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長恨歌》愛情主題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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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長恨歌》愛情主題考論

　　白居易《長恨歌》的主題，有愛情說、隱事說、諷諭說、婉諷主題說、感傷說、雙重及多重主題說、無主題說與泛主題說等多種，本文在學術史回顧的基礎上，探究產生諸說的原因，且立足于白居易的自述、編集過程與時人的看法，對《長恨歌》進行深入解讀與進一步考證，以證定《長恨歌》主題是表現唐玄宗與楊貴妃真摯的愛情，并著重對“婉諷主題說”進行商榷。

白居易《長恨歌》愛情主題考論

　　《長恨歌》是中唐詩人白居易名垂千古的杰作，但卻令學術界長期以來為之爭論不休，其焦點在于主題思想方面，曾引發過較大規模的討論，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綜其要者有“愛情說”、“隱事說”、“諷諭說”、“感傷說”、“雙重及多重主題說”、“無主題說”與“泛主題說”等多種。近年來，張中宇先生在《文學評論》、《北京大學學報》等學刊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論及《長恨歌》的主題，最近又出版了《白居易〈長恨歌〉研究》一書(中華書局2005年)，進一步提出了“婉諷主題說”。本文試圖在進一步解讀與考證《長恨歌》的基礎上，對各家觀點進行扼要的檢討，并重點針對張中宇先生的“婉諷說”進行商榷，然后對“愛情主題說”提供一些新的證據與看法，希望有助于促進《長恨歌》主題的進一步研究。

　　一、《長恨歌》主題的學術史回顧

　　對《長恨歌》主題的解讀從古至今綿延不斷，并引發不少爭議。最早涉及此事的還應該是白居易本人。其《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戲贈元九李二十》詩云：“一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吟近正聲。”[3]就點明了該詩的主旨與男女風情有關，這成為后世“愛情主題說”的源頭。與白居易同時的陳鴻在《長恨歌傳》中云：“樂天因為《長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于將來也。”也就是說白居易是要借助李、楊故事，懲戒導致禍亂的“尤物”，阻斷禍亂的根源，以此作為將來的鑒戒。應該說這是諷喻說的最早源頭，也成為當代學者“諷喻主題說”的一大論據之一。晚唐黃滔《黃御史集》卷七云：

　　自李飛數賢多以粉黛為樂天之罪，殊不謂三百五篇多乎女子，蓋在所指說如何耳。至如《長恨歌》云：“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此刺以男女不常，陰陽失倫。其意險而奇，其文平而易。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哉!

　　可見在晚唐時期像李戡那樣斥責白詩為“淫言媟語”遺憾“不得用法以治之”的人還不少，黃滔為白居易翻案，則反映了晚唐人以儒家政治倫理的態度來批評《長恨歌》，總是以刺時規諷來要求作家的。

　　宋人在這方面比晚唐有過之而無不及。洪邁《容齋隨筆》卷十五《連昌宮詞》云：

　　《連昌宮詞》、《長恨歌》皆膾炙人口，使讀之者情性蕩搖，如身生其時，親見其事，殆未易以優劣論也。然《長恨歌》不過述明皇追愴貴妃始末，無他激揚，不若《連昌詞》有監戒規諷之意。

　　雖然認為其缺乏“監戒規諷”的社會政治作用，但肯定了詩歌的藝術性。而車若水《腳氣集》則云：

　　唐明皇天寶之事，詩人極其形容，如《長恨歌》全是調笑君父，無悲哀惻怛之意。《連昌宮詞》差勝。

　　張邦基《墨莊漫錄》卷六亦云：

　　白樂天作《長恨歌》，元微之作《連昌宮詞》，皆紀明皇時事也。予以謂微之之作過樂天，白之歌止于荒淫之語，終篇無所規正。元之詞乃微而顯，其荒縱之意皆可考，卒章乃不忘箴諷，為優也。

