，加上鄉風淳樸，總有人接濟他，使得他能夠忘機于世外桃源，從而給后世樹立了高人逸士的形象。
六百多年之后的蘇東坡是陶淵明的忠實粉絲，他真切推崇陶淵明的隱逸風度，發掘出其更多的美學價值。
與陶淵明相比，蘇東坡的才學更全面，他既是書法家(宋四家之首)，又是畫家(如枯木竹石圖)、美食家(如東坡肉)、服裝設計師(如子瞻帽)，其最突出的成就是詩文和詞作，尤其是詞作，蘇東坡對當時流行的娛賓遣興、依紅偎翠為格調的俗詞注入文人高雅的品格，特別是注入了蘇東坡式的超脫、飄逸、思辨的情趣和節操，這種雅化的詞風，契合了當時社會的審美發展思想，影響深遠。
蘇東坡的才學積累和展示得益于北宋偃武修文的國策。當時文壇思想活躍，群星閃爍，文化人占據了社會上層。蘇東坡立志報國，他思想敏銳，文筆犀利，胸無城府，口無遮攔。改革派上臺他挑刺，保守派上臺他也挑刺，甚至連一國的最高領導人也敢揶揄，整個一個愣頭“憤青”。同僚雖以敬佩或嫉妒的方式承認他的才學，但往往忍受不了他的個性。
蘇東坡的一生像過山車，滿腹經綸變成了“一肚子不合時宜”。他從高考成名開始，幾十年多次下崗、待業、行政記過、降職甚至判刑入監，幾乎“斷了老頭皮”，“破灶燒濕葦”的窘迫，“縹緲孤鴻影”的悲涼，“自稼躬耕”的艱辛，雖“長恨此身非我有”，但終未能“忘卻營營”，一生沒有遠離仕途主線，最終在工作調動途中溘然長逝，“江海寄余生”“一蓑煙雨任平生”只是寄托于詩詞中的理想，留給后人的不只是“也無風雨也無晴”的豪邁，更有“羨長江之無窮”、“人生如夢”的感慨。
陶淵明身心俱隱，是一個徹底的理想主義者。而蘇東坡一直游走于理想與現實之間，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歸隱，這更符合不同時代許多知識分子的思想和生活狀況，其內心的糾結更能引起人們的共鳴。
受陶淵明、蘇東坡們的影響，之后遭遇社會矛盾、仕途坎坷、生活困頓的文人士大夫不再完全服從于傳統的儒家教化，反映到他們的文學作品中就是不再以官場為雅、仕進為雅，而是以山野為雅、歸隱為雅。
擴展資料：
東坡與陶淵明所處的時代不同。 蘇東坡處在一個偉大的時代。那個時代是中國歷史言論最為自由的時代，王安石變法也好，司馬光廢法也罷，他們都只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就是為了富國強兵、人民安居樂業。蘇東坡雖和他們的政治觀點時不相容，但他畢竟胸懷一顆激蕩摯誠的心，一腔凌云沖天的志氣，一身熊熊燃燒的激情，一種積極進取的希望。所以即使他宦海沉浮不定，仕途艱難險惡，也不會穿上衲衣，離開仕途，遠離塵世。即使歸隱田園，他也總是一腳走進隱逸的山水，一腳還留在他熱愛的人間。
而比起蘇東坡所處的時代，陶淵明則顯得不幸得多。他生活在東晉后期，統治者篡弒頻繁，殺戮成性，貴族腐敗，門閥制度森嚴，階級矛盾十分尖銳，政治極為黑暗。當時黑暗的現實已經逼出了像阮籍、嵇康這些放浪形骸的“竹林七賢”， 陶淵明同樣身遭門閥制度的排擠。處在那樣的時代，無論他怎樣的少年好學和知識淵博，也無論他所寫的詩、賦、文如何出色，都無法施展他的政治抱負。這就是陶淵明仕途不通的原因，也是陶淵明以決絕的態度，遠離塵世的社會根源。
蘇東坡與陶淵明的典型意義不同。蘇東坡是中國文化史上的曠世奇才，罕見的多面手。他以神奇的文筆、淵博的學識、睿智的思想、高尚的人格、豐富的經歷、巨大的成就，在中華文化的歷史長河中，在歷代人民的心中樹起了一座豐碑！毫無疑義，他的成就遠非任何一個今人所能相比。借用林語堂評價的話說“蘇東坡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樂天派，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一個百姓的朋友，一個大文豪，大書法家，創新的畫家，造酒實驗家，一個工程師，一個假道學的憎恨者，一位瑜珈術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個皇帝的秘書，酒仙，心腸慈悲的法官，一個政治上的堅持己見者，一個月夜的漫步者，一個詩人，一個生性詼諧愛開玩笑的人。”他的偉大之處在于他比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
