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佳杰
現代文學文壇與當代文學(尤其是十七年文學)文壇的一個很大的區別在于文藝氣氛的迥異，其中，"文學新體制"的建立就是一個很大的因素。
在第一次文代會上，周揚在總結解放區文藝工作經驗時，專門提出"必須加強對文藝工作的組織領導"。郭沫若在大會總結報告中也告知代表，要成立"專管文化藝術部門"的組織機構，并把這視為大會取得的成功之一。第一次文代會后隨即就開始了文學新體制的建設。
新體制的建設從總體上說是為了確保黨和國家機構對文藝事業的有效領導－控制，是為了使文藝成為革命事業這部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這也是現代國家的科層體制和集權統治的一種體現。新的文學體制大體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組織團體官僚化 與現代文學史上的文學社團不同，新的文學體制把"自由結社"原則下形成的各種文學的組織團體改造成了官僚化的組織機構，也就是所謂"機關"。這個機關是一個組織嚴密的分層結構。文藝界的最高組織就是第一次文代會后成立的中華全國文學藝術聯合會（簡稱"中國文聯"），以下依照行政區劃建立各級文聯；同時在文聯下面還設立各專業協會作為文聯的團體會員，如作協、音協、美協等。第一次文代會后不久成立了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1953年9月改稱中國作家協會，這是文聯中最大的專業協會，幾乎可以同文聯平起平坐。作協的領導核心是黨組和書記處，由各級黨委宣傳部直接領導。其內部有完善的機關編制，對作家和文學工作的諸多事務實行全面的管理與控制。除了文學事業的一般規劃之外，官僚化的文學組織機構其主要功能就是實行意識形態控制，也就是隨時掌握文藝思想、文學傾向的諸種狀態，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因此許多文藝運動、文藝批判都是由作協出面領導實施的。
二、作家身份干部化 被組織化了的作家其身份就發生了改變，由自由職業者轉變為"干部"，其言行和活動也受到"組織"的高度制約，要參加各種"學習"、"整風"和"運動"，并且被"組織"記錄在案。"干部"是"組織"對作家個人身份的一種認定，有點視為"自己人"的味道，也就是所謂"同志"，意味著獲取了某種"政治地位"及相關待遇。不在"干部"之列的作家或文化人，相對說來就處于邊緣地位。成為"干部"同時意味著在個人生存上有"組織"或者"單位"可依附，其物質和經濟上雖然未必比"非干部"優厚，但卻有基本的生存保障。蕭軍在延安時參加"文抗"的工作，"文抗"在當時雖然是一個群眾社團，但已被納入了機關的體制，是一個"伙食單位"，來延安的著名文化人在這里享受著比一般干部優越的生活待遇。但蕭軍在文藝整風中拒不接受"幫助"，堅持作家的自由獨立，結果整風后期"文抗"作為一個"伙食單位"撤銷，蕭軍沒有另作安排，成為沒有了單位的人，結果生活無著，全靠老鄉接濟度日。直到1944年春才重新回到"組織"懷抱。這才使他明白：離開了組織日子是不好過的。便向彭真提出了入黨申請 。至于沒有當上"干部"的張恨水的晚景就更加凄涼，只能靠民政局發的救濟金度日。到文聯開會連像樣的衣服也沒有，還是毛澤東把自己穿過的衣服贈他一件 。
三、文藝書刊專營化 張恨水在解放后之所以窮愁潦倒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沒有地方發表作品換取稿酬，這是由于建國后逐漸實行了報刊和出版的專營化。在現代文學階段報刊書籍的出版發行，多是同人化、市場化的方式，因而促成了眾多的社團流派的形成和文學創作的活躍，建國后"民營"逐漸成為"官營"，也就是由國家專營。第一次文大會后，《文藝報》和《人民文學》先后創刊成為全國文聯和中國作協的"機關刊物"，而后各級各地的文聯作協組織也紛紛有了自己的機關刊物。經過一段時間的過渡，解放前遺留下來的同人刊物和民營出版社相繼停刊或轉制，到1956年反右派斗爭以后基本上就絕跡了。文藝書刊的專營化從根本上說就是為了實現毛澤東說的"輿論一律"。胡風當年為了保持思想和言論的自由，拒絕了周恩來在北京為他作的工作安排，回到上海打算繼續邀集同人辦他的刊物、出他的叢書，不料這已大不同解放前，幾乎無法施展。七月派因此而潰散，胡風屢屢抱怨那種"發不出聲音來"的"窒息"。
新體制的建立用現在流行的理論話語來表述，就是"公共領域"的消失。從客觀性方面說改變了作家的生存環境，從主觀性方面說改變了作家的個人身份，這也是"現代"和"當代"極不相同的一點。因此，當我們在接觸到當代文學的創作和當代作家的言行時，都需要考慮到作家和環境所處的一種緊張關系。
作 者： 劉佳杰
聯系方式： 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中文系2001級（430079）
作者郵箱： liujj998@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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