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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淵明為什么辭官歸隱？
歸園田居·其一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
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
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
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
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
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
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
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
戶庭無塵雜，虛室有余閑。
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
陶淵明為什么辭官歸隱?
在學習陶淵明的《歸園田居》一詩時，有的同學問：“陶淵明怎么就不喜歡做官呢?真奇怪!”有的同學說：“陶淵明因為厭惡官場的黑暗才辭官歸隱的。”現在學習《歸去來兮辭并序》了，學生對課文注解上的“一直厭惡官場”之說及課文中的相關內容仍舊大惑不解。這既反映了學生受當代社會思潮影響之深，也可見出學生對陶淵明所作所為及所處歷史時代的隔膜與陌生。下面擬就此談一些最基本的情況以幫助同學們理解課文并就教于大家。
首先應該肯定地說，從各方面的情況看，并不是陶淵明本人不喜歡做官。第一，從家庭背景看，陶淵明的曾祖陶侃是東晉的開國元勛，官至大司馬，封長沙郡公。祖父、父親均作過太守。外祖父孟嘉曾任征西大將軍桓溫的長史。所謂將門出虎子，出身于世代官宦家庭、又是元勛之后的陶淵明，不可能不期望在仕途中有所進取、在政治上有所作為。第二，從“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等詩作看，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陶淵明青年時期就曾立下“大濟于蒼生”、建功立業的雄心壯志。第三，從陶淵明的個人經歷看，陶淵明出生時，陶家已經衰落，所謂“少而貧病，居無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給”(顏延之《陶征士大講述誄》)，“逢運之貧。簞瓢屢罄，希谷冬陳”(《自祭文》)，好酒的陶淵明除了必須解決全家人的口糧問題吃飯問題外還得解決釀酒用糧，而出仕前陶淵明已經“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瓶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歸去來兮辭并序》)，為了“酒計”、生計，出仕做官以獲得盡可能多的祿米無疑是最佳途徑。因而，有如此形勢，再加上“親故多勸”，陶淵明在他二十九歲時便毅然走上了仕途且大有一發而不可收之勢：先作江州祭酒，不久，因“不堪吏職”辭官而歸。州府召他任主簿，他不肯就職，在家中閑居了幾年。三十六歲時，作荊州刺史桓玄的僚佐，不久，又辭歸。四十歲時，出任鎮軍將軍劉裕的參軍，后又作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劉敬宣的參軍。四十一歲辭歸。同年八月，在親友的勸說下，自覺著“公田之利，足以為酒” (《歸去來兮辭并序》)，便毅然出任彭澤令。只是在任職八十余天時，傳來了妹妹死于武昌的噩耗，又恰逢郡里派督郵來縣里巡視，聽到縣吏“應束帶見之”的告誡，陶淵明才發下了 “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小兒(蕭統《陶淵明傳》)”的驚天大誓并于當天解綬辭官回鄉。
一發而不可收之勢”終于被他給“收”住了，陶淵明終于同污濁喧囂的官場徹底決裂，拋棄了功名利祿，歸隱于恬靜的田園——可這并不是由于他對做官、對政治原本就不感興趣。那么，陶淵明辭官歸隱且如此堅決的原因是什么呢?歸結起來，不外乎如下幾點：
第一，陶淵明的成長經歷使他具有了較之同時代的人更為復雜的思想從而使得他的歸隱成為一種可能。陶淵明年幼時，家庭已經衰微，八歲喪父，十二歲母親病逝，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外祖父家里藏書多，給他提供了閱讀古籍和了解歷史的條件，在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的兩晉時代，他不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樣學了《老子》《莊子》，而且還學了儒家的《六經》、文、史以及神話之類的“異書”，兼收并蓄了儒、道兩家的思想，培養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愛丘山”的兩種不同的志趣：儒家積極用世、兼濟天下的思想使他具有濟世之志，故而多次出仕，而他所繼承的正始以后道家批判現實、否定現實的精神，以及老莊思想中固有的消極避世、清靜無為、順適自然的一面，又給予他以消極的影響，使他在現實生活中稍不順意就退避歸隱，這時，儒家安貧樂道、君子固窮的思想又成了他有力的心理支撐。因此，他在出處問題上反反復復，出仕做官合情合理，辭官歸隱也自然而然且十分堅決，甚至后來農田不斷受災，房屋被火燒，境況愈來愈惡化，朝廷征召他任著作郎，他都拒絕得異常堅決!
