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何許人也？不說國人對他的評價，法國《世界報》評選全球范圍內的“千年英雄”，涉及政治、軍事、文化、宗教諸領域，選出十二位，蘇東坡是唯一入選的中國人。
那么，陶淵明又是什么人呢？他是蘇東坡最崇拜的人。東坡先生提到他，永遠是學生的口吻：“淵明吾師”、。陶詩109首，東坡每一首都唱和了。在東坡看來，李白、杜甫還在陶淵明之下。蘇東坡這種境界的人，尚且從陶詩中獲得巨大的精神養分，我們今天怎能錯過？
中國大詩人多，這是我們的福分，我們顯然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一個真正開放的時代，既是面對世界的，又是面向傳統的。我們的商品琳瑯滿目，我們的生活詩意盎然，所謂開放時代，二者缺一不可。
手捧陶詩，怦然心動，如遇美食，如見佳人。
對陶淵明的人格的贊美，歷朝歷代綿綿不絕，概而言之三個字：真性情。他究竟“真”到了何種程度，令數不清的大學者大文人對他頂禮膜拜？
我們還是從生平說起。
陶淵明生平簡單。簡單蘊涵著豐富。
我們是仰望大師的人，而能夠仰望，已值得欣慰。
持續的仰望，讓我們略去生活中的雞毛蒜皮，藐視生活中的低級趣味。
言歸正傳--
陶淵明生于東晉哀帝興寧三年（公元365年），五十多年后東晉亡，劉宋立，是為南北六朝時期。淵明一生遭遇亂世，軍閥打仗不消停，豪門大族不可一世。歷史教科書，留下了桓玄、劉裕、謝安、司馬道子這些名字，淵明生前對軍閥與豪族避之惟恐不及，我們沒理由對這些人喋喋不休。
他在詩中寫道：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
韻是氣韻、氣質。人事高度扭曲，丘山倍顯自然，所以他“愛丘山”。這三個字，是他一生的寫照。
與之相對的“適俗韻”，他心里很清楚。除了耳聞目睹，他還親身經歷過。這相異的兩種人生情態，貫穿了他的全部詩篇。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妨說，他寫自然就是寫人世。
沒有純粹的田園詩人，田園之為田園，乃是塵世的“他者”。
陶淵明的出生地，是潯陽郡柴桑縣（今江西九江），一個叫上京里的地方。江西山水如畫，今日古風猶存。柴桑是潯陽郡府所在地。上京里離柴桑城很近，那兒有淵明老家，也是族人聚居地。他的曾祖父陶侃，原是庶族，靠個人奮斗當上大司馬。大司馬是軍中元帥級別的職位，陶侃以一介布衣，靠沙場血戰得來。他一身好武藝，最初到軍中任職，卻充滿辛酸的傳奇色彩：妻子賣掉家中所有值錢的東西，包括飯桌和床上的草、席，只為請人吃頓飯。那人還算有良心：要吃要喝要辦事，為陶侃在部隊謀了一份差事，使陶侃有機會靠敵人的性命換取功名。 我們不妨記下這三個地名：柴桑境內的上京里、園田居、南村。這是偉大的詩人生活過的地方。他影響了后來所有的大詩人。沒有他的富有開創性的揭示，中國的山山水水不可能呈現今天的這種美。
他告訴我們，山水之美，不在乎名山大川。贏得審美的至高境界，房前屋后皆風景。屈原了不起，但屈原描寫洞庭湖的詩難懂。陶淵明的詩歌語言，在平淡中見功夫，所謂大巧若拙，大象無形。他的很多傳世詩篇，不大讀詩的人也能懂。
他的日常生活很隨意的。他有修養，有操守，然后他隨意。這種隨意，不是生活中的隨隨便便。看不慣官場的污濁，他掉頭就走。蘇東坡欽佩他，是因為東坡本人做不到這一點，“屢犯世患”，“九死蠻荒”，卻不曾須臾脫離官場。當然，北宋和東晉不一樣的，東坡為官，尚能為百姓做事。而東晉的官僚，斂財很厲害，又擺不完的臭架子，官大半級壓死人。不斂財成不了大族，不擺架子顯不出高貴身份。官場風氣如此，好官難做。而軍閥重開戰，好官壞官都有性命之憂。
