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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李商隱研究著作三十種敘錄
在晚唐詩歌著作中李商隱的詩歌個性鮮明、意象廣泛、隱喻深刻，成為晚唐詩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以下就是小編收集的當代李商隱研究著作三十種敘錄，歡迎鑒賞。
李商隱毫無疑問是中國詩史中最有詩性魅力的詩人之一。新時期以來，李商隱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績。據統計，二十馀年間，大陸出版了各種李商隱研究專著共四十馀部，各個方面都有極為優秀的論著出現，每年也有大量的研究論文發表，而且，李商隱研究會自1992年成立以來，在王蒙、劉學鍇、董乃斌等歷任會長的指導下，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使整個李商隱研究呈現出全面推進的態勢。張明非指出，高教版《中國文學史》“改變了以往文學史的寫法，辟出專章介紹李商隱，這意味著李商隱在詩歌史上的地位已經進入了以李白、杜甫、韓愈等為代表的大家的行列，這是新時期出現的‘李商隱熱’以及由此帶來的李商隱研究取得突破性進展的一個重要標志。”(《新時期李商隱研究的突破與期待》，《中國詩學研究·李商隱研究專輯》)。這也正是大多數研究者的共識。應該說，正是研究者的共同努力，終于使李商隱走出了歷史的塵埃，煥發出其最為獨特的詩性光芒。
為展示這些成果，本文選擇三十種專著加以敘錄，用資參考。這些專著大致分為四類，個別分類不盡妥當，然亦暫為歸類，以利敘錄;每類之中則以出版時間為序。
文獻整理與資料匯編
1.《李商隱詩集疏注》
葉蔥奇疏注，全二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11月出版，1998年8月重印。
本書是二十世紀第一個義山詩的新注本， 首創之功，蓋不可沒。其原文以朱鶴齡《李義山詩集箋注》為底本，以北宋本(實即清影宋抄本)、南宋本(或即毛氏汲古閣刊《唐人八家詩》本《李義山詩集》， 此本馮浩引馮班語云其為南宋本，實誤)、錢謙益抄校本參校，并以唐宋以來之選集與總集入校，擇優而從，并不單列校記，凡可供參考之文字異同，均于注釋中注 明。義山詩之卷次在早期各版本中均非編年，亦非分體，而是起于《錦瑟》，終于《井泥》。至明代則有分體編排本出現，然不但漶漫古本舊次，且亦無大價值;至 馮浩始以編年統之，而可準確系年之作品亦不多。故此書仍依宋本舊次，以不至更動原貌。然有可確考作年者，即附其題于年譜，并于目錄中分注于各詩題下，此亦不失為慎重而又變通之法。全書又有“新添集外詩”與“附錄”二項。在附錄中，注者輯集了一百余家詩話評論資料，雖尚不完備，然亦初具規模。最后附有簡明之年譜。
此書注釋亦為作者用力處。雖多本朱、馮 之舊，然有二端值得一提。一是辨別舊注：凡諸家舊注精當可采者均盡量采錄，并一一標明;而訛誤者則改行引正;朱、馮之注亦有支蔓繁蕪者，概行刪削;還有應 注而未注者，也以注者積年探索所得而增補之。故此本名為新注，實則在整理舊注上更見其價值。二是對舊注進行文獻核引與標識工作，義山詩舊注成績很大，但其 征引古籍頗 為隨意，于書名、篇名、卷數，或省稱，或略過，不利于核檢原文;而于所引文字也隨手摘引，往往所引并非原文，從而貽誤后學。作者則甘拋心力，對是書所征引 之古籍均一一標明作者、書名、篇名等，俾讀者詳知原委，便于查檢;而所引證盡量采用原文，原文過繁者，則加刪節號標明。
