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我是個吊兒郎當的學生

　　“我是個吊兒郎當的學生，不愛上課。”出自汪曾祺的文集《汪曾祺散文》中的《新校舍》，以下是小編收集整理的《新校舍》原文，僅供參考！

　　《新校舍》原文

　　西南聯大的校舍很分散。有一些是借用原先的會館、祠堂、學校，只有新校舍是聯大自建的，也是聯大的主體。這里原來是一片墳地，墳主的后代大都已經式微或他徙了，聯大征用了這片地并未引起麻煩。有一座校門，極簡陋，兩扇大門是用木板釘成的，不施油漆，露著白茬。門楣橫書大字：“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進門是一條貫通南北的大路。路是土路，到了雨季，接連下雨，泥濘沒足，極易滑倒。大路把新校舍分為東西兩區。

　　路以西，是學生宿舍。土墻，草頂。兩頭各有門。窗戶是在墻上留出方洞，直插著幾根帶皮的樹棍。空氣是很流通的，因為沒有人愛在窗洞上糊紙，當然更沒有玻璃。昆明氣候溫和，冬天從窗洞吹進一點風，也不要緊。宿舍是大統間，兩邊靠墻，和墻垂直，各排了十張雙層木床。一張床睡兩個人，一間宿舍可住四十人。我沒有留心過這樣的宿舍共有多少間。我曾在二十五號宿舍住過兩年。二十五號不是最后一號。如果以三十間計，則新校舍可住一千二百人。聯大學生三千人，工學院住在拓東路迤西會館;女生住“南院”，新校舍住的是文、理、法三院的男生。估計起來，可以住得下。學生并不老老實實地讓雙層床靠墻直放，向右看齊，不少人給它重新組合，把三張床拼成一個U字，外面掛上舊床單或釘上紙板，就成了一個獨立天地，屋中之屋。結鄰而居的，多是談得來的同學。也有的不是自己選擇的，是學校派定的。我在二十五號宿舍住的時候，睡靠門的上鋪，和下鋪的一位同學幾乎沒有見過面。他是歷史系的，姓劉，河南人。他是個農家子弟，到昆明來考大學是由河南自己挑了一擔行李走來的。——到昆明來考聯大的，多數是坐公共汽車來的，乘滇越鐵路火車來的，但也有利用很奇怪的交通工具來的。物理系有個姓應的學生，是自己買了一頭毛驢，從西康騎到昆明來的。我和歷史系同學怎么會沒有見過面呢?他是個很用功的老實學生，每天黎明即起，到樹林里去讀書。我是個夜貓子，天亮才回床睡覺。一般說，學生搬床位，調換宿舍，學校是不管的，從來也沒有辦事職員來查看過。有人占了一個床位，卻終年不來住。也有根本不是聯大的，卻在宿舍里住了幾年。有一個青年小說家曹卣，——他很年輕時就在《文學》這樣的大雜志上發表過小說，他是同濟大學的，卻住在二十五號宿舍。也不到同濟上課，整天在二十五號寫小說。

　　桌椅是沒有的。很多人去買了一些肥皂箱。昆明肥皂箱很多，也很便宜。一般三個肥皂箱就夠用了。上面一個，面上糊一層報紙，是書桌。下面兩層放書，放衣物，這就書櫥、衣柜都有了。椅子?——床就是。不少未來學士在這樣的肥皂箱桌面上寫出了洋洋灑灑的論文。

　　宿舍區南邊，校門圍墻西側以里，是一個小操場。操場上有一副單杠和一副雙杠。體育主任馬約翰帶著大一學生在操場上上體育課。馬先生一年四季只穿一件襯衫，一件西服上衣，下身是一條獵褲，從不穿毛衣、大衣。面色紅潤，連光禿禿的頭頂也紅潤，腦后一圈雪白的鬈發。他上體育課不說中文，他的英語帶北歐口音。學生列隊，他要求學生必須站直：“Boys!You must keep your body straight!”我年輕時就有點駝背，始終沒有straight起來。

　　操場上有一個籃球場，很簡陋。遇有比賽，都要臨時畫線，現結籃網，但是很多當時的籃球名將如唐寶華、牟作云……都在這里展過身手。大路以東，有一條較小的路。這條路經過一個池塘，池塘中間有一座大墳，成為一個島。島上開了很多野薔薇，花盛時，香撲鼻。這個小島是當初規劃新校舍時特意留下的。于是成了一個景點。