淵明寫詩也隨意。柴桑離廬山不遠，他并未跑到廬山去，寫下一組五言詩。他所描寫的，都是身邊風物，尋常景觀。蘇東坡欽佩他，是因為東坡深知抵達這樣的藝術境界有多么難。李白、杜甫，包括東坡自己，寫了多少名山大川，卻只是接近了陶詩的境界。民國初年的國學大師王國維，在他的杰作《人間詞話》中，講詩歌的最高境界：物我兩忘，詩人與自然渾然一體。而陶淵明，堪稱“無我”之境的第一人。
為人生而藝術，為藝術而藝術，淵明兩者都不是。對他來說，詩歌等于天籟。寫詩如同喝酒，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喝酒難受，不寫詩同樣難受。事實上，酒與詩，伴隨他的一生。
陶淵明在柴桑，和農民打成一片。他下地耕種，可不是為了體驗生活。他是地道的農民詩人，放下鋤頭拿起筆。一年四季，田野上都有他的身影。
他先后娶過兩個妻子，生下五個兒子。家道艱辛，老婆要下地的。為生計，他“投耒去學仕”--放下農具奔官場。從二十九歲到四十一歲，十三年的時間里，他曾四次出去“學仕”，學得很別扭，“學習成績”始終上不去。最后一次當縣令，只當了八十多天。他當官太難了，活得越本色，曲意奉承越艱難。官場的鐵律：要做老爺，先當孫子。陶淵明也有委曲自己的時候，只不過忍耐有限度，上級要他做孫子，他把官帽一扔，揚長而去。
一再奔官場，正是淵明的可愛處。他的家庭責任感，由此可見。他不指望重現祖先的榮光，卻想方設法要讓家人維持小康局面。責任與個性，是一對矛盾。歷代都如此，所以是正常現象。而批評這種現象，也屬正常。寫文章，不至于顛覆歷史、因小人數量多就把小人寫作楷模吧？
陶淵明并非堅守個性，個性本自然，像一朵花一棵樹，它的生長習性就是那個樣子。有彎著長的樹，也有筆直的樹；有不懼風刀霜劍的花朵。毋寧說，亂世中的淵明幾次出去做官，倒是想適當調整一下個性。
淵明所謂真性情，有他的特殊性。他是在特定的生存境域中顯現為真的。這一點，須仔細辨認，不可失之簡單化。
人到中年，幾番“學仕”失敗，他才看透了。不單是看透官場，他也看透自己。像他這樣的人，不歸是不行了。“田園將蕪胡不歸？”他歸到上京里，歸到園田居。前者為老宅，后者有他家的田產，學者考證有十幾畝。后來發生的一些事，他沒料到，比如園田居失火，房子燒光了。又遇災年，逢兵亂，他窮得斷酒，餓肚子：
饑來驅我去，不知競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
東晉，司馬氏王朝失去中原，偏安江南。王室虛弱，權臣互斗，豪強并起，幾股力量大拼殺。陶侃有十七個兒子，大部分是武將，他們又互相殘殺。族人要么成敵人，要么為路人。淵明這一支，呈衰敗之勢，他祖父陶茂雖然做過武昌太守，但正史無傳。他父親陶逸也當過太守，時間很短，死于他八歲那年。母親孟氏，大將軍孟嘉的小女兒，賢惠有佳名，她活到淵明三十七歲那一年。上京里的老宅頗具規模，有他的詩為證。但他父親也沒有留下多少遺產。到他這一輩，家境每況愈下。“家無仆妾，藜菽不給。”藜菽指糧食。
看淵明的家族史，我們就不難理解，他為何要幾次跑出去做官。魏晉時代，家族、門第的觀念是代代相傳的集體潛意識，深入血液的。家族的重要性，甚至高于個體生存。
我們應當理解，淵明是在什么樣的背景下反抗門第觀念。
他一生搬過好幾回家，主要是避戰亂。潯陽是當時的兵家必爭之地，打過兩次大仗。淵明討厭戰爭，寫詩只字不提。
離柴桑稍遠，有個園田居，淵明中年住過。更遠的地方叫南村的，幾間茅屋，是他舉家避潯陽戰亂之所。到五十歲左右，他又搬回有兒時記憶、有先人遺存的上京里。幾十年過去了，老宅風雨飄搖，他度過生命的最后時光，死于貧病交困，享年六十三歲。這已經是輾轉乞討了，又餓又羞怯的情狀溢于言表。何之：哪里去。行行：走了又走。斯里：這里。估計他走到離家很遠的地方，敲門尚且拙言辭。而當初辭掉彭澤縣令，他沒想到會淪落到這種地步。可他的五個兒子都活下來了，他為父是稱職的。他異鄉乞討，討回的粗食分給五雙小手。