　　三人皆以《長恨歌》與《連昌宮詞》相互比較，認為白詩全無諷喻，甚至“止于荒淫”，真是橫加指責了。至于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一直斥為“無禮于其君者”、“《長恨歌》在樂天詩中為最下”，更是從內容到藝術加以徹底的否定。雖有田錫在《咸平集》卷二《貽陳季和書中鳴其不平：“樂天有《長恨歌》《霓裳曲》五十《諷諫》，出人意表。大儒端士，誰敢非之!”[10]1085但并沒有產生太大的影響。

　　明人對《長恨歌》的評價不再像宋人那么嚴厲。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二五云：

　　至如白太傅《長恨歌》、《琵琶行》、元相《連昌宮詞》，皆是直陳時事，而鋪寫詳密。宛如畫出，使今世人讀之猶可想見當時之事。余以為當為古今長歌第一。

　　胡應麟《少室山房集》卷一○五《讀白樂天〈長恨歌〉》亦云：“樂天《長恨歌》妙極才人之致，格少下耳。”二人皆極力稱許《長恨歌》的藝術魅力，但胡應麟仍然不忘批評其詩格調低下。只有唐汝詢《唐詩解》卷二十指出：“《長恨歌》，此譏明皇迷于色而不悟也。”與陳鴻之說相似，且更加直接明確了諷諭主題所指。

　　清代汪立名在《白香山詩集》卷十二中，為白居易辯護，重申了陳鴻的觀點：

　　論詩須相題，《長恨歌》本與陳鴻、王質夫話楊妃始終而作。猶慮詩有未詳，陳鴻又作《長恨歌傳》，所謂不特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于將來也。

　　魏裔介《兼濟堂文集》卷十四《白樂天〈長恨歌〉論》則持相反態度，指責了白詩的“欲諷反頌”藝術效果：

　　樂天又著為歌詞，以艷其事，恐后之人君陷溺于中，甘心尤物而煽處者，且妄覬于死后之余榮也，則所云窒亂階者，恐反為亂階矣。

　　實際上還是批評其作為艷體的一面。值得注意的是《唐宋詩醇》卷二二的觀點：

　　居易詩詞特妙，情文相生，沉郁頓挫。哀艷之中具有諷刺。“漢皇重色思傾國”、“從此君王不早朝”、“君王掩面救不得”，皆微詞也。“養在深閨人未識”，為尊者諱也。欲不可縱，樂不可極，結想成因，幻緣奚罄。總以為發乎情而不能止乎禮義者戒也。

　　既肯定了作品情文相生的哀艷情感，又認為哀艷之中包含諷刺，可以說是后世雙重主題說的源頭。

　　由此看來，歷代對長恨歌的批評主要是建立在從儒家詩教觀的角度解讀作品的基礎上的，但是也出現了不同的觀點。有明確提出諷喻主題者，也有持雙重主題者，而愛情主題說除白居易本人自道以外不再有人明確提出，最多只能是從“荒淫之語”、“調笑君父”的斥責聲中略窺一二。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古代儒家士人的心目中，君主是用來仰望的，愛情是不屑于出口的，哪能讓愛情兩個字發生在至尊身上，所以即使意識到李楊之間的愛情，也只是批評唐玄宗的“溺于情”，從而斥責白居易的“無禮”。其實他們批評得越嚴厲，就越能證實了李、楊之間的真摯愛情。