官場中人或者山野隱士更具有多樣的才華，豐富的感情，幽默的語言，豁達的心境。
而陶淵明在當時只以隱士著稱，他的文學創作沒有得到高度的評價，這是因為他平淡自然的風格與當時崇尚的華麗文風不合。蕭統是第一位發現陶淵明文學價值的人，既推崇其人格也推崇其文學。到了宋朝，特別是經過蘇軾、朱熹的弘揚，以及湯漢對其作品的詮釋，陶淵明才真正確立了他在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這地位一直保持到今天，并獲得了世界的聲譽。 陶淵明又是安貧樂道與崇尚自然的魏晉風流的代表，是中國士大夫的一個精神歸宿和精神家園，許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以后，或厭倦了官場的時候，往往回歸到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的可貴精神上來，從他身上尋找新的人生價值，并借以安慰自己。白居易、蘇軾、陸游、辛棄疾等莫不如此。于是，不為五斗米折腰也就成了中國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座堡壘，用以保護自己出處選擇的自由。而平淡自然也就成了他們心目中高尚的藝術境地。
蘇東坡與陶淵明歸隱田園的緣由不同。蘇東坡是在“烏臺詩案”中大難不死的境況下，被逼無奈地來到貶謫地黃州的，不但過著躬耕自食、極其清苦的生活；而且隨時都有可能被朝廷賜死，丟掉卿卿性命。好在蘇軾是闊略曠達之人，作為一個有著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在黃州，他依然能苦中作樂，安貧樂賤，災難舛途和艱難困苦消磨不了他心中堅定的人生信念。在黃州過田園生活，只表明他在政治上不能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在仕途上落魄失意之時，才寄情于山水間；他也并不僅僅滿足于在“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的夜晚吹吹風，飲飲酒，寫寫詩的閑適日子，有朝一日，他還要去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
而陶淵明與蘇東坡最大不同的是，他是自愿辭官歸隱。只要自己愿意，他隨時都可以東山再起，吃膩那“五斗米”。 陶淵明看到了社會的腐朽，但沒有力量去改變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會的危機，但找不到正確的途徑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復歸。歸隱后，陶淵明每天心甘情愿地忙于耕種、交游、飲酒，過著自給自足、悠然自得的生活。這種歸隱生活，使他像一只長久被關在籠中的鳥兒，終于隨心隨性，復歸自然了。毫無疑問，他歸隱以后盡情享受著“娛情詩酒、崇尚自然、盡享天倫、體驗農趣、撫摸傷痛，不忘憂思”的文人雅士之情趣。陶淵明的思想可以這樣概括：通過泯去后天的經過世俗熏染的“偽我”，以求返歸一個“真我”。這可以在他自己所創造的詩境里找到依據。
比照蘇東坡和陶淵明的一生，我們也可挖掘他們的許多相同之處。
兩人的才學、為人和為官以及對待進退的態度，歷來被中國的讀書人視為典范。在才學方面，他們皆少年好學，知識淵博，詩、文都寫得非常出色，是中國文學史上被人們津津樂道的文人大家。在為人方面，他們能在逆境中保持堅貞氣節和獨立人格，決不隨波逐流；在為官方面，他們都能堅持為官一地，造福一方；在人生態度上，他們即使歸隱田園，過著平淡的生活，也能保持樂觀豁達的心態。孟子所云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這句話的內涵，在他們身上則能很好地體現出來。