戰亂賦稅高，種田人朝不保夕。淵明一生，餓過三次肚子，分別是青年、中年和暮年。短則半月，多則半年。
我們品讀他，就是要還原他的本相。
他為夫為父，他奔走官府，他躬耕田地，他愛酒愛美女，他體驗疾病與死亡，他巴望兒子有出息……世俗的東西他樣樣不缺，他也不煉丹，不辟谷，不學長壽術，反對當神仙，憑什么說他是隱士？
品讀陶淵明，這也是關鍵處。這些地方，尤其需要“思想的細心。”
淵明的生平，我們先說到這兒。下一講，我們展讀他的詩篇，再來打量他彌漫在詩中的、激動人心的生存細節。
《品中國文人》 陶淵明第二講
淵明的著名詩篇，大都寫于他四十歲以后。此前他的人生要務，還是養家糊口。青壯年，他有魯迅所謂“金剛怒目式”的句子：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刑天是神話中敢與天帝斗的斷頭勇士，干為盾，戚為長柄斧。古代漢語，這些都是常用字。魯迅自己是斗士，所以偏愛這兩句。可是生逢亂世，淵明如何舞干戚呢？倒不如說，“猛志”內化為桀驁不馴的個性，并“常在”，一輩子改不掉。
淵明二十九歲初入仕，為江州祭酒，屬于州府的普通辦事員。《晉書》說他：“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這段話表明，他年輕時，家里的經濟狀況就不好，做小吏仰人鼻息，沒過多久回家了。第一次“學仕”，幾乎交了白卷。州府又叫他擔任主簿，屬秘書類的差事，寫官言文章，整天炮制假大空的東西，他沒去。主簿官職卑微，卻離領導近，可以做跳板。不少年輕人想去但去不了。淵明在祭酒的位置上“自解歸”，領導派人來叫他，讓他干秘書，他婉言謝絕了。看來，領導把他辭官的舉動理解偏了。
這一年，長子陶儼出生。次年，妻子去世，可能死于營養不良。淵明三十一歲，繼娶翟氏。這是一個勤勞而健壯的女人，讀過書，能持家。蕭統《陶淵明傳》說：“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與其同志。”《南史》亦說：“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于前，妻鋤于后。”古人用詞很講究的，“志趣”二字，說明翟氏不僅勤勞，而且與丈夫趣味相投。家庭生活是和諧的，苦中有樂。如果她抱怨，像今天的很多女人，逼丈夫撈官斂財，淵明不會寫出那么多好詩。通過翟氏，我們不難設想，淵明有十幾年的光景生活幸福。翟氏為他生下四個兒子，加上陶儼五個。古代婦女，這可是了不起的，她是一位“英雄母親”。時過一千五百多年，我們向她致敬。
淵明第二次學做官，是到荊州府，大概在三十五六歲。做了一年多，沒有主動辭職。母親去世了，他歸家居喪，居喪一般是三年，也有兩年半的。這規矩由孔圣人定下，理由是：小孩兒要長到三歲，方能說話行走，所以對父母的亡故，要居喪三年。淵明居喪的兩三年，生活是不錯的，名篇《和郭主簿二首》寫于此時，我們來看其一：
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陰。凱風因時來，回飆開我襟。
息交游閑業，臥起弄書琴。園蔬有馀滋，舊谷獲儲今。
營己良有極，過足非所欽。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
淵明悠哉游哉的形象，呼之欲出了。寫的是上京里老家，堂前有林子，屋后有菜園。這百年老宅，散發著祖上的榮光，雕梁畫棟雖不再，卻足以慰藉身心。凱風就是旋風，夏日里的好風，掀起他的衣襟。春天的紅高梁，此時已化作美酒，淵明自斟自飲。不過他表示：營造自己的生活是有限度的，過度滿足就沒必要了，不值得欽佩。我們不妨細看，詩中提到的蔬菜和糧食。淵明早年餓過肚子，印象很深。
簡單的事物，喚起美感和心情舒暢，這是淵明寫詩的一大特點，也是他的價值觀。生活的快樂，不以消耗物質的多少來衡量。這一點，在地球環境日益惡劣的今天尤其重要。
