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詩文中的“歸隱”情結

時間：2024-06-28 10:54:05 陶淵明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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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淵明詩文中的“歸隱”情結

　　“隱”，即仕的對立面，是相對于仕的隱，脫離開仕，也就無所謂隱。“隱”和“仕”都是一種處世的態度，即出世或入世。“歸”是淵明詩文中出現頻率很高的一個字，如“開荒南野際，抱拙歸園田。”(《歸園田居·其一》)，“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里”(《飲酒·其十九》)，“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歸去來兮辭》)等。“歸”，主要解釋為“返回”之意，“歸隱”即返回到“隱”這種處世態度或處世方法，也即“出世”。從“返回”一詞中可簡要概括出陶淵明的人生歷程：出世(居田)——入世(時仕時歸)——出世(歸田)。在其《飲酒·其十九》中寫到：“疇昔苦長饑，投耒去學仕。”從中也可知道，陶淵明是在學仕之前先已在田園之中，所以他的歸隱是名副其實地回到了自己的本源，而“投耒去學仕”反而是學著過的一種生活，一種不自然的生活，違背自己本性的生活。“情結”意為“心中的感情糾葛”或“深藏在心底的感情”，“歸隱”正是陶淵明“深藏在心底”的一份情。這可從他的詩文中來求證：

陶淵明詩文中的“歸隱”情結

　　(一)“居官”時期的歸隱情結

　　陶淵明“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他從小就愛好大自然，對世俗的事情不甚留心，不感興趣。不過，年輕時代的陶淵明也曾抱有“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八首·其二》)的雄心壯志，他在《榮木》一詩中還寫到：“先師遺訓，余豈云墜?……千里雖遙，孰敢不至!”所以后來，陶淵明出仕了，但在居官過程中，他卻一再留戀山澤鄉居的生活，時仕時歸。

　　陶淵明是在二十九歲時去江州做祭酒，但沒有做成什么事情卻看到了許多官場之弊，深深打擊了他的自信心和少壯時期的熱情。所以，他很快就辭官歸田。“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里”是他當時就下過的決心，也曾想堅持下去，但此時的陶淵明畢竟年紀尚輕，內心還埋藏著希望之火，再加上朝廷中又發生了一些“良性變化”[5]，重新激起了陶淵明“大濟于蒼生”的壯志豪情。于是，閑居了幾年后的陶淵明，在三十多歲時再度出仕。但這一次，他依舊不是一路歡欣，而是對官場生活越來越表現出明顯的抵觸情緒，退隱之心更是與日俱增。且看《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詩》二首：

　　其一：行行循歸路，計日望舊居。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隅。江山豈不險?歸子念前途。凱風負我心，戢枼守窮湖。高莽眇無界，夏木獨森疏。誰言客舟遠?近瞻百里余。延目識南嶺，空嘆將焉如!

　　其二：自古嘆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曠，巽坎難與期。崩浪聒天響，長風無息時。久游戀所生，如何淹在茲?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當年詎有幾?縱心復何疑。

　　這兩首詩寫于晉安帝隆安四年(400)，陶淵明36歲(據王瑤編注《陶淵明集》)，他此時是桓玄的幕僚，作為桓玄的使者到建康(南京)，請求獲準發兵討伐孫恩[6]。從詩歌描寫的情形來看，他這次赴京雖然履行了使命，但回來時的情緒卻十分不好，詩中通過征途中遭風浪、阻窮湖而不得盡快到家的苦惱，曲折地表達了詩人厭倦官宦生活，向往田園生活的感情;又以歸路與舊居相對，以行役之苦與園林安靜美好使人留戀作比，表明他對出仕做官所抱的厭倦態度。在蕭統的《陶淵明傳》中有記載，陶淵明當時到了京都建康之后，由于親眼看到了司馬道子父子及司馬尚之兄弟挾制皇室和他們的專橫暴虐，看到了司馬道子、司馬元顯與桓玄的矛盾實質上不過是各派勢力之間的權力爭奪等等，陶淵明不僅對朝廷失去了信心，對桓玄也起了疑慮。這樣，他原先內心的熱情消退了，越發感到這次行役沒有意義，甚至后悔當初的出仕，又轉而思念起園林，想重新回去隱居了。“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當年詎有幾?縱心復何疑。”這正寫出了他當時的心境。