此書還有一明顯特色，即書名所標之“疏”。因義山詩詞藻 瑰麗而竟旨遙深，達詁為難，故注者對義山詩之興寄與寓意進行闡發，凡運筆深婉、用典用字雋永之處，以及歷史背景等，均于“疏解”中進行解說，并對一些舊說 加以辨正。傳統古籍整理工作易生釋事忘意之弊，注者于此之努力深可嘉許。當然，義山詩本難索解，注者所論雖大體切當，但個別篇章卻顯出牽強，此亦為致人所 譏者。
總的來說，此書在義山詩的整理上取得了一定成就，尤于詩作疏解多切實恰當并時見精義，這是不能因個別篇章的牽強而一筆抹煞的。而且，其于舊注的核引與標識亦很有價值，這是集大成的劉、余書限于“集解”體例而未能進行的工作。
2.《李商隱無題詩校注箋評》
黃世中校注箋評，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出版。
此書 對義山無題類詩作了匯校、匯箋與匯評，為研究帶來了極大方便。著者無題類詩有著自己的界定，他把義山無題類詩分為三類：即以“無題”為題的詩作共二十首; 以首二字為題者二十首(以首二字為題者本三十馀首，但有十馀首原本有意義，不屬此類);雖有題實亦無題之作二十首。此后還附錄解箋了與令狐绹交往詩、與妻 王氏之戀情詩及寄內憶家悼亡詩四十首;書前有李商隱傳、贈挽詩、《無題》詩話;書后附有論文數篇及《無題》詩譜。全書會校十八種、會注十四家、箋評一百二十家一百三十種，可以說用力甚勤。
朱東潤序稱此書為“一部極有意義的著作，他平心靜氣，羅列諸家見地，使讀者可以從此備見古今論斷，最后作出自己的認識”，所評頗為中肯。
3.《李商隱詩歌集解》
劉學鍇、余恕誠集解，全五冊，列入《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中華書局1988年12月出版，至1998年9月已四次重印。
此書是李商隱詩歌的會校、會注、會評、會箋本，對前代研究成果作了全面的總結，具有集大成的意義。
據著者研究，義山詩版本分四個系統，又以明汲古閣本之初刻時間為最早而近真，故此書校勘之為底本，參校了其余八種版本，復以唐、宋、元三代之主要總集及選本進行校勘，匯集眾本卻又極為審慎。
此書之箋評，則匯集了從錢龍惕、朱鶴齡到張采田等十一家之專著，此外，宋以來之詩話、筆記、選本、文集乃至于今人研究著作中有關評注考證資料均加采錄，而且間有諸家失注或諸說不同者，均作補注或申述己見。
本書繼承了馮浩注本編年的優長，對能夠 編年的盡量系年。全書共分三大部分，一為編年詩三百八十一首，二為不編年詩二百十三首，三為附編詩十五首。其編年詩便充分吸收了馮浩與張采田等人的考訂成 果而為之。當然，著者對馮、張二人臆測出的“江鄉之游”及其一系列系詩進行了辨正，并對義山占數東甸、學仙玉陽、入涇幕與成婚、徐幕奉使與王氏逝世時間 等，作出了新的考證結論。從而使其系年更為準確可靠。
著者還在每首詩的會箋會評后附有按語，不僅包括系年考證及疑難問題考辨的內容，而且還有詩意之解釋與主題之闡述，亦多評詩談藝之語。這些按語均能準確把握義山詩的藝術特征，避免牽強與穿鑿，對于不同見解，也并不定于一尊，故于義山晦澀之作，有更為融通與靈活的看法。
全書后附義山之傳記資料、各本序跋、書目著錄與李商隱年表。