但是，抵達這種心境很困難。叔本華講：人類有兩大不幸，一是他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生活；二是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這話耐人尋味。
中國人常說：知足者常樂。也算是對叔本華的一種回答，將幸福理解為追求幸福的過程。
淵明居喪結束，四十歲又做官了。這一年初，桓玄于建康（今南京市）篡帝位，逼走東晉安帝，打著晉室旗號的劉裕帶兵攻他。其實這個劉裕，后來也不是什么好東西，弒帝自立，改國為宋。他和桓玄狗咬狗，涂炭生靈。淵明寫四言詩《停云》：“靄靄停云，蒙蒙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天下一片昏暗，平坦的道路也走不通了。他閑居己久，希望出去做事，可是軍閥混戰，攪得“八表同昏”。憂心時局，在他的詩中不多見。當時，他是譴責桓玄的。
“停云”的意象，頗像陶淵明：停在空中的一朵云。詩人對天空，感受很細膩。
六月，淵明遠赴京口（今江蘇鎮江市），在劉裕軍中做參軍，一種文職小官。次年三月辭了。八月，為彭澤縣令。彭澤縣距他家一百多里，他自己說，主要是因為離家近。另外，“公田之利，足以為酒”。公田種高梁，高梁釀美酒。淵明做縣令，有點想頭說在明處，可見他不唱高調，不宣稱自己大公無私。這次能當上縣令，是陶家長輩幫的忙：“家叔以余家貧，遂見用于小邑。”以他的性格，不會去跑官的。
公田數十畝，種高梁好呢，還是種粳稻好，夫妻二人，意見不統一。翟氏隨淵明去彭澤縣，照顧他的飲食起居。種公田有縣衙的小伙子，不勞她動手。不過她種田有經驗，常在田埂上指點，計劃來年春天的農事。她剛滿三十歲，面孔紅潤，像我們在油畫中見到的俄羅斯少婦。八月里秋高氣爽，秋風吹亂她的鬢發。她現在是縣令夫人呢。她遠遠的看見丈夫來了，官帽好像有點歪。淵明于官道的盡頭下巾車（有簾子的馬車），沿田坎路疾步走來。
田野一望無際……
常有州官郡官來，檢查工作，吃吃喝喝也罷了，還指手劃腳，擺不完的譜。淵明下班歸家，一般是樂呵呵的，要么走向孩子們，要么走向掛在墻上的大號酒葫蘆。如果他悶聲不響，翟氏就知道：來了上級領導。
入冬天冷了，淵明的酒量，隨氣溫的下降而上升。這是他的習慣，持續二十年了。冬天曾經缺棉襖，他飲酒御寒。他飲多不亂，就像他的祖父。酒入血液他興奮，醉眼朦朧看世界。他不是難得糊涂，他是經常糊涂。按上級的標準衡量，他可不夠聰明。晉朝的大官皆出自大家族，權力很大，小官很受氣。又因戰亂，武官氣焰高。淵明有個朋友，人稱“劉柴桑”的，做柴桑縣令，因為受不了窩囊氣，跑到廬山當隱士，至死不出來。而普通官吏吃一點官俸，有“代耕”的說法，比農夫強不了多少。淵明指望公田釀酒，備下了壇壇罐罐，可他必須干到明年冬天。他有了一些官場經驗，差不多能對付。
這一天來了州官，是一名督郵，專門為刺史巡視各地的，架子特別大。督郵通常是刺史的心腹，督促各縣刮民脂民膏。他人未到，規矩先來了，命彭澤縣令陶淵明穿戴整齊出城迎接。按官方條例，這督郵架子擺大了，他所要求的迎賓規格，幾乎和刺史大人一樣。淵明很生氣。翟氏把官帽官帶拿出來了，卻只望著他，由他拿主意。恰好前一陣子，同父異母的程氏妹在武昌去世，使他亂了方寸。他和小他三歲的程氏妹，感情很深的。翟氏看丈夫的模樣，預感要出事。她還是沒說什么。
淵明冒火了。督郵派來打前站的差狗斜眼瞧他，面無表情，催他系官帶上路。他上路了，卻不是出城迎接什么領導，而是回老家上京里。
這是辭官的舉動，連一紙辭呈都免了。有學者指出，淵明對農民有惻隱之心，完不成上級交給他的攤派任務，所以才走人。媚上必欺下，淵明不可能選擇欺壓百姓。
他沒有留連縣衙，倒是去那片已播種的公田轉了好幾圈。