　　往北，是大圖書館。這是新校舍惟一的瓦頂建筑。每天一早，就有一堆學生在外面等著。一開門，就爭先進去，搶座位(座位不很多)，搶指定參考書(參考書不夠用)。晚上十點半鐘。圖書館的電燈還亮著，還有很多學生在里面看書。這都是很用功的學生。大圖書館我只進去過幾次。這樣正襟危坐，集體苦讀，我實在受不了。

　　圖書館門前有一片空地。聯大沒有大會堂，有什么全校性的集會便在這里舉行。在圖書館關著的大門上用摁釘摁兩面黨國旗，也算是會場。我入學不久，張清常先生在這里教唱過聯大校歌(校歌是張先生譜的曲)，學唱校歌的同學都很激動。每月一號，舉行一次“國民月會”，全稱應是“國民精神總動員月會”，可是從來沒有人用全稱，實在太麻煩了。國民月會有時請名人來演講，一般都是梅貽琦校長講講話。梅先生很嚴肅，面無笑容，但說話很幽默。有一陣昆明鬧霍亂，梅先生勸大家不要在外面亂吃東西，說：“有一位同學說，‘我吃了那么多次，也沒有得過一次霍亂。’這種事情是不能有第二次的。”開國民月會時，沒有人老實站著，都是東張西望，心不在焉。有一次，我發現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的太陽竟是十三只角(按規定應是十二只)!

　　大圖書館后面是大食堂。學生吃的飯是通紅的糙米，裝在幾個大木桶里，盛飯的瓢也是木頭的，因此飯有木頭的氣味。飯里什么都有：砂粒、耗子屎……被稱為“八寶飯”。八個人一桌，四個菜，裝在醬色的粗陶碗里。菜多鹽而少油。常吃的菜是煮蕓豆，還有一種叫做蘑芋豆腐的灰色的涼粉似的東西。

　　大圖書館的東面，是教室。土墻，鐵皮頂。鐵皮上涂了一層綠漆。有時下大雨，雨點敲得鐵皮丁丁當當地響。教室里放著一些白木椅子。椅子是特制的。右手有一塊羽毛球拍大小的木板，可以在上面記筆記。椅子是不固定的，可以隨便搬動，從這間教室搬到那間。吳宓先生上“紅樓夢研究”課，見下面有女生沒有坐下，就立即走到別的教室去搬椅子。一些頗有騎士風度的男同學于是追隨吳先生之后，也去搬。到女同學都落座，吳先生才開始上課。

　　我是個吊兒郎當的學生，不愛上課。有的教授授課是很嚴格的。教西洋通史(這是文學院必修課)的是皮名舉。他要求學生記筆記，還要交歷史地圖。我有一次畫了一張馬其頓王國的地圖，皮先生在我的地圖上批了兩行字：“閣下所繪地圖美術價值甚高，科學價值全無。”第一學期期終考試，我得了三十七分。第二學期我至少得考八十三分，這樣兩學期平均，才能及格，這怎么辦?到考試時我拉了兩個歷史系的同學，一個坐在我的左邊，一個坐在我的右邊。坐在右邊的同學姓鈕，左邊的那個忘了。我就抄左邊的同學一道答題，又抄右邊的同學一道。公布分數時，我得了八十五分，及格還有富余!

　　朱自清先生教課也很認真。他教我們宋詩。他上課時帶一沓卡片，一張一張地講。要交讀書筆記，還要月考、期考。我老是缺課，因此朱先生對我印象不佳。

　　多數教授講課很隨便。劉文典先生教《昭明文選》，一個學期才講了半篇木玄虛的《海賦》。

　　聞一多先生上課時，學生是可以抽煙的。我上過他的“楚辭”。上第一課時，他打開高一尺又半的很大的毛邊紙筆記本，抽上一口煙，用頓挫鮮明的語調說：“痛飲酒，熟讀《離騷》——乃可以為名士。”他講唐詩，把晚唐詩和后期印象派的畫聯系起來講。這樣講唐詩，別的大學里大概沒有。聞先生的課都不考試，學期終了交一篇讀書報告即可。