此書確為古代文學典籍整理的典范之作，但在編年與匯集箋評中也偶有錯誤及疏漏之處，故在十六年后，又出版了增訂重排本，對原書進行了一些修訂與相當的增補。
附：《李商隱詩歌集解》(增訂重排本)，中華書局2004年11月出版。
著者十數年來不斷深研且吸取學界成果，故新版質量又大有提高。較之舊版，其尤為顯著者二：即對作品的系年與箋評的匯集。
對于作品系年的更動當然會導致作品的移 編，這里就擴大一點，來論述其作品的移編情況。對于作品的移編體現了著者對作品有了新的認識，細勘二書，移編大致可分為七種。一是編年詩中的移編，這也是 移編最多的一項，如《留贈畏之》，舊本次于大中五年赴梓幕時作，然其解實頗牽強，如解歸客為“思歸之客”，不過為了縫合詩與題注之矛盾而已。而新本則對曾 國藩之說詳加推考，用兩千字的篇幅舉出五證來證明此詩為大中八年自京返梓時留贈韓瞻之作，故移編于大中八年。如此之例甚多，不備舉。二是將詩作由編年移為 未編年，如舊本《贈宗魯筇竹杖》本編于大中十年，然并未說明理由，新本則移置于未編年中。三是將未編年詩移為編年，如《魏侯第東北樓堂郢叔言別聊用書所見 成篇》原未編年，新本則依《汴上送李郢之蘇州》而次于大中四年。四是將原本編年的詩作改為附編詩，如舊本《詠三學山》本入編年詩，新本從陶敏所考，以其為 北宋王雍之作而入附編詩。五是未編年詩移于附編，如《訪白云山人》與《征步郎》二首，新本疑非義山之作而入附編。六是附編移于未編年中，如《送阿龜歸華》 原從馮浩以其為白居易詩，故入附編，而新本則依陶敏所考，論定斷非白作，故仍入義山集中。最后一種情況是在其未編年詩中移動，本來其未編年詩是“按題材分 類相從”的，本無移編的問題，但亦有個別詩據理解之不同便有不同的位置，如《房君珊瑚散》，原附于《襪》后，當以其為詠物之作了，而新本則次于《華師》之 后，即以其為與道家有關之作品了。
其二為箋評的匯集。原本注釋箋評匯集專著十一家，而增訂本多出徐德泓、陸鳴皋《李義山詩疏》與姜炳璋《選玉谿生詩補說》二家。細檢其書，增補者甚多，如《瀛奎律髓匯評》與俞陛云《詩境淺說》便被大幅引及。其之集評，原已大備，現又銳力蒐集，更臻詳備。
此外，新版的更動還體現在一些微小的方面，如舊本分為“編年詩”與“不編年詩”二類，此為襲馮注本之舊，然“不編年詩”名頗不切，因其詩非不欲編年者，實為無法編年者，故新本以“未編年詩”名之，庶幾得實。
然而，新版雖更為完善，但大醇之中亦有小疵。就箋評的匯集而言，其實仍尚未備。如據周興陸《李商隱詩 歌評點的若干文獻學問題》介紹，其于復旦大學圖書館發現了《重訂李義山詩集箋注》的三色評點本，此書手錄了朱彝尊、楊守知與金介三人評語。劉、余所輯朱彝 尊之評語乃從沈厚塽輯錄本與黃永年藏朱評本錄出，且據周興陸研究，此二本實據此本選錄，多有誤植：如把朱鶴齡之注誤作朱彝尊之評者，把楊守知與金介之評誤 為朱氏之評者;此外，還有一些遺漏與文字訛誤。而此書所錄為數頗多的楊守知與金介之評語亦為《集解》所失收。
未編年詩以類相從，實未為善法，因其分類稍涉仁智之見，故對某詩的編排可左可右，不利檢閱。似乎還以分體編排為妥，如此，起碼分類標準是明確的。而且，檢讀也會方便些。至于如何分類閱讀，則是研究者的事情了。
全書未附篇目索引，查檢為難，這似乎也 當引起著者及出版社的重視。索引之益，研究界呼吁甚久，卻不能徹底改觀。具體到此書，則更需索引之助，本來，《全唐詩》等檢索頗便的版本可以輕松查檢到義 山某詩的位置，然此書一來篇帙頗巨，二來則以編年及未編年之“按題材分類相從”的體例完全打亂了原篇目順序，這也就增加了讀者查閱此書的困難。此外，若求 全責備的話，此書還當附有詳細準確的參引書目，既示人以信，亦為讀者進一步研討之線索。
