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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陵叟》白居易唐詩鑒賞
賞析通過鑒賞與分析得出理性的認識，既受到藝術作品的形象、內容的制約，又根據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經驗、藝術觀點和藝術興趣對形象加以補充和完善。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杜陵叟》白居易唐詩鑒賞，歡迎大家分享。
杜陵叟
白居易
杜陵叟，杜陵居，歲種薄田一頃余。
三月無雨旱風起，麥苗不秀多黃死。
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
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征求考課。
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何如。
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
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惻隱知人弊。
白麻紙上書德音，京畿盡放今年稅。
昨日里胥方到門，手持尺牒牓鄉村。
十家租稅九家畢，虛受吾君蠲免恩!
白居易詩鑒賞
這是《新樂府》五十首中的第三十首。據《資治通鑒·唐紀·憲宗紀》載：“(元和四年)上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學士李絳、白居易上言，以為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雖然憲宗頒布了免稅的命令，但具體執行命令的官吏們依舊瞞上欺下，橫征暴斂，農民的負擔并沒有得到絲毫的緩解。這首詩通過杜陵叟在大旱之年的不幸遭遇，嚴歷譴責了貪官污吏們的卑劣行徑，替被剝削壓迫者發出了不平之鳴。
居住在杜陵的老漢大概是一個平平常常的老農，他辛勤耕種著一頃多非常貧瘠低產的土地。詩歌的第一句話，雖只有短短的十三個字，卻點出了作品的人物、居住的地點及其賴以生存的生活資料，蘊含了豐富的信息，也完全符合《新樂府序》所謂“首章標其目”的要求。杜陵叟僅“種薄田一頃余”，說明種田很少，而“田”又以“薄”字修飾，“薄”指土地的貧瘠，產出低。由此可見，一旦遇到雨旱災荒之年，杜陵叟一家衣食來源便可能有斷絕之患。這就為下文杜陵叟的不幸遭遇作了極好的鋪墊，詩人主張詩歌語言應當平易淺顯，但淺顯的語言，運用得當，也能傳達出豐富的內容。
接下來就是敘述杜陵叟在災荒之年的不幸遭遇。
是春天遇到大旱，麥苗枯死，致使夏天幾乎沒有收成，這是一層災禍;繼而秋天降霜提前，秋季作物禾穗沒有成熟便枯萎青干，這是第二層災禍。對于普通農家百姓來說，接連遭到這兩層災禍的打擊，則其一年中所賴以生存的生活資料無從籌備，一家人處在衣食無著中就可想而知。然而，地方長官明知災情嚴重，莊稼欠收，卻偏偏為了個人私利，諂上欺下，急征暴斂以贏得上司的青睞，作為自己升遷的資本。這是杜陵叟遭遇的第三層災禍。前兩層是天災，后一層是人禍，天災人禍加在一起，所以他只能“典桑賣地納官租”，顧不上“明年衣食將何如”了。“典”是抵押的意思，為了交納官租，杜陵叟不得不“剜肉補瘡”，把僅剩的一點賴以生存的東西都典當出去。詩人以簡單平直的語言敘述了這個老翁的故事。而字里行間卻見出封建官吏們對百姓的壓榨。孔子關于“苛政猛于虎”的感嘆在這里找到了鮮明的例證。“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既是那些深受災難的平民百姓在發出憤怒的呼聲，也是深刻了解人民疾苦的詩人對那些殘暴官吏的強烈斥責。
此詩寫到這兒，杜陵叟所受的災難、下層官吏的殘暴，百姓的憤慨都已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但詩人似乎意猶未盡，他要連皇帝也諷刺一下。因為詩人上奏章的緣故，天子終于了解了百姓受災的情況，大動“憐憫之心”，迅速頒布“德音”，對京城附近地區今年的賦稅全部予以免除。然而實際情況又是怎樣呢?”“昨日里胥方到門，手持尺牒牓鄉村。”當那些受災的農民們典桑賣地，勉強湊夠賦稅之后，里胥們方才到門貼出了免稅的布告。農民們受了皇帝的口頭恩惠，并未得到任何實際好處。但皇帝的“恩典”卻還是要謝的，這真是莫大的諷刺。
這首詩通過杜陵叟在災荒之年的遭遇，反映了農民們所受的深重災難，揭示和抨擊了下層官吏的橫行殘暴，以及封建最高統治者“施恩”的虛偽性。詩歌的揭露性和批判性非常強烈。全詩從杜陵叟落筆，在描寫他連遭干旱早霜等天災的同時，重點將筆墨放在對下層酷吏的不恤民情，急征暴斂、諂上欺下的揭露上，客觀上告訴人們，官僚們人為對農民的迫害遠比自然災難嚴重得多。而對皇帝，空洞的贊美是幌子，骨子里卻是嘲諷。作品語言通俗，三言、五言、七言句式交錯使用，而韻腳轉換自然，讀之朗朗上口，恰到好處地表達了作品的主題思想。