　　但這次的辭官歸隱，沒有像辭去江州祭酒那樣容易，陶淵明的心中充滿了欲隱而不能隱的痛苦，而在仕與隱的矛盾中更加大了他歸隱的趨向。“遙遙從羈役，一心處兩端。……蕭條隔天涯，惆悵念常餐。慷慨思南歸，路遐無由緣。……”(《雜詩三首·其一》)，“閑居執蕩志，時駛不可稽。驅役無停息，軒裳逝東崖。……荏苒經十載，暫為人所羈。庭宇翳馀木，倏忽日月虧。”(《雜詩三首·其二》)時光悄悄飛逝，而詩人仍陷在“心為形役”的“塵網中”不得自由，在用詩歌來寄托悲凄之情的同時，陶淵明的歸隱情緒也越來越濃。“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如何舍此去，遙遙至南荊?……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在詩文中，陶淵明一在表示辭官之愿和在田園中從文立善的決心。

　　陶淵明的第三次出仕是在劉裕帳下任參軍。這次出仕的原因更多是由于“疇昔苦長饑”，才“投耒去學仕”，所以從一開始，陶淵明就沒有抱太多的熱情。且看他的《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一詩：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時來茍冥會，宛轡憩通衢。

　　投策命晨裝，暫與園田疏。眇眇孤舟逝，綿綿歸思紆。我行豈不遙?登降千里余。目

　　倦川涂異，心念山澤居。望云慚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跡拘?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

　　本詩寫于晉安帝元興三年(404)，陶淵明40歲，本詩是在他去赴任劉裕的參軍的途中所作。在路途中，船在向前行，但歸思卻把詩人向后拉。異鄉的景物沒有使詩人感到新鮮，卻使他感到厭倦，因為詩人心中所懷念的，是身著粗衣也欣然自得的田園生活，田園筆耕的素志，才是陶淵明內心的真正寄托。自由自在高飛的鳥兒，在水中輕快地游來游去的魚兒，都使他這個有了俗務纏身、不得自由的人感到慚愧。所以詩人強調他是“暫與田園疏”，表示“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他最終要回到田園隱居。這一次，陶淵明更加堅定地確定了他最終的人生歸宿--歸隱田園。

　　晉安帝義熙元年(405)初，陶淵明離開了劉裕幕府回到了潯陽，在當時任江州刺史的劉敬宣麾下做參軍。同年三月，陶淵明作為劉敬宣的使者到京師給劉裕送辭職表，途中寫下了《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這首詩：

　　我不踐斯境，歲月好已積。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微雨洗高林，清飆矯云翮。

　　眷彼品物存，義風都未隔。伊余何為者，勉勵從茲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終懷在壑舟，諒哉宜霜柏。

　　在詩中，陶淵明再次表達了要永久歸田的決心，對自己拋棄田園生活而走仕宦之路一再提出懷疑甚至自責，表示“素襟不可易”，即自己歸隱田園的素志不可改變，并表示自己的德行要像霜中挺拔的松柏那樣堅定高潔。不難看出，陶淵明的歸隱決心是越來越大。終于，在他41歲的這一年，從彭澤縣令任抽身歸隱后，躬耕壟畝，再不出仕。他在《歸去來兮辭》中寫到：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

　　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飏，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開頭兩句，如大聲疾呼，如大聲棒喝，這是詩人對自己發出的召喚和命令。詩人把自己13年中的仕途生活，看作是失路人走過的一段“迷途”，可見痛悔之深。而對即將到來的田園生活則向往之至，情懷急切，語調輕快，不難想象詩人當時的心情。