還有些無傷大雅的疏誤，如原本編年詩三 百八十一首，不編年詩二百十三首，附編詩十五首，其附編詩實當為十六首，或其將《龍邱道中二首》誤計為一首了。而新本云編年詩三百七十九首，實當為三百八 十首，或其原本中《病中早訪招國李十將軍遇挈家游曲江二首》在新本中去掉了“二首”二字，故計數時少計一首;新本附編詩已多有改動，且增入七首，已為二十 五首了，而總目仍云十五首。
馮浩《玉谿生詩箋注》為有清一代治義山 詩之集大成者，乾隆二十八年初版，至乾隆四十五年則有重訂本問世，時隔十七年，劉、余本舊本與增訂本相隔亦十六年矣;而馮注之定本乃其第三次增訂本，時為 嘉慶元年，與重訂本又隔十六年，深望此本亦在不久的將來也會有更為完美的本子出現。
4.《李商隱詩譯注》
鄧中龍譯注，全三冊，岳麓書社2000年1月出版。
此書對李商隱的全部詩作進行了注釋、解說、分析尤其是今譯工作，篇帙甚大，費力甚巨。
是書原文以馮浩《玉谿生詩詳注》為本， 校以其他九種版本;而箋釋則不但參考了朱鶴齡以來直到張采田等清人及近人的成果，而且也參考了葉蔥奇、劉學鍇、余恕誠等今人的成果。加上著者十數年浸淫于 此，故此書在對詞語、典故與有關史實的注釋與詩意的詮解方面頗稱細密允當，不少地方也有著者個人的考證之功，亦頗為嚴謹。詩篇之排列從馮浩本分為編年詩與 不編年詩兩項，并增一項集外詩。每詩后分為題解、詞釋、語譯、分析四部，其中，作者更重視詞釋與語譯二者。對于前者，著者云其本擬以馮注為本迻錄，卻發現 馮注引文多非原文的忠實引述，故在詞釋里，著者于原文之引證進行了清查標引工作;對于語譯，著者也下了很大功夫，務求氣韻生動而又不失原詩的神味。全書最 后附錄《李商隱年譜》與《參考書目》。
當然，全書也還有不少缺點。如其云“可以說，‘詞釋’一欄應該是本書的特色之一，因為，這是自有李商隱箋注以來所沒有的”，此言未免夸大，著者既曾參考葉蔥奇《李商隱詩集疏注》，應該注意到葉書的努力。再如，著者多次強調了引述古籍之嚴謹，然書后卻未列古籍的引用書目。其實，古書版本甚多，引此本與引彼本，字句上可能會有不同乃至于大異，如此安排，似為失策。
“集外詩”之列，本極謹慎，且亦考有所 得，如考出《詠三學山》非義山之作等。然體例頗亂，中收《子初郊墅》，著者以為當義山之作，故亦有題解與語譯，然馮注本實收此詩，此書以馮本為底本，未知 何故入于集外?又《赤壁》、《定子》等詩，絕非義山所作，著者亦未加詞釋及語譯以別之，然著者已認定《柳》非義山之作，卻仍有題解、詞釋與語譯，亦未詳何 故。
還有，其今譯的努力值得尊敬，但還是不得不指出，今譯不可避免地要選擇一種對詩的詮解，這種選擇無論如何，對義山詩而言，其實都是一種舍棄。
總的來看，全書雖極努力，但在收錄作品、編年系詩乃至于一些具體注釋上，還存在一些問題。
5.《李商隱詩集今注》
鄭在瀛注，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
作者寫作此書是為了給廣大詩歌愛好者提供一本李商隱全部詩歌通俗而簡明的注釋本，其努力頗值嘉許。
其書以《四部叢刊》影印明嘉靖二十九年 毗陵蔣氏刻《中唐人集十二家》之《李義山詩集》為底本，參校了朱鶴齡、馮浩等人的箋注本。由于本書著眼于通俗，故文字校勘只擇善者而從，不作繁瑣羅列。注 釋與評解則酌用了朱、馮以及張采田、黃侃、葉蔥奇、蘇雪林、楊柳、劉學鍇、余恕誠等人的研究成果，亦多有著者自己的見解。