《歸去來辭》寫于這一年，這是千古名篇。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以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揚，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晨熹微。
古往今來，數不清的人吟誦此篇。胡不歸：為什么不歸。歸向何處呢？歸向人的本性，歸向天地之間。它所表達的，是全人類訴諸自然的心聲。活動變人形，生存難免有扭曲，而陶淵明這樣的人，始終標示著人性的高度，血液的純度，審美的力度。
人要謀生，難免“心為形役”，身不由己。有些人受得了，有些人受不了，古今皆然。陶淵明奔官場受壓迫，他要愁眉苦臉，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他也試圖舒展眉頭裝笑臉，行不通。于是走人。他這一走，“走”出曠世佳作，將中國社會生活中的一個典型情境給揭示出來了。古代為官者，不管是出于何種動機，都會吟誦它。而由于它是如此經典，今人的心態情態，同樣在它的波及范圍之內。
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仆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云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
“衡宇”指家門，衙門內的淵明早就思念它了。辭賦寫于十一月。淵明辭縣令，是凌晨出發的，序言說：“斂裳宵逝。”走水路，他家門前有條河。他不為五斗米折腰，脫下官服，如釋重負，一路上“載欣載奔”，幾乎載歌載舞了。為何如此高興？因為他打定主意，從此不踏官場一步。十三年憋氣，他終于出了一口大氣。他可不是來了犟脾氣，像個愣頭青年。不惑之年，一切都看明白了：“凍餓雖切，違己交病。”吃不飽穿不暖，無非苦了肌體，一味違心向官場，身心交病。淵明不想責怪誰，倒是有自知之明。他籠罩在歡樂的情緒中。
云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自然向他呈現了，而利欲熏心之輩，整天忙著算計，哪能看見這些。何謂云無心？只因人無心，不屑機關算盡。
中國歷代辭官者，數以千萬計，唯有陶淵明，將樸素的欣悅，通過樸素的語言表達得淋漓盡致。沒辦法。沒人能超過他。
官場內外，朝堂民間，所有尚存良知與美感者，都會感謝他，是他，確立了人性的價值，審美的價值--愛的愉悅。愛親朋，愛自然，愛藝術。
唉，上帝是公平的，現實是殘酷的。
《品中國文人》 陶淵明第三講
次年，四十二歲的陶淵明寫下《歸園田居五首》，古代讀書人視同《詩經》，人人都能背。其一：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
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
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
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雜塵，虛室有余閑。
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