　　陶淵明出任彭澤縣令為期甚短，他辭官的原因是不為五斗米折腰。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最早見于沈約的《宋書·隱逸傳》，后來蕭統作的《陶淵明傳》也有類似的記載，“淵明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在親故的勸說下，決定到離家鄉不遠的彭澤當縣令。適逢郡督郵來縣視察，縣吏說：“應束帶見之。”淵明嘆息：“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當即解綬去職，在任僅八十余日。《歸去來兮辭》就是這件事實和這番心理的自白。他在辭的序言中寫到：

　　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

　　出仕彭澤令，本是為了溫飽，但卑躬屈膝的官場生活與淵明的個性到底不相容。幾經體驗，他終于感到挨餓受凍盡管痛苦，但是違背自己的本性更是難以忍受。為了填飽肚子而勉強從仕是錯誤的，有愧于自己的“平生之志”。陶淵明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回到田園后更窮了，甚至不得不去乞討，但他的心卻寧靜了，因為在隱居生活中他找到了心靈的歸宿，獲得了精神上的滿足。

　　(二)“居田”時期的歸隱情結

　　陶淵明歸隱田園后，實現了自己居田從文的人生理想，此后他在思想上雖曾產生過功業無成的苦悶，也并未徹底遺忘世事，但他始終不改初衷，經受住了艱苦生活的考驗。畢竟，他是遵循著“自然”的召喚，十分自覺地退出了官場，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故鄉田園。

　　當然，已過不惑之年的陶淵明也常有此類的人生慨嘆：“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歸園田居五首·其四》)、“榮華誠足貴,亦復可憐傷”(《擬古·其四》)、“流淚抱中嘆，傾耳聽司晨”(《述酒》)……。但是他的精神并沒有深陷在痛苦的泥潭中不能自拔。相反，他在“自然”中找到了新的精神寄托。陶淵明《飲酒》詩中最著名的句子“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就表現了他在歸隱中的閑適心情。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稱這兩句詩是“無我之境”的典范，他解釋“無我之境”為“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7]可見，此時的陶淵明已達到了“莊周化蝶”[8]的境界，與大自然融為了一體。青的山，白的云，盛開的秋菊……都在陶淵明的眼前呈現出最美好的天然形態，沒有一絲污垢，沒有半星塵埃。他全副身心擁抱著這一切，仿佛化成了它們的一部分。此時再回想官場中的生活，如籠中之鳥，不得自由，“心為形役”，痛苦不堪，他如何會拋棄眼前的歸隱而去出仕呢?他要追求的是“復得返自然”，拋棄官場那種“非自然”的生活，從功名利祿榮華富貴等外物的束縛下解脫出來，返回到質樸真淳的人生。他不僅自己堅定地做到了這一點，也以此來規勸他的隱士朋友們。

　　與陶淵明同稱為“潯陽三隱”之一的周續之為江州刺史所請，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一起在城里講禮、校書，其辦公的地方同馬廄差不多，陶淵明還寫了詩去嘲諷他們，這就是《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一詩：

　　負婀頹檐下，終日無一欣。藥石有時閑，念我意中人。相去不尋常，道路邈何因。

　　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道喪向千載，今朝復斯聞。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老夫有所愛，思與爾為鄰。愿言誨諸子，從我穎水濱。

　　陶淵明在詩中對當權者通過虛偽的崇“禮”以達到為自己沽名釣譽和籠絡人心的目的，含蓄地表示了否定的態度;對周續之等三人既非其時、又非其地的講“禮”行為和有召即出的假隱士態度提出了批評，并勸他們和自己一起隱居。陶淵明不僅自己不應征命，還希望別的隱士也同自己一樣站穩立場，可見其歸隱情結不僅植根在了心中，更深入了骨髓!

　　入宋后，陶淵明貧病加劇，江州刺史檀道濟前去看望，并說：“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勸陶淵明放棄隱居之志出仕。但陶淵明仍不為所動，也不接受檀道濟的饋贈。(見蕭統《陶淵明傳》)在他心目中，“道”不同，非但不相謀，甚至吃一頓飯也是不可以的，毫無松動之處。他寧可敲門乞食，也決不為米棄志。陶淵明堅持己志以終老，在封建社會無數的隱士中，可以說是非常突出的，他不愧為中國古代最著名的隱士!

