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是一部命運悲劇，當最后的打擊實施完畢，塵埃落定以后，我們看到《雷雨》中的八個人死的死，亡的亡，瘋的瘋，走的走，只剩下一個生不如死的周樸園，作為始作俑者，周樸園所得到的是另一種形式的懲罰，他的命運如《圣經》上所言：“主耶和華說，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我斷不喜悅惡人死亡，惟喜悅惡人轉離所行的道而活……惡人轉離他的惡，行正直與合理的事，就必因此存活”。我們在《雷雨》的序幕和最后一幕中看到的周樸園，是劫后余生已經完全轉變成一個慈悲老人的周樸園了，他以善的形象出現在兩個瘋女人旁邊，陪著她們繼續懺悔著，可以說周樸園形象的宗教意蘊更為深厚。在死亡的人當中，最為無辜的當是周沖，曹禺在《雷雨序》中對周沖作過說明：“他藏在思想的堡壘里，他有許多的憧憬，對社會、對家庭、以至于對愛情，他不能了解自己，他更不能了解他的周圍，一重重的幻念繭似的縛住了他，他看不清社會，他也看不清他所愛的人們，他犯著年輕人Quixotic病，有著一切青春發動期的青年對現實的隔離。他要現實的鐵錘來一次一次地敲醒他的夢”。我們從曹禺的介紹中只能得出：周沖是死于無知。
周沖是曹禺在創作《雷雨》時所想到的第二個人物，其原型地位僅次于蘩漪，而且頗有點作者把自己的童年生活投影在里邊的味道。這樣一個充滿著鮮活氣息的生命最后也歸于死亡，就絕不是一件無足輕重的偶然事故了。我覺得把生命歸于死亡的癖好是曹禺的一種創作理念，不光是《雷雨》中的人物有著打破因果關系的死亡結局，在《日出》中，死亡也不存在客觀的必然性，陳白露的死，它的合理性就始終是評論界爭論的熱門話題，而《原野》中仇虎在黑林子里的迷失方向，以及最后倒斃在路軌旁的結局，也是人們詬病的原因，有人就下結論評判說：“《原野》，是曹禺最失敗的一部作品”，其他如小東西、小黑子、焦大星、曾文清，都沒有必死的理由。綜觀曹禺早期的四大名劇，對作品主人公的死亡處理，已經構成一種思維定勢，形成為一種心理情結了。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說，心理情結是指處于無意識狀態下的一種心理趨勢，它由情感、思想、記憶等一組一組的心理內容所凝成，既不同于意識，又能為意識所接受，是一種無意識的、習慣性的行為方式。曹禺對自己筆下的人物尤其是自己所鐘愛的人物所做的死亡處理，就構成了這樣一種情結性的行為。但問題的復雜或者說深刻之處在于曹禺能把這種停留在無意識狀態下的死亡情結自覺地引向更為復雜而深刻的宗教層面，從而形成自己獨特的創作理念，并最終建構起自己跟以往中國話劇所截然不同的美學品性。《雷雨》的“序幕”和“尾聲”就是這種創作理念的最好說明。曹禺把情節設置在一所教堂的附屬醫院里展開，而這座醫院的前身正好就是罪孽深重的周公館。曾經被周樸園譽為“最圓滿，最有秩序”的周公館，曾經吞噬過無辜生命而充滿著血腥氣的周公館，現在已經凈化為一座教堂的附屬醫院，本身的象征意味已經頗為濃郁了。流逝的歲月最能說明生命的滄桑，曾經鐵手經營的周樸園，也已經成了虔誠的基督徒。曹禺還設置了背景音樂，讓宗教意味濃厚的巴赫《B小調彌撒曲》低回縈繞在醫院的大廳上空，撫慰著老態龍鐘的周樸園和神智不清的侍萍、蘩漪，再加上天真活潑的兒童嬉鬧聲，以及悠揚渾厚的教堂鐘聲，洋溢著圣潔而崇高的氣氛，給苦難的靈魂以最后的安慰。很顯然，由于有這種宗教意味十分濃厚的場景設計，作品中人物的死亡就不再是一種自然意義上的生命終止，而它所起的作用也就不限于只是在道德層面上作一種勸惡從善或懲惡揚善的警世勸喻，在這里死亡反而升華為一種宗教性的生命關懷，而這恰恰代表著曹禺更為深厚的人文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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