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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從文《邊城》中的“端午情結”分析
在《邊城》翠翠愛情萌生階段。她在小鎮看龍舟初遇儺送，愛情的種子就萌芽了。第二階段：翠翠愛情的覺悟階段。兩年后又進城看龍舟，她的愛情意識已完全覺醒。龍舟的一項的運用的作用就現實出來了。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沈從文《邊城》中的“端午情結”分析。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沈從文《邊城》中的“端午情結”分析
摘要：民俗事象在文學作品中隨處可見，眾多作品無論是在內容還是形式上，都富含民俗元素。從宏觀和微觀兩方面分析沈從文《邊城》一文中“端午”民俗審美意境的創造和審美意象的安排，由此解構作者的端午情結和創作心理。
關鍵詞：端午;審美意境;審美意象;創作審美心理
沈從文的代表作《邊城》由三個端午節事件貫穿始終，“端午”成為這篇小說發展的一條主要時間線索。其文與“端午事件”有關的篇幅占到全文的三分之二左右，在眾多的民俗節日中，沈從文為何鐘愛于選擇“端午”來構建全篇?由此，本人試圖解剖作者的“端午情結”。
一、宏觀視角下析“端午”審美意境的創造
傾向于民俗化的文藝作品在創造審美意境時經常依托具有鮮明地域性的民俗環境，從而彰顯濃郁的地方情調，塑造個性鮮明的人物。“端午節”是《邊城》作者精心營造的審美意境。小說前兩回主要在營造氣氛，為全文鋪墊基調。小說第三回開始正式寫到端午節，端午氣息由此一直蔓延到小說的第十七回。
文中故事發生在湘西邊陲茶峒一個苗漢雜居的地方。書中提到，端午是這個地方一年中最熱鬧、最有意義的日子之一，這個地方的所有人都將參與進來，這為故事主人公的相遇做好了準備。端午節不是苗族或漢族所獨有的節日，而是屬于整個民族的節日，苗漢兩族的大融合更加豐富了這里的節日元素。端午節作為故事發生的背景與軸線自然而貼近生活，故事的發展水到渠成。
文中主人公翠翠和儺送在第一個端午節里互相傾心，“愛情”萌動。端午時節里最適合“走馬路”，滿山碧翠，情歌飄蕩。作者這樣的安排營造出了夢幻與唯美的氛圍。“在苗族區域，愛情及婚姻仍延續著原始的自由形態。男女間的結識與相愛，多以對歌方式進行，任何未婚男子都有權向自己鐘情的未婚女子，表達愛慕之情。”翠翠的父母通過對歌相愛而私定終生，翠翠的血液里流淌著這浪漫的情愫，她自然會鐘情于走馬路的二老，而非走車路的大老。
《邊城》中的端午節不但為故事的發生及發展提供了浪漫的時空環境，而且是人物進入故事情節的關鍵之所在。作品中故事情節的深入展開，人物命運的起伏變化，整個悲劇情調的高揚，都與端午這一民俗事象的描摹融為有機的整體。
二、微觀視角下析“端午”審美意象的安排
審美意境的創造離不開審美象征物，作家往往會精心選擇一些與意境創造相關的風物，以此來傳遞和表現他們的主觀情思，從而達到情景交融的意境。沈從文將端午節作為整個故事發展的大情境，其全文的構思和意象的選擇都與此相匹配。我們從文中可以找到一系列具有典型意義的民俗符號，如：龍舟、鴨子、虎耳草、蒿艾、粽子等等，它們都具有著特殊的意韻，并對劇情的發展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一)龍舟