這首詩同時也反映了白居易諷諫詩的另一特點，那就是率直、深刻，很少雕飾。作為一個為民請命的諫官，這種正義、耿直的精神極為難能可貴;而作為一名詩人，這種作品也就難免存在尖銳犀利有余而韻味不足，經不起反復詠嘆的弱點。也許正因為此，這首詩才能在“牛童馬走”之口廣泛流傳。然而正是這一點，成為后代詩論者訾詬的話端。
注釋譯文
詞句注釋
⑴杜陵：地名，即漢宣帝陵，在今陜西省西安市東南的少陵原上。叟：年老的男人。
⑵薄田：貧瘠的田地。
⑶秀：植物抽穗開花。
⑷青乾（gān）：謂莊稼的子實還未長飽就干漿了。
⑸申破：上報說明；申報。
⑹長吏：泛指上級長官，這里是指的杜陵所在地的地方官。
⑺明年：次年；今年的下一年。
⑻帛：絲織品。
⑼粟：小米，也泛指谷類。
⑽鉤爪鋸牙：指鳥獸尖曲、鋒利的爪、牙。喻人的兇惡殘暴。
⑾惻隱：見人遭遇不幸而心有所不忍。即同情。弊：衰落；疲憊。
⑿放德音：宣布恩詔，即下文所言減免賦稅的詔令。德音：用以指帝王的詔書。至唐宋，詔敕之外，別有德音一體，用于施惠寬恤之事，猶言恩詔。
⒀京畿（jī）：古時稱國都及其行政官署所轄地區。杜陵所在地屬國都長安的郊區。
⒁里胥：古代指地方上的一里之長，是低級官吏，負責管理事務。方：才，剛剛。
⒂敕牒（dié）：傳達詔令的文書。榜：張貼，張掛。
⒃虛受：空受。蠲（juān）：除去，免除。
作品鑒賞
文學賞析
“杜陵叟，杜陵居，歲種薄田一頃余。”白居易這首新樂府詩的主角是一位家住在長安市郊的土生土長的農民，他世世代代以種地為業，守著一頃多的薄田，過著衣食不繼的日子。中國文人的詩歌中，少不了風花雪月，也有的是閑情雅致，但是有意識地不但以農民作為作品的主人公，而且真正站在勞苦大眾的立場上，為他們鳴冤叫屈、打抱不平的作品，還是不多見的。在這一點上，白居易可以說是做得非常突出的一位了。他所以能夠在詩歌中大聲疾呼地為民請命，并不是想在題材上獵奇出新，而是源于他對朝廷政治前景和國計民生的高度責任感和使命感。作者一再把視角投向生活在最底層的群眾，他們的生活過得十分悲慘，而且向來是無人過問的。這位不知姓甚名誰的杜陵叟處在水深火熱的困境中而不能自拔。
“三月無雨旱風起，麥苗不秀多黃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三月無雨，并不是指的農歷三月整整一個月不下雨，而是說從元和三年（808年）冬天到第二年春天連續三個月沒有下雪和下雨。據史料記載，這一年直到閏三月才下了一場像樣的雨，為此，白居易還專門寫了一首《賀雨》詩表達他當時喜悅的心情。在靠天吃飯的日子里，長安市郊的“杜陵叟”去年秋天辛辛苦苦播下的冬小麥，從下種到返青就沒有一滴雨水的滋潤，結果還沒有到秀穗的時候大多已經干黃枯死了。夏糧既然沒有收成，只有指望秋糧了，可是農民們萬萬沒有想到，秋天九月一場早來的霜降，卻使得“杜陵叟”可憐的愿望又一次成為了泡影，地里的秋莊稼還沒有成熟就都被凍死而干枯了。兩季糧食幾乎顆粒無收，這就是白居易在序中所交待的“農夫之困”，也是“天災之困”。
“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征求考課。”原來這位地方官大人明知手下的“農夫”受了天災，卻不向上方報告災情，而是愈發加緊橫征暴斂，強行收取租稅。他要造成一個“大災之年不減稅收”的政績，以取悅上方，給朝廷留下一個稱職的印象，為他以后的加官晉爵打下基礎。
“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如何？”這兩句詩是說，“杜陵叟”在大荒之年，遇上這樣不顧百姓死活的“長吏”，叫天天不應，喊地地不理，只好忍痛把家中僅有的幾棵桑樹典當出去，可是仍然不夠繳納“官租”，迫不得已，再把賴以為生的土地賣了來納稅完糧。可是桑樹典了，“薄田”賣了，到時候連“男耕女織”的本錢都沒有，第二年的生計也沒有辦法了。這種來自“長吏”的人禍，讓“農夫之困”愈發雪上加霜。
看到“杜陵叟”面對的“人禍之困”比“天災之困”更加無情、更加殘酷時，白居易的心情再也無法平靜了。本來從詩歌的一開始，他是以第三人稱的面目出現的，可是寫到這里，他義憤填膺，轉而以第一人稱的身份出場控訴起來，“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意思是：“典了桑樹，賣了薄田，織不了布，種不上地，到時候沒吃沒穿，我們怎么生活啊？”