總體來說，全書今注部分頗能博采眾家之長，并且言簡意賅，以注明典實、有助于理解原詩為務。簡釋部分亦要言不煩，多能敘明作詩時地與環境，并揭示詩意之所在。
然亦有可議處。一是“全詩按商隱生平先 后大致作了編排”，大致編年，利弊均有。其利在于，個別篇章雖無法遽定作年，然大體可推知或甚至可以臆測其所作之時段，若不求嚴謹，自可相機編排，使讀者 按年索閱，當可提供義山詩歷時性之全貌，亦有助于閱讀與研究。但義山詩公認可以編年者，不過三百馀首，此書強為編排，大多既頗牽強，復增混亂，故亦未為善 法。二是對底本所錄之詩，去就頗為隨意。如其底本同時錄有《垂柳》、《清夜怨》與《定子》三詩，均非義山之作，著者將前二詩刊落，卻將第三首收入;它如 《游靈伽寺》明系許渾之作，亦為收入，雖在注中注明“亦見××集”，但終嫌不妥。然如《送阿龜歸華》詩，則又因馮浩之說而決然刪去，又不循上例而兩存，亦 似未當。且據陶敏所考，此詩斷非白居易所作，還當以義山所作為是。
6.《李商隱資料匯編》
劉學鍇、余恕誠、黃世中編，全二冊，中華書局2001年11月出版。
此為中華書局所編《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叢書之一種，故其體例與前此所出諸作均大致相同。劉學鍇、余恕誠在數十年來編著《李商隱詩歌集解》與《李商隱文編年校注》的過程中逐漸積累了大量資料，又由黃世中進行了補編，故此書之完備可以想見。全書匯輯了從晚唐到近代有關李商隱研 究的幾乎所有資料，包括其生平事跡的記述、佚詩及佚文的記載、詩歌及駢散文的評論、作品時代背景及本事的考證、文學典故的詮釋。其中，對義山詩歌的總評及 詮釋、疏解、鑒賞則為輯集的重點。全書采錄之著作五百二十馀種，作者四百九十馀人。就資料輯集的側重而言，其與《集解》一書雖都以豐富的資料輯錄見長，然 也各有側重。《集解》一書以詩系評，故其所錄資料全為與具體作品有關的考證、詮釋、疏解與鑒賞的內容，所以，能將前人全注本的注解與箋評全部收入。而《資 料》則不僅收集具體作品的評論資料，還收無法系于某具體作品之下的總評以及義山的生平資料，故更為全面。但因體例所限，對于全注本的注解與箋評則只能闕 如。當然，就具體作品之資料也有不同，《集解》雖集大成，但也還有所選擇，而《資料》則著眼于資料的匯集，故一般而言盡量采集。比如，高步瀛《唐宋詩舉 要》有數條有關義山詩者，《集解》并未全錄，而《匯編》則全數錄入，以此二書正可相互補充。
而且，經過編著者的努力，此編亦收入了 許多珍貴資料，如朱彝尊之評點以前只可據沈厚塽之輯評，還不完備，此書則得到了黃永年收藏之過錄本;錢龍惕《玉谿生詩集》亦只在朱鶴齡注本中引用了一部 分，全書則未見，今則經袁行霈之助據日本靜嘉堂文庫藏本影印舶歸;還有徐德泓、陸鳴皋的《李義山詩疏》亦失傳極久，現經森岡緣之助于日本懷德堂文庫得到了 復印件。故其所收極為全面而齊備，嘉惠學林，洵為義山功臣。
當然，此書之匯集亦有未周之處。著者在前言中即云：“我們估計明代以后，尤其是清人的研究成果，由于存世文集太多，還會有不少遺漏。”這種遺漏對于資料之匯集而言是正常的。除此之外，也還有編者已經使用了的征引書目，還會因版本的不同而產生一些疏漏：如周興陸《李商隱詩歌評點的若干文獻學問題》一文即據其所發現《重訂李山詩集箋注》的三色評點本而對此書提出了許多補充意見，其對于朱彝尊評語的辨正及對楊守知與金介二人評語的補輯，都是可以增補本書的。