第二，東晉士族文人普遍企羨隱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風氣，對陶淵明對陶淵明辭官歸隱也有不可忽視的作用。《歸園田居》所說“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之類，就是這一影響的最直接的反映。該詩中間寫景的一節，“方宅”以下四句，以簡淡的筆墨，勾畫出自己居所的樸素美好;“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視線轉向遠處，使整個畫面顯出悠遠、虛淡、靜穆、平和的韻味。這正是作者拿自由、隱逸之類的時代精神比照衡量自己所處的官場而得出來的必然結論，作者也正是以此作為污濁喧囂的官場——所謂“樊籠”——的對立面，來表現自己的社會理想和人生觀念的。由詩的結句“復得返自然”中既指自然的環境也指自然的生活的“自然”也可以約略看出，陶淵明向往的社會是和平安寧、自耕自食、無競逐無虛偽、沒有相互壓迫和殘害的社會;他追求的人生是淳樸真誠、淡泊高遠、任運委化、無身外之求的人生;他所喜愛的生活環境，也是恬靜而充滿自然意趣的鄉村。這種追求使他的心情更加沖淡、平和、曠潔、悠遠，離官場的氛圍也越來越遠，做起官來越來越痛苦，他不辭官歸隱又能往哪里去呢?
第三，陶淵明不愿意“為五斗米折腰向鄉小兒”而辭官歸隱，是深受外祖父影響的個性使然。其外祖父孟嘉是當時頗有影響的一代名士，“行不茍合，年無夸矜，未嘗有喜慍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亂;至于忘懷得意，傍若無人。”(《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這對于陶淵明“質性自然”、秉性真淳的個性修養有深遠的影響，陶淵明是在“親故多勸”、生活逼迫之下因“公田之利，足以為酒”而出仕的，他“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認為“饑凍雖切，違己交病”，以“口腹自役”“深愧平生之志”，因此，本打算收了公田里成熟的莊稼即“斂裳宵逝”，一得到“程氏妹喪于武昌”的消息便立即“因事順心”掛印而去還認為“以往之不柬”、“來者之可追”、“今是而昨非”(以上因文均見于《歸去來兮辭并序》)也就不足為奇了。
最后，“心憚遠役”的心理“風波未靜”的時局(《歸去來兮辭并序》)使陶淵明辭官歸隱成為必然。他所生活的東晉時代，是一個宗室內部斗爭愈演愈烈、對政權有野心的軍閥相互混戰、經常血腥殺戮乃至激烈火并的時代，這種混亂局面不僅給人民帶來了災難，同時給社會上層造成了嚴重的不安全感，陶淵明的政治雄心也不能不有所消減;另一方面，在這種權力爭奪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陰謀，無不打著崇高道義的幌子，這又使秉性真淳的陶淵明難以忍受;再者，當時舉賢不出士族、用法不及權貴的嚴酷的門閥制度和動蕩不安的政治局勢，使他根本無法施展自己的才能與抱負。所以，強烈的歸隱愿望便最終壓倒了相對淡泊的做官心境，“愛丘山”的夙愿也終于戰勝了“逸四海”的猛志，可以說，陶淵明的辭官歸隱，實際上是純真的理想與殘酷的現實無法調和的結果，是生性自然的心境與暴戾殘酷的官場無法統一的必然。
魯迅先生曾經看出了陶淵明在隱居中仍然渴望強烈的、有所作為的人生，并特地指出陶詩不但有“靜穆”、“悠然”的一面，也有“金剛怒目”的一面，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陶淵明是抱著彼此矛盾的愿望走上人生道路的，當后一種愿望占據了主導地位時，他便義無反顧地出仕，相反，他就歸隱田園。因此可以說，辭官歸隱并不是起碼并不僅僅是因為陶淵明厭惡官場的黑暗，出仕做官的過程是陶淵明與上層統治階級決裂的過程，也是陶淵明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過程，更是陶淵明為實現“大濟蒼生”的理想抱負而不斷嘗試、不斷失望、終至絕望的過程。
(原載《中華活頁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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