　　當今學術界對《長恨歌》主題的討論則呈現出百花齊放的局面，新的觀點層出不窮。目前已有學者對《長恨歌》的主題進行綜述，如張中宇《新時期長恨歌主題研究評述》，載《南京工業大學學報》2003年第3期;《長恨歌主題研究綜論》，載《文學遺產》2005年第3期;二者較為詳細地總結了20世紀以來的各種觀點和研究成果，讀者可以參閱。周相錄專著《〈長恨歌〉研究》的第一章《〈長恨歌〉研究的歷史回顧》則將《長恨歌》主題概括為“隱事主題說”、“諷隱主題說”、“愛情主題說”、“雙重主題說”、“時代感傷主題說及其他”五種。張中宇的總結最為全面，共概括為“愛情主題說”、“隱事說”、“諷諭說”、“感傷說”、“雙重及多重主題說”、“無主題說與泛主題說”等六種，并在其專著《白居易〈長恨歌〉研究》提出了“婉諷主題”說，他認為《長恨歌》描寫李楊真情對于表現政治主題具有重要甚至關鍵作用。如果不大力渲染李楊愛情，《長恨歌》表達政治主題的力度將極其有限或難以實現。他的結論是：“《長恨歌》的主題是，通過李楊情愛悲劇的復雜過程，反映封建帝王荒弛朝政、政治腐敗等造成國家動蕩、愛妃慘死及凄苦悲涼、深情無寄的嚴重后果，婉轉批評唐玄宗因為承平日久滋生的驕矜懈怠而重色情、忽視國家管理的錯誤行為，并以此作為后世的鑒戒。”這種觀點目前在學術界有較大的影響。

　　二、“風情”考辨

　　實際上，張中宇先生的“婉諷主題說”也屬于諷諭說，而且其主要論據之一是認為“一篇長恨有風情”是指“《長恨歌》具有《詩經》‘風詩之性情’”，“風情”一詞即指“風詩之情”，它與“十首秦吟近正聲”的“正聲”分別繼承了《詩經》風、雅傳統。張先生曾撰寫專文《“一篇長恨有風情”考辨》，刊載于《北京大學學報》2002年第2期，后又在《白居易〈長恨歌〉研究》一書中專列有“風情考略”一節，對自漢以來的“風詩之情”進行了考辨。但遺憾的是，作者考辨了“風”、“風詩”、“風人之詩”、“風詩之情”甚至“風骨”，而“風情”一詞在其所引材料中竟然未出現一次。這樣考辨得出來的結論自然會讓人生疑。那么白居易詩中“風情”一詞究竟包含著什么樣的涵義呢?下面我們來考查一下。

　　古代的“風”有多種意思，誠然有“教化”、“風俗”的釋義，但亦有其他含義，如《孟子·萬章下》：“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魏書·杜銓傳》亦云：“銓學涉有長者風，與盧云、高允等同被征為中書博士。”此處“風”皆為“風度”、“作風”之義。又《尚書·費誓》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孔穎達疏曰：“僖四年《左傳》云：‘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賈逵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其后還可引申為“走逸”、“放蕩”。“情”字則多指“情感”、“情緒”、“愛情”、“情致”、“情趣”等等。而“風情”一詞是“風”與“情”的簡單相加，還是另有涵義?對歷代典籍中出現的“風情”一詞進行仔細的梳理后就能知道答案。

　　最早提及“風情”一詞的是徐廣《晉紀》：“龢，字道季，太尉亮子也。風情率悟，以文談致稱于時。”此“風情”應該與教化無關，而偏重于對人的性格才情的理解，略與“風度”相近。至南北朝時，“風情”已成為品評人物的常用之詞，通常指人物的“風度才情”。如南朝宋檀道鸞《續晉陽秋》：

　　許詢字玄度，高陽人，魏中領軍允玄孫。總角秀惠，眾稱神童。長而風情簡素，司徒掾辟不就。早卒。

　　劉勰《文心雕龍·才略》：

　　劉劭《趙都》，能攀于前修;何晏《景福》，克光于后進;休璉風情，則《百壹》標其志;吉甫文理，則《臨丹》成其采;嵇康師心以遺論，阮籍使氣以命詩，殊聲而合響，異翮而同飛。