7.《匯評本李商隱詩》
劉學鍇編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
義山詩之評箋資料，至《李商隱詩歌集解》而大備，然篇帙浩大，通讀為難。此書則選取義山詩中代表性作品一百六十一題一百八十一首，約占現存義山詩近三分之一，然后進行匯評工作，亦有益于研討。
全 書亦分為編年詩與未編年詩兩部分，而未編年詩大體上以題材分類編次。詩不列注，只在每詩下列集評一欄，錄歷代評語。不過，也多將其個別對詩意的詮解之處錄 入為評，以幫助一部分讀者理解詩意，又盡量兼采各種不同的評說，以供讀者比較選擇。這些評語大都來自于著者在《集解》中搜集到的資料，但相比舊本《集解》 而言，亦有個別溢出者。集評后復有著者按語，大多亦著者為《集解》所撰者，然較之《集解》，尤通俗而簡明。此外，本書雖脫化于《集解》，然亦有優長之處， 如其前冠“總評”一目，錄晚唐至近代九十二家總評，這大多都是《集解》因體例所限而未及收入者。當然，其書乃據舊本《集解》而成，亦有個別疏失未及據新本 訂正。
8.《李商隱全集》
馮浩注;王步高、劉林輯校匯評，珠海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
義山傳世之作即詩文二端，詩歌歷來傳承有緒，而其自編文集則早已不傳。清人輯得其文，然亦各自為書，迥不相謀，更遑論將其詩文合刊了。所以，編者歷史上首次將李商隱傳世的全部詩作與文章合為一編，名之曰“全集”，庶幾利于學習與研究，確是一項極有意義的工作。
此書詩集部分以馮浩乾隆庚子重刻本為基 礎，不但收錄了全部的馮注，而且還吸收了新的古籍整理成果，補充從各種詩話、序跋、野史筆記中匯輯的對詩人、詩作的精到評論。此外，在馮注基礎上，編者還 對馮氏未注之處略有補注。而文集部分則以馮注本與二錢補編本為基礎，并以《全唐文》校之。全部作品按文體編排。其后還有三篇補遺，義山《雜纂》亦補入其 中。全書后附各本序跋凡例、史傳、贈詩、年譜、詩評以及鐘來茵《李商隱及其詩研究綜述》一文。
然而，此書尚有不妥與疏漏之處。大致而 言，約有三端。一曰體例不純：其詩全收馮注，又有補注與輯評，而其文集部分則因“今人重詩不重文，且文之注釋又很冗長，因而將注文刪去”，非但前后體例不 一，且厚此薄彼，令人至感遺憾，因此一點，則文集之附，便同點綴;而“全集”之名，恐不符實了。二曰輯錄不全，其詩后所輯評語，大致未出《李商隱詩歌集解》范圍，且更少于彼，故學術價值上便不能不打折扣。三曰辨別不精，如詩集與文集各有補遺，但事實上，所補者大多非義山之作，當有以別之。
9.《李商隱文編年校注》
劉學鍇、余恕誠校注，全五冊，列入《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中華書局2002年3月出版。
樊南之文，清人也做過整理工作，雖亦有 得，卻頗為支離。建國以來，由于古代文學研究重詩輕文的傾向，樊南文亦少有進展。錢振倫在《樊南文集補編》自序中曾希望有人能“更合本集以成完書”，這個 簡單的愿望卻在長時期內沒有實現。本書著者把清代兩種注本所收樊南文合為一書，使之第一次以完整的面貌呈現出來，僅就此而言，已是功莫大焉了。且徐、馮、 錢諸注本雖有系年考證，卻均分體編次，不利于知人論世，故此書改為編年，體例大致與《集解》相同：即全書分為編年文與未編年文兩部分。