龍舟是湘西邊地獨特文化的載體，龍舟競渡是端午節期間當地居民十分關注的盛大活動。在湘西地段，龍舟競渡的最終勝利者不但享有英雄的美譽，而且往往能俘獲少女們的芳心。文中寫到儺送和天保都精通水性，皆是當地泅水劃船的好選手，但文中只對儺送在端午節龍舟競渡的表現進行了正面描寫，而天保幾次都因辦貨而錯過。龍舟競渡是儺送的強項，這樣的安排可以突出男主人公的身心和性格特征，這是其他民俗節日所達不到的效果。
(二)鴨子
民歌中，動物屬于民間情愛意象的一類，《邊城》中的鴨子同樣具有這種意義。沈從文在文中寫到，不拘誰把鴨子捉到，誰就成為這鴨子的主人。二老捉到鴨子后，別人就說：“你這時捉鴨子，將來捉女人，一定有同樣本領。”此處便透露出追趕鴨子的游戲包蘊著男女追逐歡會的模式和意念。在文中，儺送與翠翠的初次相遇發生在第一個端午節里儺送捉鴨子的場景。翠翠在岸邊等爺爺，發現“原來水中還有個人，那人已把鴨子捉到手，卻慢慢的‘踹水’游近岸邊的。”此處的鴨子讓兩人有了交集。第二個端午節，天保捉鴨子回家，正好遇到守渡船的爺爺，船總順順要天保將鴨子送給翠翠，翠翠在回家的路上說了一句：“誰也不稀罕那只鴨子”、，話外音是不是“真正稀罕的沒有得到”呢?端午節捉鴨子這一風俗是湘西地區獨有的，鴨子是人們對情愛的向往，在苗漢大聚居的湘西，人民追求著質樸的情感。
(三)虎耳草
虎耳草在端午時節里長得尤其碩大。當地俗稱“走馬路”的求婚方式就是示愛者站在高崖上為心愛的人唱三年六個月的歌，唱到對方心動為止。美妙的歌聲是儺送傳達給翠翠的情意，翠翠接受到儺送傳遞的愛的信息以后直接夢到虎耳草，虎耳草成為翠翠對儺送愛的回應的象征物。虎耳草在文中出現五次，有四次都出現在翠翠的夢里，只有一次出現在現實生活中：除了節日外出的翠翠，一大清早便出去掘竹鞭筍了，當翠翠回來時，“把竹籃子向地下一倒，除了十來根小小鞭筍外，只是一大把虎耳草。”這一次因翠翠去采虎耳草而錯過了與儺送相見的機會，這一次的錯過直接導致了兩人的分離。文中虎耳草意象以其豐富的內涵引導著情節深入新的層面，成為情節發展不可替代的因子。
三、作者端午情結的創作審美心理
沈從文在湘西水鄉世界里長大，他“諳熟川、湘、鄂、黔四省交界的那塊土地，諳熟那綿延千里的沅水流域及這一帶人民的愛惡哀樂的鮮明生活樣式和吊腳樓淳樸的鄉俗民風，因此形成對民間的，世俗的東西具有特殊敏感的審美情趣。”民風民俗潛移默化地影響在其環境下生長的每個個體，往往會“成為某種精神的、心理的積淀和思維定勢，有意無意支配著他們的意識活動和行為方式。”
例如，“水”的孕育使得沈從文在鄉土題材的作品中經常營造出一個水的世界。《邊城》故事開篇就迫不及待地寫到緩緩流淌的溪水，有渡船，有龍舟，有水鴨，還有淅淅瀝瀝的雨水等。儺送的出場是從水里冒出來，儺送和翠翠有了第一次交集;天保、翠翠父母的死都與水有關;邊城整個故事發生在多雨水的端午時節。文中三次寫到端午，除了第一次翠翠和儺送相見的端午，后兩次端午都有雨水伴隨。俗信端午節下雨預示著不吉;反之則吉。神秘化和宿命觀在沈老的文學作品中多有表現。此處，端午雨的安排為天保不祥的結局與整個故事以悲劇結尾埋下伏筆。
綜述所述，通過端午事件，作者的審美意境和審美意象得以自然呈現，不留雕琢痕跡。作者以端午民俗構架全篇，故事的發展人情人理，這是換以其它民俗節日所不能表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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