　　江淹《江文通集匯注》卷八《王仆射為左仆射詔》：

　　尚書右仆射、領吏部尚書、南昌縣開國公儉，器懷明亮，風情峻遠。業積珪璋，才兼經緯。

　　楊炫之《洛陽伽藍記》卷三：

　　邢子才，為寺碑文。子才，河間人也。志性通敏，風情雅潤。下帷覃思，溫故知新。

　　“風情”皆指“風度才情”。又鮑照《鮑參軍集》卷五《送從弟道秀別》詩：

　　歲時多阻折，光景乏安怡。以此苦風情，日夜驚懸旗。登山臨朝日，揚袂別所思。

　　檀道鸞《續晉陽秋》：

　　虎少有逸才，文章絕麗。曾為《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而貧，以運租為業。

　　則偏重指“情感”、“心情”。而庾信《庾子山集注》卷十五《周大將軍懷德公吳明徹墓志》云：“公志氣縱橫，風情倜儻。”[26]970此“風情”已逐漸接近“風流”之義。

　　入唐后，“風情”一詞涵義又進一步拓展。我們大致把它分成三類：一為繼承南北朝時品評人物之義，指“風度”“才情”。如道宣《續高僧傳》卷十九《唐南武州沙門釋智周傳》：

　　惟周風情閑澹，識悟淹遠，容止可觀，進退可度，量包山海，調逸煙霞，得喪一心，慈惻萬類。

　　駱賓王《駱臨海集》卷七《上齊州張司馬啟》：

　　風情疏朗，霜明月湛之姿;氣骨端嚴，雪白水清之槩。

　　《全唐詩》卷三八九盧仝《寄含曦上人》詩：

　　貌古饒風情，清論興亹亹。訪余十數度，相去三五里。見時心亦喜，不見心亦喜。

　　二指男女之間的“風流韻事”或女子的風流多情。范攄《云溪友議》卷下《雜嘲戲》云：

　　池州杜少府慥、亳州韋中丞仕符，二君皆以長年精求釋道。樂營子女，厚給衣糧，任其外住。若有宴飲，方一召來，柳際花間，任為娛樂。譙中舉子張魯封為詩謔其賓佐，兼寄大梁李尙書詩曰：“杜叟學仙輕蕙質，韋公事佛畏青娥。樂營卻是閑人管，兩地風情日漸多。”

　　孫棨《北里志·俞洛真》條：

　　洛真雖有風情，而淫冶任酒。殊無雅裁，亦時為席糾，頗善章程。

　　趙元一《奉天錄》卷一：

　　時有風情女子李季蘭，上泚詩，言多悖逆，故闕而不錄。

　　三常與少年合用，指少年的狂放風流生活。如《全唐詩》卷五一○張祜《贈淮南將》詩云：

　　年少好風情，垂鞭眥睚行。帶金獅子小，裘錦麒麟獰。揀匠裝銀鐙，堆錢買鈿箏。李陵雖效死，時論亦輕生。

　　由上可知，唐人詩文當中，“風情”一詞逐漸偏重“情”，指少年狂放風流之情或男女之情，與“風人之情”及婉諷之義無關。

　　除了唐人有多處使用“風情”一詞以外，我們再看看白居易詩文中是否也有其他提及“風情”之處。據筆者統計，白集中另用“風情”達14處之多，可以說是唐代作家中使用“風情”最頻繁的人。如果不考查其他“風情”使用之處的涵義，而指出“一篇長恨有風情”具有婉諷的意義是有失偏頗的。白居易詩中“風情”多與“年長”或“壯歲”聯系在一起，如《白居易集》卷十七《題峽中石上》詩：

　　巫女廟花紅似粉，昭君村柳翠于眉。誠知老去風情少，見此爭無一句詩?

　　又《白居易集》卷二六《憶夢得能唱竹枝聽者愁絕》詩：

　　齒發各蹉跎，疏慵與病和。愛花心在否?見酒興如何?年長風情少，官高俗慮多。幾時紅燭下，聞唱竹枝歌?