唯文更易于編年，于 此前人頗有所獲，而著者更就移家關中、入幕陳許、居母喪之過程等處詳為辯正，再加上著者本即于義山詩及義山生平有大量考訂成果，在此基礎上再進行詩文互 證，從而為樊南文編年達三百二十五篇之多，僅有十七篇無法確切編年者。當然，著者亦頗謹慎，在全書之后又附了分體目錄，以便觀覽。全書之文字校勘，以清編 《全唐文》為底本，以《文苑英華》及《唐文粹》參校，且忠實引錄了《文苑英華》“一作某”之注及錢注本所注存之《永樂大典》異文。注釋亦同《集解》，匯集 并辯明諸家舊注，并加按語與補注。樊南之文，亦少有評語，著者亦一并錄入文后，以便研究。全書后附《李商隱文佚篇篇目》、《分體目錄》及各家序跋、史志書目著錄及存目文。
此書的出版，不僅對推動樊南文的研究從而更全面地推進李商隱的研究意義重大，而且，對于糾正古典文學研究重詩輕文的傾向、平衡整個唐代文學研究格局具有重大意義。
惟全書亦未附參引書目，似為不妥。對于存目文，此書僅錄其題，而未錄其文，似未為當。實亦當從《集解》之例，全錄原文、原注于后，以資研討。
李商隱人物生平
詩人政治與人生的坎坷，情感的郁積和靈魂的無以聊賴，形成了李商隱悲嘆感慨的心態。
李商隱的詩不受人、事、景、物之限，而是處處浸染著無端的悲思慨緒，隱含著一顆寥落、幽怨、纏綿悱惻而又似有某種追求的心理。他的詩于朦朧中透出一絲光亮，感情的影子徘徊在詩行之中如煙似云，撲朔迷離，顯露出他政治和人生追求上的失意和執意的矛盾心理。
(一)坎坷的人生經歷
十歲那年，李商隱之父卒于幕府，孤兒寡母“四海無可歸之地，九族無可倚之親”，雖在故鄉，卻如同外來的逃荒者。家世的孤苦不幸，病弱的身體，形成了李商隱易于感傷的性格，同時也促使他謀求通過科舉來振興家道。文宗大和三年(829)，李商隱得到令狐楚的賞識，不僅被聘入幕府，又幫他在開成二年(837)中進士。同年底，令狐楚病逝。李商隱于次年春入徑原節度使王茂元幕。王茂元愛商隱之才，將最小的女兒嫁給他。當時朋黨斗爭激烈，黨人的意見，孤介的個性，使得李商隱一直沉淪下僚，30年中有20年輾轉于各處幕府，遠離家室漂泊異地，不由自主陷入到朋黨傾軋的漩渦之中，政治上受歧視，人格也受到誣毀，這巨大的精神壓抑和心靈創傷使李商隱獲得了刻骨銘心的悲劇體驗，積郁了濃濃的一腔悲憤，也為其詩歌悲美意境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早年的學道經歷是李商隱詩歌呈現悲美意境的另一原因。唐自高祖起就尊崇道家。晚唐時期，學道崇道已成社會風氣。李商隱正出生和成長在那個崇道的年代，無可避免的受到當時風氣影響。在玉陽山學道時，他對道家經典《道藏》下過苦功，他還學會了道教中“秘訣隱文”的表達方法。在學道過程中，有一個人對李商隱詩作甚至是愛情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就是李商隱一生愛著的女冠宋華陽。但道門中宗派林立，教規森嚴，所以，李商隱和女冠宋華陽的戀愛自然又變成不合法的。這是李商隱詩歌呈現悲美意境的根本原因。
時世、家世、身世多方面原因促成了李商隱易于感傷的內向型性格與心態。稟賦的才情、悲劇性和內向型的性格，使他心靈善感，而且感情異常豐富細膩。國事家事，春去秋來，人情世態，在他的詩歌中表現得十分突出。種種不幸加深著他內心的沉痛，崇高美的事物在不斷變化中的消沉、幻滅，引起了他的關切、彷徨和探索，這無疑成為他的藝術創造中悲美意境的特點。
(二)詩中的悲美
李商隱以其特有的才情，創構出許多美麗空靈的悲情詩歌，其中有取材自神話傳說、佛道故事的，也有現實和日常生活的。這些詩，意境迷離，詩勢縹緲，詩語艷麗，詩旨沉博，在晚唐詩壇獨樹一幟。