從此詩看，園田居蠻好，屬中等人家的庭院。只是一家七口人，加僮仆一二，日常開銷是個問題。“開荒南野際”，當為寫實。由于主婦的勤勞，善持家，方有這般光景。連家禽都活得有滋味，飛到桑樹顛上去了。而現在的圈養雞，只能撲打翅膀、徒作升空之狀。淵明自己說，誤落塵網三十年，什么意思呢？聯系“性本愛丘山”，可能是說他十二三歲以后就迷了本性。他少年讀書，受儒家影響不淺。他有“大濟蒼生”的儒家理想，卻碰上軍閥打仗。二十歲曾遭遇大荒年，蟲災，旱災，雨災，下地累死累活，仍然填不飽肚子。“疇昔苦長饑，投耒去學仕。”淵明老實，是什么就寫什么。而當時的時代風氣，士人普遍講清高，追名逐利，卻弄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就職演說、述職報告，大詞套詞層出不窮。淵明這種人，出去做官，將做官的緣由及“想頭”和盤托出，在別人眼里是很不得體的。在他，卻自然得很。
詩乃陶家詩，如同云是天上的云。我們再看其二：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荊扉，虛室絕塵想。
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
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成草莽。
鞅，為駕車時套在馬頸上的皮帶。輪鞅代指車馬。坐車的貴人不會到窮巷來的，淵明與農夫共處，心憂地里的莊稼。“霰”是小雪珠，若鋪天蓋地襲來，莊稼將被打得七零八落，變成一片荒草。淵明開荒已見成效：“我土日已廣。”勞動者關心勞動成果，不管他是勞心的，還是勞力的。淵明放下農具，走向筆硯，手上有老繭，揮毫寫出傳世詩篇。識字的農夫能看懂的，讀書人能欣賞，互相傳閱、吟誦。淵明不寫“抽屜詩”，他期待著閱讀。
《歸園田居五首》太有名了，我們最后看其三：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無違。
這詩不用解釋，它訴諸人的審美直覺。本文所能做的，僅僅是談點感受。淵明于農事并不精熟，向南開荒種豆，草盛豆苗稀。翟氏在家里，守著五個孩子呢。做飯洗衣，種菜喂雞，她一天到晚忙碌。丈夫扛著鋤頭回家啦，她老遠就在門首看見，或聽到他的聲息，趕緊溫一壺酒，將菜肴回鍋……炊煙又起，卻是裊裊向月夜。
兩年后，園田居失火，全燒光了。一家老小，連同左鄰右舍，眼睜睜望著，那個心疼呀。草屋八九間，小孩兒又多，大的十五六歲，小的才幾歲。小孩兒玩火燒房子，草房，又逢夏日風高時，一旦火勢上來，人就拿它沒辦法，不敢靠近的。房子沒了，器具也沒了，只好搬到船上過。一度錢糧無算，日用緊張。淵明輾轉乞食，可能就在這一年，五個小男孩兒，全是吃“長飯”的，剛吃過飯，轉眼又嚷肚子餓……親友們來幫忙了，入秋重新蓋房，整理庭院，卻是銀兩不繼，橫豎是大不如前：“果蔬始復生，驚鳥尚未還。”
而潯陽方向硝煙起，軍閥追殺起義軍，雙方惡斗，百姓逃竄。
四十六歲的陶淵明，移居南村。
南村離柴桑城是更近還是更遠，學者們爭論不休。我未曾考證，姑用后者吧。淵明寫《移居二首》，其一云：
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
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弊廬何必廣，取足蔽床席。
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淵明不大信天命，遷南村，只有世俗的理由：火災后的園田居令人心酸，潯陽鬧兵亂。南村吸引他，是因為他聽說那兒有不少“素心人”。他離開仕途五年了，仍然對“雜心人”耿耿于懷。討伐桓玄的劉裕就是雜心人，說一套做一套，干了很多缺德事兒。劉裕的部屬更以攪擾地方出名，當初淵明還跑到劉裕手下做參軍。現在他心明眼亮了，他知道素心人聚集在什么地方。他們除了農夫，也不乏像他這樣的、做過小官的讀書人。因避戰亂、避權貴，素心人尋找素心人，惹不起還躲不起嗎？東邊打仗，躲到南邊去。“今日從茲役”，役是搬家之勞。房子小無所謂，能安下幾張床就行。鄰居常來往，門第觀念、等級意識在這兒沒市場，雜心人在別處。