　　又《白居易集》卷十七《三月三日懷微之》詩：

　　良時光景長虛擲，壯歲風情已暗銷。忽憶同為校書日，每年同醉是今朝。

　　又《白居易集》卷二四《題籠鶴》詩：

　　經旬不飲酒，逾月未聞歌。豈是風情少?其如塵事多。虎丘慚客問，娃館妒人過。莫笑籠中鶴，相看去幾何?[3]1626

　　由此可知，這種風流狂放的生活內容是“花”、“酒”、“詩”、“歌”，自然也免不了會有樂妓的參與。如《白居易集》卷二十《湖上招客送春泛舟》中云：

　　欲送殘春招酒伴，客中誰最有風情?兩甁箬下新開得，一曲霓裳初敎成。[時崔湖州寄新箬下酒來，樂妓按霓裳羽衣曲初畢。排比管弦行翠袖，指麾船舫點紅旌。慢牽好向湖心去，恰似菱花鏡上行。

　　可見，白居易筆下的“風情”一詞應指文人詩酒妓樂的風流生活，他對這種生活方式頗為自得，常在詩中反復表現出對年長而風情少的慨嘆和遺憾。

　　由此可見，“風情”應指風流生活或男女之情，則“一篇《長恨》有風情”中的“風情”一詞，指男女之情更接近作者原意，而決不會是繼承《詩經》中的“風人之情”，也決不會具有婉諷的意味。

　　三、《長恨歌》的主題

　　從目前對《長恨歌》研究的進程來看，有逐漸復雜化的趨勢，研究者大多根據《長恨歌》本身內容的某一方面，進行延伸發揮，故而諸種說法均言之成理，但實際上哪一種說法最符合白居易的原意，還要從白居易自己的說法與時人的看法進行參照解說。筆者以為，《長恨歌》的主題以“愛情說”最切合白居易的本意。

　　其一，根據上述“風情”的考辨，白居易所云：“一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吟近正聲。”應是認為《長恨歌》為表現風情之作，且將之與《秦中吟》對舉，《秦中吟》屬于諷諭詩，則《長恨歌》之主題非“諷諭說”亦甚明。那么風情之作與“愛情說”是最吻合的。

　　其二，從白居易自己給詩歌分類來看，也不應是諷諭詩。白居易給自己的詩歌分為四類，其一為諷諭詩，其二為感傷詩，其三為閑適詩，其四為雜律詩。《長恨歌》被置于“感傷詩”一類，則明顯是對于李楊愛情悲劇表示同情，進而頗為感傷。白居易《與元九書》曾定義感傷詩為“事物牽于外，情理動于內，隨感遇而形于嘆詠者”的，而《長恨歌》的內容正與此合。但《長恨歌》吟詠愛情，并同情李楊的悲劇，故大類應為感傷，而實際主題則是“愛情說”。前人的“感傷說”與“愛情說”并不矛盾，只是表現范圍的不同而已。畢竟白居易給自己的詩歌分類，只有“感傷”類，而沒有“愛情”類。

　　白居易將自己的詩歌分為四類，而其重視的程度卻隨著時間的推移與年齡的增加有所變化。正如王運熙先生所說：“他認為自己的詩作，諷諭、閑適兩類最重要，因為它們分別體現了儒家‘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立身處世原則。……至于感傷詩中名篇《長恨歌》、《琵琶行》，他更是屢屢流露出自我贊許的態度。我們須知，白居易作為一個詩人，他既關心國事民生并具有兼濟天下的志愿，因而在理論上大力提倡諷諭詩;同時他在日常生活中又具有豐富真摯的感情，熱愛各種自然美和藝術美，因而從內心深處喜愛長于抒情、文詞美麗、聲律和諧的律詩。……他的古體詩大概只有《長恨歌》、《琵琶行》兩篇風行，其他則否。”

　　其三，《元稹集》卷五一《白氏長慶集序》：“予始與樂天同校秘書之名，多以詩章相贈答。會予譴掾江陵，樂天猶在翰林，寄予百韻律詩及雜體，前后數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復相酬寄。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遞相仿效，競作新詞，自謂為‘元和詩’。樂天《秦中吟》、《賀雨》諷諭等篇，時人罕能知者。”從流傳的角度看，將白居易《長恨歌》的主題歸入諷諭說，也是不恰當的。