1.朦朧詩歌中的悲美
李商隱的筆下往往是美的悲劇，充滿了濃重的失落、悵惘與悲哀。透過悲美的意境，我們能看到詩人的理想，看到一顆寂寞追求的脆弱的心。朦朧的美學特征，使人讀來如霧中觀花，云中望山，留下了十分廣闊的想象天地，令人陶醉。
如《錦瑟》：“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從意義結構看，詩人對瑟存在的理由發出疑問，繼而對人生目的質疑，接著又探究了夢境與現實的相對性，蝴蝶與杜鵑就是這樣的典型例。隨后，又表現出人生悲劇的情景，而這種情景是通過流淚的珍珠和鎖于煙霧中的不可得到的玉體現出來的。最后，道出自己的惆悵感。詩中用語的錘煉很值得注意。“錦”這個詞，不僅具有視覺上的感染力，還代表著富麗堂皇。“錦瑟”意味著幸福，意味著人的青春年華。“瑟”、“蝴蝶”、“杜鵑”“珍珠”、“玉”是詩中的關鍵詞，“瑟”是這首詩的主要象征物，即可代表婚姻，也可代表人生。蝴蝶象征人生的轉瞬即逝、撲朔迷離。杜鵑象征著悲劇性的婚外戀愛。珍珠或者代表分離的情人，或者不被賞識的才華，或者兩者兼而有之。玉，很可能象征著追求不到的物或理想，這一切都在朦朧美中體現了一種悲美的意境，通篇體現出作者的傷感之情。
2.含蓄詩中的悲美
李商隱的詩幽美含蓄，他致力于情思意緒的體驗、把握與再現，用以狀其情緒的多是一些精美之物。詩歌表現采取的是幽微隱約、迂回曲折的方式，不僅無題詩的情感是多層次的、含蓄的，而其他一些詩也常在悲美意境中表現得幽深含蓄窈渺。
如《春雨》：“悵臥新春白袷衣，白門寥落意多違。紅樓隔雨相望冷，珠箔飄燈獨自歸。遠路應悲春畹晚，殘宵猶得夢依稀。玉咸札何由達?萬里云羅一雁飛。”詩歌中為所愛者遠去而“悵臥”、“寥落”、“意多違”的心境是一層情思;進入尋訪不遇，雨中獨歸情景之中是又一層情思。設想對方遠路上的悲凄，是一層情思;回到夢醒后的環境中來，感慨夢境依稀，是又一層情思。雨絲、燈影、珠箔等意像，美麗而細薄迷蒙，加上情緒的暗淡迷惘，詩境遂顯得凄美幽約，處處在含蓄美中體現出悲美意境。
詩人對自然景物的感受不是純客觀的，而是通過世界觀的折光來感受和反映客觀事物。正因為每個詩人都有各自的主觀因素，所以他們在反映客觀的自然景物中便顯示不同的創作個性，創造出不同的意境。而李商隱的悲劇命運，便使得其詩中充滿了悲情傷感，創造出了悲美意境。然而，李詩的感傷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傷春悲秋，而是生發出一種人生感慨，其中既包含了對美好事物衰減的深深惋惜，也包含了詩人對生命、光陰的無限珍惜和依戀，蘊含詩人對時代、社會、人生的思考。
李商隱出生寒素之家，掙扎在淪賤艱虞的處境中，在大半生的幕僚生涯中，一方面飽受孤寂、飄零之苦，一方備受受感情的煎熬，中年又遭受喪妻之痛。這種漂零落泊，情無所依的孤寂生活，使他積郁的悲憤之中更添一份悲情哀怨。情感世界深處的冷寂是詩人悲美意境形成的重要原因。情感因素往往是心態的核心因素，而詩人情感郁積得既深又廣，這也就必然導致李商隱悲美創作的情感內聚力不斷增強，進而對他詩歌的悲美意境產生持續不斷的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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