這種由第三人稱到第一人稱的轉換，實際上是作者內心感情的真實流露，他已經全然忘記了他是朝中大夫的尊貴身份，而自覺地站在了無依無靠的“杜陵叟”一邊，這對于一個封建文人來說，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在著名的漢樂府《陌上桑》中有這樣的詩句：“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那也是站在詩中主人公同一立場的第一人稱的口吻，不過，因為那首詩本來就是樂府民歌，所以不足為奇，它所表達的是勞動人民對他們這個階級的優秀女子的由衷自豪與熱愛，可白居易并不是窮苦百姓中的一員，而是一位名符其實的士大夫，所以這種感情角色的自然換位，對于封建社會的官僚階層的絕大多數成員來說，是根本不可想像的，而白居易這種古道熱腸、俠肝義膽，完全是“詩圣”杜甫“民胞物予”精神的直接繼承，而且這也是他能在后來接過杜甫現實主義詩歌的優良傳統，發起新樂府運動的重要主觀因素。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這是白居易站在“杜陵叟”的立場上，對那些統治階級中，只管個人升官而不顧百姓死活的貪官污吏而進行的面對面的嚴厲痛斥，情急之中，竟把他們比喻成了“鉤爪鋸牙食人肉”的“豺狼”，而且采用了語氣極為強烈的反問句式，激憤之情躍然紙上而溢于言表。作為一個衣食無憂的政府官吏，能夠對“農夫之困”如此感同身受，能夠如此直接激烈地為人民鳴不平，在當時實在是不多見的。
詩歌的前半部分，作者的內心是很沉痛的。而在詩歌后半部分的一開始，苦不堪言的“農夫”的命運似乎出現了一絲轉機，“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惻隱知人弊。白麻紙上放德音，京畿盡放今年稅。”白麻紙，古時詔書用白紙頒布，到了唐高宗上元年間（674—676年），因為白紙容易被蟲蛀蝕，所以一律改用麻紙。白居易在詩里只說了“不知何人”，其實這位關心民生疾苦、視民如子的“何人”，根據史料記載正是白居易“本人”，是他上書憲宗，痛陳災情之重，才使深居九重的皇帝動了惻隱之心，大筆一揮，居然免去了京城災區當年的賦稅。
但是最終這一切變成了一場鬧劇。“昨日里胥方到門，手持尺牒榜鄉村。”皇帝的免稅詔書才剛剛由那班“里胥”們神氣活現地公布到家家戶戶，可這一切已經無濟于事了，因為“十家租稅九家畢，虛受吾君蠲免恩。”一直要到絕大多數人家都“典桑賣地”，納完租稅之后，才將已經成為“一紙空文”的“尺牒”在鄉村中張貼公布，這已經沒有意義了。“里胥”們原本是沒有那么大的膽量，敢于欺上瞞下到如此地步的，其實是朝廷上下，沆瀣一氣，朋比為奸。白居易對此心知肚明，吃苦的還是那些無依無靠的貧苦百姓。他們一苦天災，二苦黑官，這正是“苛政猛于虎”。
這首詩體現了作者視民如子的情懷，揭露了封建社會的黑暗與腐敗。作者在《輕肥》詩中曾一針見血地控訴“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這首《杜陵叟》中，他更寫到“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白居易在義憤填膺地寫下上述的控訴時，并沒有意識到，他實際上已經觸及了封建社會那人吃人的兇殘野蠻的社會本質。事實上，每當災荒嚴重之際，由皇帝下詔蠲免租稅，而地方官照樣加緊盤剝勒索，不過是封建社會經常上演的雙簧戲而已。宋代詩人范成大就有一首《后催租行》中提到：“黃紙放盡白紙催，賣衣得錢都納卻。”說的也是一回事，在宋代，皇帝的詔書用黃紙寫，而地方官的公文用白紙寫，在封建社會中，能夠對這種免的白免、催的照催的吃人雙簧戲進行最早、最有力的批判的，正是唐代新樂府運動的旗手——白居易。
名家點評
《中晚唐詩叩彈集》：詔按：貞元十九年，以李實為京兆尹，為政暴戾。時春夏早，京畿乏食。實不介意，方務聚斂征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咎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窮至壞屋賣瓦木、貸麥苗以應官。嘗有沼免畿內逋租，實不行用詔書，征之如初。詳見《順宗實錄》。
《唐賢小三昧集》：此風至今為烈，讀之使人心惻。
《唐宋詩醇》：從古及今，善政之不能及民者多矣。一結慨然思深，可為太息；
《元白詩箋證稿》：《賀雨》詩云：“皇帝嗣寶歷，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暮，不雨旱爞爞……”是知樂天此篇“三月無雨旱風起”一語，實非詩人泛寫；而此篇之作，蓋亦因此而有所感觸也。詩中“十家租稅九家畢，虛受吾君蠲免恩”句，可與《白氏長慶集》四一《奏請加德音》中節目，及李相國《論事集》四《論量放旱損百姓租稅》條之言相參證，以深之與樂天同上之狀，其所言者，雖為江淮等處之稅，然其情事則正與樂天此篇詩句所言相符同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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