　　唐蘭先生教詞選，基本上不講。打起無錫腔調，把詞“吟”一遍：“‘雙鬢隔香紅啊——玉釵頭上風……’好!真好!”這首詞就算講過了。西南聯大的課程可以隨意旁聽。我聽過馮文潛先生的美學。他有一次講一首詞：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頭，吳山點點愁。馮先生說他教他的孫女念這首詞，他的孫女把“吳山點點愁”念成“吳山點點頭”，他舉的這個例子我一直記得。

　　吳宓先生講“中西詩之比較”，我很有興趣地去聽。不料他講的第一首詩卻是：一去二三里，煙村四五家，樓臺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我不好好上課，書倒真也讀了一些。中文系辦公室有一個小圖書館，通稱系圖書館。我和另外一兩個同學每天晚上到系圖書館看書。系辦公室的鑰匙就由我們拿著，隨時可以進去。系圖書館是開架的，要看什么書自己拿，不需要填卡片這些麻煩手續。有的同學看書是有目的有系統的。一個姓范的同學每天摘抄《太平御覽》。我則是從心所欲，隨便瞎看。我這種亂七八糟看書的習慣一直保持到現在。我覺得這個習慣挺好。夜里，系圖書館很安靜，只有哲學心理系有幾只狗怪聲嗥叫——一個教生理學的教授做實驗，把狗的不同部位的神經結扎起來，狗于是怪叫。有一天夜里我聽到墻外一派鼓樂聲，雖然悠遠，但很清晰。半夜里怎么會有鼓樂聲?只能這樣解釋：這是鬼奏樂。我確實聽到的，不是錯覺。我差不多每夜看書，到雞叫才回宿舍睡覺。——因此我和歷史系那位姓劉的河南同學幾乎沒有見過面。

　　除了壁報，還有各色各樣的啟事。有的是出讓衣物的。大都是八成新的西服、皮鞋。出讓的衣物就放在大門旁邊的校警室里，可以看貨付錢。也有尋找失物的啟事，大都寫著：“鄙人不慎，遺失了什么東西，如有撿到者，請開示姓名住處，失主即當往取，并備薄酬。”所謂“薄酬”，通常是五香花生米一包。有一次有一位同學貼出啟事：“尋找眼睛。”另一位同學在他的啟事標題下用紅筆畫了一個大問號。他尋找的不是“眼睛”，是“眼鏡”。

　　新校舍大門外是一條碎石塊鋪的馬路。馬路兩邊種著高高的柚加利樹(即桉樹，云南到處皆有)。

　　馬路北側，挨新校的圍墻，每天早晨有一溜賣早點的攤子。最受歡迎的是一個廣東老太太賣的煎雞蛋餅。一個瓷盆里放著雞蛋加少量的水和成的稀面，舀一大勺，攤在平鐺上，煎熟，加一把蔥花。廣東老太太很舍得放豬油。雞蛋餅煎得兩面焦黃，豬油吱吱作響，噴香。一個雞蛋餅直徑一尺，卷而食之，很解饞。

　　晚上，常有一個貴州人來賣餛飩面。有時餛飩皮包完了，他就把餛飩餡撥在湯里下面。問他：“你這叫什么面?”貴州老鄉毫不遲疑地說：“桃花面!” 馬路對面常有一個賣水果的。賣桃子，“面核桃”和“離核桃”，賣泡梨——棠梨泡在鹽水里，梨肉轉為極嫩、極脆。

　　晚上有時有云南兵騎馬由東面馳向西面，馬蹄鐵敲在碎石塊的尖棱上，迸出一朵朵火花。

　　有一位曾在聯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國講學。美國人問他：西南聯大八年，設備條件那樣差，教授、學生生活那樣苦，為什么能出那樣多的人才?——有一個專門研究聯大校史的美國教授以為聯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華、南開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為什么?這位作家回答了兩個字：自由。

　　摘自汪曾祺散文集《人間草木》 中國文聯出版社 2009年出版

　　汪曾祺簡介

　　汪曾祺(1920.3.5～1997.5.16)，江蘇高郵人，中國當代文學史上著名的作家、散文家、戲劇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畢業于西南聯大，歷任中學教師、北京市文聯干部、《北京文藝》編輯、北京京劇院編輯。在短篇小說創作上頗有成就。著有小說集《邂逅集》，小說《受戒》《大淖記事》，散文集《蒲橋集》，大部分作品收錄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后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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