鄰曲：鄰居。農家連成片，小路彎彎曲曲。古人造詞，一詞多義。“鄰曲”二字非常舒服，好像把彎曲的河流、起伏的山巒、裊裊的炊煙都包含在內了。
從此詩看，淵明災后的生活明顯下降了。不過，房子簡陋，大伙兒反倒暢所欲言，“抗言”是直言，談古論今。有好文章拿出來，疑難處一塊兒剖析。淵明向往著跟素心人過日子、數晨夕。而素心人的另一大特點是想做就做，不會拖泥帶水。我們看其二：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招，有酒斟酌之。
農務各自歸，閑暇則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
此理將不勝，無為忽去茲。衣食當須記，力耕不吾欺。
今九江境內尚有柴桑山，也許是淵明登高處。春秋佳日，或惠風和暢，或天高云淡。朋友相召喚，窮巷子充滿歡聲笑語，哪家有酒就喝它一通。干活各忙各的，閑暇則相思，相思則相聚：披衣出門去。鄉村天地廣，山上，河邊，樹下，墻內，太陽照著，月光籠著，真個言笑無厭時。風景，人事，俱歡暢。雜心人相處，花花腸子多，爾虞我詐，充斥假話與奸笑，真他媽的煩。淵明寫素心人的日常生活，卻處處指向雜心人。所以他筆鋒一轉，講道理了：這樣的生活意蘊豈不高明？拋棄它毫無理由。自己動手，豐衣足食，而天道酬勤，力耕的日子不會欺負人的。
過了八百年，蘇軾貶黃州，舉家開墾東坡，面對一片麥浪，慨然寫道：“力耕不受眾人憐！”
其實，淵明有幾分摩登的。有酒斟酌之…閑暇則相思，呈現一派天真。一群布衣眉飛色舞，今日走這家，明日奔那家，淵明在他們當中。只要有粗茶淡飯、幾杯老酒，幸福就會前來照面。南村，一百多戶人家呢，更有來訪者絡繹不絕。老軍人老儒生，曾經混跡于官府的鄧主簿、戴主簿、龐參軍、劉遺民、丁柴桑……淵明說：“落地為兄弟，何必骨肉親。”親舊招飲，他去了必喝醉，喝醉掉頭還家，主客皆隨意。他“逾多不亂”，從不耍酒瘋的，這是一種酒德。他朋友多，朋友幾乎都是酒友。春夏秋冬，無日不飲。朋友們喜歡他的詩文，但沒人恭維他是大詩人。一切皆平實，農事，人事，酒事，文事，渾然一體，乃是生活的常態。淵明自在“渾然”的狀態中，并無揭示這一狀態的主觀意志。而意志一旦成形，可能就要走樣。蘇軾學他，喊出口號：“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田院乞兒。”蘇軾夠可愛了，不過他的境界，源頭卻在淵明。所以朱光潛有句名言：
蘇東坡之于陶淵明，有如小巫見大巫。
詩人是什么人？是真性情的守護者。任何時代，若是詩意退場了，必定不是完美時代，差得遠呢。淵明的時代政治黑暗，但民風是淳樸的，尤其在窮鄉僻壤，權力染指非常有限，千百年的風俗，破壞它談何容易。
雜心人在城里，素心人在鄉下。
《五柳先生傳》寫于這一年，二百來字的小傳，字字珠璣。我們不妨摘錄：
先生不知何許人矣，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
晉人姓甚名誰，不是一樁小事兒，其中能看出家族背景。淵明祖上曾顯赫，母親孟氏亦出自大戶人家。他寫自傳，一概略去不說，他自己還成了“不知何許人”。且不說他小視門第吧，反正文章這么開頭，人見人愛，不同階層的人都會喜歡。率真這種東西，價值是恒定的，再過一萬年，人類也不會崇尚裝模做樣。淵明不講姓字，但人人知道了他的姓字：姓陶名潛，字淵明，又字元亮。他當過彭澤縣令，人們又叫他陶彭澤，陶令，以及他去世后的陶靖節，陶征士，不嫌其多。毛澤東不大看得起古人的，卻寫詩說：“陶令不知何處去，桃花源里可耕田？”不同的稱呼，相同的親切，讀淵明詩文，很多人都覺得他像家庭成員。閑靜少言，靜，卻是一種語言。