　　其四，《全唐詩》卷四唐宣宗有《吊白居易》一詩云：“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29]49這里的“童子解吟長恨曲”，說明他的《長恨歌》在當時是婦孺皆知的，與白居易《與元九書》中的自述相合。而《長恨歌》與《琵琶行》都是屬于感傷詩一類的。故而從以上幾個方面參證，白居易的《長恨歌》的基調是感傷的，而主題應該是愛情說。

　　四、唐玄宗與楊貴妃愛情的考察

　　根據唐宋時期的文獻，對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愛情作更進一步的考察，也有助于對《長恨歌》“愛情主題說”的認識。我們認為，從主觀上說，唐玄宗與楊貴妃愛情本身是真摯的，又是感人的，而客觀上造成與安史之亂有關，這實質上也不是愛情本身的問題。如果將唐玄宗的愛情與其政治分開來考察，則更可以看出他與楊貴妃的愛情過程是基于共同的性格與共同的愛好，他們的愛情是真摯感人的，他們的愛情悲劇是值得同情的，故白居易寫作了這首《長恨歌》，并置于感傷詩一類中。

　　唐玄宗對楊貴妃的寵愛，與其說是見到楊貴妃傾國傾城之色，毋寧說是因為他們二人才藝有共同之處。他們本身具有真摯的愛情，民間傳說再對這一愛情加以美化，這才是《長恨歌》取材的基礎。唐玄宗不僅是一位封建帝王，也是一位多才多藝的藝術家，他的多才多藝，在宮中也找到了唯一的異性知音，也就是楊貴妃。

　　《舊唐書》卷二八《音樂志》云：

　　玄宗在位多年，善音樂，若宴設酺會，即御勤政樓。……太常大鼓，藻繪如錦，樂工齊擊，聲震城闕。……玄宗又于聽政之暇，教太常樂工子弟三百人為絲竹之戲，音響齊發，有一聲誤，玄宗必覺而正之。

　　唐玄宗好音樂，在即位之前就是如此。《舊唐書》卷九五《睿宗諸子傳》云：

　　初，玄宗兄弟圣歷初出閣，列第于東都積善坊，五人分院同居，號“五王宅”。……玄宗時登樓，聞諸王音樂之聲，咸召登樓同榻宴謔，或便幸其第，賜金分帛，厚其歡賞。諸王每日于側門朝見，歸宅之后，即奏樂縱飲，擊球斗雞，或近郊從禽，或別墅追賞，不絕于歲月矣。

　　唐玄宗的這些愛好，曾受到大臣們的勸阻，《資治通鑒》卷二一一《唐紀》云：

　　上精曉音律，……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于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又教宮中使習之。又選伎女，置宜春院，給賜其家。禮部侍郎張廷珪、酸棗尉袁楚客皆上疏，以為：“上春秋鼎盛，宜崇經術，邇端士，尚樸素，深以悅鄭聲、好游獵為戒。”上雖不能用，欲開言路，咸嘉賞之。

　　不僅如此，玄宗還擅長于制曲，《太平御覽》卷五六八引《樂府雜錄》云：

　　又曰《得寶子》者，唐明皇初納太真妃，喜甚，謂諸嬪御云：“朕得楊氏，如獲至寶也。”因撰此曲。

　　又南唐尉遲偓《中朝故事》云：

　　驪山多飛禽，名阿濫堆。明皇帝御玉笛，采其聲翻為曲子名焉，左右皆傳唱之。播于遠近，人競以笛效吹。故詞人張祜詩曰：“紅樹蕭蕭閣半開，上皇曾幸此宮來。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38]43

　　此類事例甚多，據《碧雞漫志》所載，玄宗所作以及玄宗時制作樂調就有《霓裳羽衣曲》、《涼州曲》、《胡渭州》、《萬歲樂》、《夜半樂》、《何滿子》、《凌波神》、《荔枝香》、《雨淋鈴》、《清平樂》、《春光好》。即使是楊貴妃死后，唐玄宗從西川歸來，思念楊貴妃時，還在制作樂曲。鄭處誨《明皇雜錄補遺》云：