　　(三)從“徘徊——回歸”的詩文主題中解讀其歸隱情結

　　在漢魏以來的文人詩中，徘徊是一個帶有普遍性的主題。阮籍在其《詠懷詩》中說：“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當代學者袁行霈認為：“這兩句詩所表現的那種寂寞空虛、百無聊賴、徘徊不定的心理狀態，在魏晉詩歌中很有典型性。”[9]晚于阮籍一百余年的陶淵明，繼承阮籍之遺音，賦予了“徘徊”主題以新的意義。

　　上文已述，陶淵明于公元398年至405年先后投入荊州軍府桓玄和北府劉裕幕中，置身在政治斗爭的漩渦里。在這政治上最為黑暗、混亂的八年里，他沒有找到可以依靠并且值得為之效忠的政治勢力。這八年就成了陶淵明一生中徘徊幅度最大的八年。而實際上，他的徘徊從更早就開始了。早在他第一次出仕江州祭酒時，他就“不堪吏職”，很快地解甲歸田。這一進退便是他更早一次的徘徊。從青年時代一直到辭去彭澤縣令，又徘徊了多年，終于又回到了原來的出發點——田園。“陶淵明和阮籍一樣，都徘徊在相互敵對的政治力量之間，無所適從，內心經歷著同樣的風雨。所不同的是，阮籍以醉酒任誕應付新的當政者，而沒有退出仕途。陶淵明則拂衣而去，斷然離開了仕途，甘愿躬耕了此一生。”[10]所以，“徘徊——回歸”成為陶淵明詩文中新的主題。

　　在辭彭澤縣令之前，陶淵明雖然是鐘情于隱逸生活，但是在官僚與隱士這兩種社會角色的選擇上，陶淵明有過矛盾的心情。他“遙遙從羈役，一心處兩端”。從仕的心情是由于他自幼熟讀儒家經典，有著大濟蒼生的政治理想，另外是由于“疇昔苦長饑”為了生存的需要而出仕。同時，他又崇尚老莊的自然思想。因此，從29歲到41歲的13年間，他在官場與田園之間徘徊不定，幾度進出。陶淵明在隱居生活中難免有入世之心，但是居官時卻時刻不忘歸隱之情。辭彭澤縣令之后，隱居的決心在他心中徹底堅定了下來而不可動搖，一生的歸宿終于安守在了曾令他魂牽夢繞的田園。但是，此后的躬耕生活里，陶淵明的心情依然有過不平靜的時候。“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凄,終曉不能靜。”(《雜詩八首·其二》)。朝廷的征召[11]讓陶淵明又一次陷入了徘徊選擇的矛盾中而導致心情不能平靜。然而，雖然心情不平靜，但是，陶淵明依然堅持居田到底。所以，我們可以認為，陶淵明是力圖以出仕的方式尋求到入世的成就。于是，他在徘徊之后仍是回歸田園。此后，陶淵明在詩文里一再描寫隱居的快樂，如“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飲酒·其九》)“托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飲酒.其四》)這固然是他真實的感受，但也可以視為他堅定自己歸隱決心的一種表現。“他(陶淵明)的徘徊——回歸主題與單純的徘徊有所不同，徘徊與回歸是相聯系著的……行跡和內心的徘徊在詩文中常常表現為回歸的決心。”[12]這也可以說是陶淵明的歸隱情結以另外一種形式的展現。

　　在陶淵明的作品中，《歸去來兮辭》是“徘徊——回歸”這一主題的集中體現。前面已經說過，這篇辭賦是陶淵明在辭去彭澤縣令是時候所作的，當時他將歸而未歸，但心已經飛歸田園，并且設想歸途的情景、歸后的情景、乃至第二年春天農耕的情景，一一歷歷在目。可以看得出來，他在設想一種新的生活，籌劃一個新的開始。《歸去來兮辭》宣告了徘徊的結束，也宣告了回歸的決心，此時，陶淵明的歸隱情結已經充分地展現和升華。從此以后，陶淵明不再徘徊，只剩下了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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