淵明好讀書，不求甚解。不求甚解也是一種解。這既是讀書方法，又是價值取向。比如他常讀《史記》，引司馬遷為隔代知己。二人性情，何其相似。有些書像老朋友，時常造訪的。有些書翻翻就行了，像普通熟人，打個招呼，一年半載見個面。淵明斜倚柳樹讀書，抬頭望望停云，摸摸小兒子阿通的腦袋。讀孔子，讀老莊，讀屈原，讀山海經……他有他的文化譜系，卻并未想到，他自己又是一代宗師。中國文化選擇陶淵明，方為不羈的人格、行云流水般的自由精神樹起一道豐碑。但凡能仰慕者，皆可受惠矣。
《品中國文人》 陶淵明第四講
他家徒四壁，墻還漏風，粗布短衣打補丁，一日三餐成問題。南村未必是這般景象，他自寫小傳，含激勵之意，所謂生存的向度。躬耕導至貧窮，他心里何償不明白？他也矛盾，“貧富常交戰”，幾度奔官場，正是矛盾心情的體現。他真，所以他作假難，更別說幫官僚軍閥盤剝百姓。孔子的得意弟子顏回，“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淵明簞瓢屢空，亦能怡然自樂。他并不輕視物質生活，既然不能拿個性、拿良知去換取，他就得甘于貧窮，為貧窮作好心理準備。孔子食不厭精，收學生的干臘肉，卻強調“君子固窮”，兩者不矛盾的。我讀中外傳記，發現優秀人物都有忽視物質的傾向。即如一些大富豪，個人生活卻樸素，掙錢回報社會，比如香港的田家炳先生，在國內捐贈了幾十所頗具規模的中學，把老家的別墅都賣掉了。眉山有兩所，他捐贈五百萬人民幣，帶動地方投資，功莫大焉。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散財，亦有道。
淵明在小傳的最后總結說：“不戚戚于貧踐，不汲汲于富貴。”汲汲通急急，急于營求的樣子。狗急跳墻，人急則不擇手段。如果人人都急紅眼了，生活將陷入一片混亂。
汲汲于富貴不好，勤勞致富卻是好的。可是勤勞者往往難致富，起早貪黑的人，風雨趕路的人，烈日暴曬的人，加班加點的人，幾人脫貧幾人致富？
淵明在南村住了兩三年，總的說來生活不錯，詩中有貧窮，但心情是好的。素心人在一起，有酒斟酌之，登高賦新詩。藝術，自然，友情，均屬于素心人，雜心人不配。淵明家有釀酒的傳統，“漉我新熟酒，只雞招近局。”近局：近鄰。也有解釋說，古人聚飲曰局。有時他用葛巾帽濾酒，將酒糟倒去，再把帽子戴上。他善于殺雞，動作利落，翟氏在旁要閉眼的。東坡喜歡吃雞，講明是模仿他，“一日殺盡西村雞。”--東坡為惠州人造橋，百姓殺雞犒勞他。淵明居南村，教農家小孩識字，大都免費，偶爾收點東西，或去小孩家吃頓酒。村里起糾紛了，請陶彭澤去裁斷。他穿短衣，打赤腳，判案頭頭是道。糾紛案了結，這家請那家邀的，省下去官府的訴訟費，拿來買酒喝……村里的聚會，通常有個由頭，而鄰里和睦，由頭總是層出不窮。所謂素心人，不是一句空話。和諧社會能持久的，應該說，農耕時代的自然村落，和諧是最佳值，生活朝著這個方向，如同水往東流。憑它潯陽打得天翻地覆，南村卻是一派祥和。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淵明卻要破破這千年老例，“日入室中暗，荊薪代明燭。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淵明快五十的人了，舉止如少年，歡飲達旦。這是詩人作派，更是酒仙姿態。后來李白過柴桑，拜謁淵明故里，據說三天酒不醒。可是酒在李白手中，多少有點像道具。詩仙酒仙的背后，其實有個隱匿的巨大身影。
淵明混跡于農民，卻和農民有不同。他能寫詩，有審美觀照，這點很重要。他活在農事與文事之間。“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他的交游，還是讀書人多。而這些讀書人，由于仕途不得意，反而擁有純正的藝術標準。達官貴人成堆的地方，淵明的田家語要被嗤之以鼻的。
余清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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