蘇東坡和陶淵明歸隱田園的生活境遇和心愿相似。他們都親自耕作，親自修建草房，過著清苦的生活。但陶淵明的灑脫是蘇東坡所向往的。可以說，陶淵明是寄托于山水，蘇東坡則寄托于陶淵明，也就是兩人都寄托于山水。蘇東坡有《江城子》一詞為證：“夢中了了醉中醒。只淵明。是前生。走遍人間，依舊卻躬耕。昨夜東坡春雨足，烏鵲喜，報新晴。//雪堂西畔暗泉鳴。北山傾。小溪橫。南望亭丘，孤秀聳曾城。都是斜川當日境，吾老矣，寄余齡。”他還“隱括”陶淵明《歸去來辭》成《哨遍》一詞：“使家童歌之，時向從于東坡，釋耒而歌之，扣牛角為之節，不亦樂乎？”。這些都表明，在精神上蘇東坡有陶淵明拋去熙來攘往的污濁世界，縱浪大化，不期生滅的感悟。在黃州，蘇東坡也的確過上了與陶淵明一樣隱逸的生活，在短短兩年零七個月時間里，蘇東坡和陶詩多達四十七首，幾乎把陶淵明的詩應和了一遍，“只淵明，是前身”，可見蘇東坡對陶淵明的向往之情。而這種向往，其實就是蘇東坡身處不幸的精神武器，他從陶淵明的身上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種樣式，生命的另一種樂趣。
蘇東坡與陶淵明的人生境界相似。陶淵明的人生境界為蘇東坡所景仰，因而，蘇東坡到惠州后，能積極去履陶淵明的足跡，如“羅浮稚川界，夢往從之游。”“我欲作九原，獨與淵明歸。”“愧此稚川翁，千載與我俱。畫我與淵明，可做三士圖。”“攜手葛與陶，歸哉復歸哉”等零星詩句，可管窺詩人胸臆之一斑。蘇軾覺得自己可與葛洪、陶潛畫為三士圖，并作逍遙游，追求回歸自然、質樸閑適、超然物外的田園生活，可見他決心以淵明為榜樣了。在經歷了冤獄生死之后，蘇東坡“樂乎于田野鄉間”，這是他靈魂的一個歇息。所以我們在蘇軾身上，常常也能尋到陶淵明的影子。當然，從客觀上講，蘇東坡的人生境界雖日臻脫俗，但比起陶淵明的境界來，終究略遜一籌。畢竟兩人個性與追求大不相同。因為陶淵明隱而不仕出于自愿，東坡則出之無奈。難怪東坡“深愧淵明，欲以晚節師范其萬一也。”
蘇東坡與陶淵明過著“躬耕自食”的生活時，他們的妻妾都能安貧樂賤，與他們甘苦與共。陶淵明辭官歸里，過著“躬耕自資”的生活。其夫人翟氏，始終與他志同道合，安貧樂賤。歸隱之初，他們“夫耕于前，妻鋤于后”，共同“開荒南野際，守拙歸田園”，維持生活，然后又利用“方宅十余畝”，蓋起了草屋，還在房后種植柳樹、榆樹，房前栽桃樹、李樹。即使在陶淵明的晚年，生活愈來愈貧困，落入饑寒交迫的境地，夫人翟氏也一樣不怨不悔地與他固窮守節。蘇東坡因“烏臺詩案”貶為黃州團練副使時，手頭拮據，入不敷出，時常都有斷炊之憂，過得極其清苦生活，幸虧夫人王閏之與侍妾王朝云甘愿一直布衣荊釵，與他一起共同勞動，躬耕自食，并在農民的指點幫助下，共同修建五間茅房。在妻妾的得力輔助下，東坡在黃州度過了最艱難困苦的四年時間。夫人王閏之死后，貶謫惠州的蘇東坡即使在 “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的凄涼晚景下，侍妾王朝云依然不棄不離，對他深情款款。
蘇東坡與陶淵明的田園生活，還有一個明顯的共同特征，這就是他們都能歌頌勞動，親自參加生產勞動，尊重勞動人民，接近勞動人民，能和勞動人民生活在一起，并且感到有很大的樂趣。作為封建社會的文人官吏，能夠做到早出晚歸辛勤耕作，能夠與勞動人民打成一團，這在當時社會士大夫鄙視勞動的情況下，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也是在中國文學史上極少見的，他們勞動的本身便具有進步意義，同時也使他們的田園詩具有勞動生活氣息，不僅描寫了詩人參加勞動的情況，還宣揚了依靠勞動而食的真理，這種觀點確實是十分難得的。尤為難得的是，他們對勞動人民的感情是十分真摯的，蘇東坡說自己“我是識字耕田夫”，陶淵明在詩中說：“且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兩位詩人與勞動人民的密切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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