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從六O年代到七O年代的政治狂熱季節，制造出許多年輕死者，許多匆匆活著、匆匆死去的人。在那個季節度過青春的人，身邊應該都有人死掉。那時候的事，任何人的記憶中都不可能沒有死去的人。我想保倉幸惠這位少女，也就是那些死者中的一位。

　　2. 她死掉了，我卻活下來，寫著這樣感傷的文章。曾經對我假裝成游民寫《東京放浪記》時感到共鳴的她，讀了這文章可能會說：”你又在假裝知道我的事，把我當題材寫嗎?“或者她早就把我忘掉了，正好好安息了呢?

　　3. 一個特別蒙受到幸福恩惠的女孩子，一九七五年夏天，死了。

　　4. 自由攝影師中平卓馬在某報紙上所寫的這句話，引起了我的共鳴，我記錄在當時的日記里頭。

　　5. “現在的日本高喊反對戰爭，絲毫不需要有個人的決心。總之西班牙很遠，而越南更遠”“所謂打倒資本主義推動世界革命!……支持這些口號的語言，缺乏真實感。”

　　6. 今天，回想當年時，往往會說“六十年代還有正義”，這樣美化地說，肯定是錯了。我們確實可能是打內心深處反對越戰的。但同時，我們對一邊身在安全地帶一邊反對戰爭的這種“正義”也感到厭惡和愧疚。因此愈談到“正義”，反而愈想保持“沉默”。“正義”和“沉默”幾乎只隔著一層紙。OWL的M和H，愈跟美軍交往愈傾向于保持“沉默”，變得沒辦法放懷去從事反戰運動，我想是因為這樣。

　　7. 六九年一月十八日早晨。我無法面對安田講堂超過一小時。當眼前和自己擁有同樣想法的人，正把自我懷疑推向極限時，反觀自己卻在安全地帶“旁觀”讓我很痛苦。我對一個前輩記者說：“我想回去了。”他回應：“你要回去沒關系，不過因為痛苦就不再看的話，是當不成記者的哦。”這種專業意識讓我很敬佩，不過，要我留在現場還是受不了，于是離開了校園。我對于佩戴報導臂章走過機動隊前安全的自己也感覺很厭惡。

　　8. 守在安田講堂里的學生們堅守了兩天，第二天十九日傍晚，終于全體遭到逮捕。十九日下午五時四十分，進入安田講堂的機動隊把屋頂的紅旗拆下。一切都結束了，然后，一切都開始了。

　　9. “如果，我不保護自己的話，誰會保護我呢?但，如果我只想到自己的話，我又為什么存在呢。

　　10. 白天發生了那件事，因此當晚的會場從一開始氣氛就怪怪的。從日野浩正開始演奏之后，場內就騷動起來。“這種音樂別再演奏了!”“民謠和搖滾都被資本污染了!”抗議聲浪開始紛紛冒出來。大家都為了某些原因焦躁不安。我們所做的事和胡士托說像也不像，我們自己所做的既不是真正的搖滾，也不算真正的越南反戰運動，卻要意味模仿人家。這種羞恥讓大家感到煩躁懊惱，不只聽眾而已，可能連歌手自己也一樣。

　　11. 然而這個事件，卻沒有“正義”和“清白”。雖說是思想犯發起的政治活動，卻是個實體不明的組織所發起的，思想主旨也不清楚。K連一個所謂無政府主義者都算不上，他只是一個對生活環境、學歷等各方面感到自卑的男人，想在新左翼運動中做出一件什么聳人聽聞的大事件來出名，令人感覺這種個人背景大有來頭。在某一點上這與其說是政治性事件，不如說是文學性事件更恰當。

　　12. 大哥最后說：“那個事件，我總覺得是很討厭的事件。就算理念不同，但安田講堂事件、越南反戰運動、三里冢的農民反對機場建設事件，都沒有討厭的感覺。但這次的事件卻總是有討厭的感覺。”我忘不了那“討厭的感覺”的說法，因為我自己也稍微有一點這種感覺。

　　13. 三島由紀夫死了，高橋和巳死了。六九年十一月芝浦工業大學發生內斗事件死了一個學生，這是大學斗爭過程中的第一個死者。日常生活中到處都有人死掉，生的中心就有死，而且「我們」對那死並不避忌，反而想去親近死亡。何妨借用和全共斗運動關係深遠的評論家津村喬的說法：「但是在那里(路障內)，同時某種濃密的非日常感受不竭地持續著、流動著。該怎么表現才好呢?應該說死就在極近的地方，死者們就在極近的地方，這樣的感情。」

　　14. 實際上，那段時期反對越戰，是一種簡單的「正義」。所以對于自己能輕易說出「正義」的立場，不禁覺得好生心虛，好可疑。

　　15. 不過，到現在我並沒有認為K是百分之百的壞人，我是百分之百的好人。我在那個時間點，至少，因為相信了K所說的三個關鍵語...宮澤賢治、清水樂團及「午夜牛郎」。

　　16. 確實對我(們)來說，那個時代并“不是我時代”。有死，有無數的敗北。但那個時代是無可替代的“我們的時代”。不是自我中心主義(me-ism)，而是我們主義(we-ism)的時代，任何人都試著為別人設想。把越南被殺的孩子們想成自己的事，對戰爭試著表達抗議的意志，試圖否定被編入體制內的自己。我只想把這件事珍惜地留在記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