　　明皇既幸蜀，西南行初入斜谷，屬霖雨涉旬，于棧道雨中聞鈴，音與山相應。上既悼念貴妃，采其聲為《雨淋鈴》曲，以寄恨焉。

　　楊貴妃同樣愛好音樂，擅長歌舞。據《舊唐書》卷二一《玄宗楊貴妃傳》記載：“太真姿質豐艷，善歌舞，通音律，智算過人。”宋樂史《楊太真外傳》曾記載：

　　時新豐初進女伶謝阿蠻，善舞，上與妃子鐘念，因而受焉。就按于清元小殿，寧王吹玉笛，上羯鼓，妃琵琶，馬仙期方響，李龜年觱篥，張野狐箜篌，賀懷智拍板，自旦至午，歡洽異常。

　　這種帝妃臣子共同奏樂的盛大場面在歷史上應不多見。他們的共同興趣愛好集中體現在對《霓裳羽衣曲》的喜愛之上。《楊太真外傳》卷上云：

　　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歸于壽邸。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溫泉宮。使高力士取楊氏女于壽邸，度為女道士，號太真，住內太真宮。天寶四載七月，冊左衛中郎將韋昭訓女配壽邸。是月，于鳳凰園冊太真宮女道士楊氏為貴妃，半后服用。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

　　從楊貴妃入進見玄宗之始，就與《霓裳羽衣曲》產生密切的關系。同書卷上又記載了這樣一件事：

　　上又宴諸王于木蘭殿，時木蘭花發，皇情不悅。妃醉中舞《霓裳羽衣》一曲，天顏大悅，方知回雪流風，可以回天轉地。

　　可見玄宗對于《霓裳羽衣曲》的癡迷程度。白居易也是深愛此曲，除《長恨歌》外，他還作了《霓裳羽衣歌》：“我愛霓裳君合知，發于歌詠形于詩。君不見，我歌云：‘驚破霓裳羽衣曲’;又不見，我詩云：‘曲愛霓裳未拍時。’”[3]1410則其對于霓裳羽衣曲，多是以贊美的口吻表現的。歌舞本身是美好的，但過于沉溺則會懈怠朝政，最后導致了安史之亂。故而白居易為了將這兩方面的強烈對比盡量緩一些，用了“漁陽鼙鼓動地來”一句，盡管暗示了安史之亂，但字面本身還是“鼙鼓”，限于音樂的層面，這與白居易的諷諭詩對當朝時事深刻揭露者還是有所區別的。這一切都是為了表現唐玄宗與楊貴妃真摯的愛情，以及《長恨歌》的愛情主題的。由此可見，精曉音律是唐玄宗的愛好，而楊貴妃是最能滿足其愛好的一位女性。這實際上是支撐他們愛情的基石。

　　從上面看，唐玄宗與楊貴妃是有較為深厚的愛情基礎的。也正因為如此，他才不顧一切地將本來是壽王妃的楊玉環度為道士，然后再冊為自己的貴妃。而楊貴妃為女道士的過程，實際上與唐玄宗的關系是很密切的。據卞孝萱《唐玄宗楊貴妃五題》[40]11-17考證，實際上他們這一段時間，保持了六年零兩個月的情人關系。

　　綜上所述，白居易的《長恨歌》是在史實的基礎上吸收民間傳說，歌頌了李、楊之間的真摯愛情，對他們那種因為特殊的時代原因而被迫生死離別表達了極大的同情和傷感。而后人的其他主題說則是各自站在不同的角度對《長恨歌》的解讀。因為李楊愛情的特殊性，又與安史之亂發生了緊密的聯系，容易作出多元化的解說。但我們認為，只有“愛情主題說”才應該是最符合白居易本人的看法的，也是與《長恨歌》的內容最切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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