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孔子與柏拉圖的教育思想背景

孔子①和柏拉圖②都生活在社會大變革時期，奴隸主貴族統治已經逐漸走向衰敗，社會由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雖然兩者都處于奴隸社會，但是孔子當時生活的春秋末期魯國實行分封制、世襲制，“禮”自然受到格外的重視。而柏拉圖生活的古希臘奴隸制城邦則是商品經濟繁榮，商業貿易發達，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建立了民主政治，因此自然科學的發展受到極大的重視。相應的，和古希臘民主政治相伴隨發展的是在思想文化上著重對自然規律探求。而與此有鮮明對比的是，受長期社會奴隸制的影響，孔子形成的思想體系和人事、社會、倫理密不可分的。所以，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孔子與柏拉圖形成了全乎不同的兩種哲學體系：一個是以“仁義”為核心的人學哲學，另一個以“理念”為核心的神學哲學，他們在各自的哲學體系上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理論。

任何一種思想的形成和主體的個人經歷肯定是分不開的。孔子雖然是圣人后代，但是到他已經是家境貧寒，靠母親勞作維持生計，十五歲才志于學，拜能師，虛心好學，持之以恒，最終成就了他在中華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地位。而柏拉圖也是貴族之后，不同的是他從小就養尊處優，接受良好的教育。后來又從師蘇格拉底，經過對知識的不懈追求后，終于成為一名偉大的哲學家、思想家。不同的成長環境往往會使人形成不同的思想主張，孔子的教育思想就體現出平民性，而柏拉圖提倡的則是貴族的教育。孔子和柏拉圖都生活在亂世，目睹政治腐敗，社會動蕩，他們都滿懷救國意識，想要通過自己的努力找到出口。不同的是孔子看到春秋時期禮崩樂壞，強者為王，社會處于混亂之中，他一心想恢復周朝式的禮制社會。在孔子的心目中，一個理想的社會就像其在《禮記禮運》中所言的：“今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不閉，是謂大同。”指望通過正名、尊王、從周、復禮、德化的路徑，建立一個大同社會。柏拉圖則是融雅典的理性精神和斯巴達的勇士氣概為一體，虛擬了“理想國”③。這個理想國就是一個“正義”的國家，這個國家首先要具備智慧、勇敢、節制三個條件。為了實現各自的理想，他們一個周游列國，“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一個三下西西里，盡管就曾在政治上獲得短暫的成就但是最后都化為烏有。就在屢遭打擊，理想抱負不得實現的時候兩位圣人都選擇了教育。希望通過培養治國之才來實現他們各自的政治理想。為此，孔子創辦私學，柏拉圖則創辦了學園。

可見，孔子和柏拉圖生活在不同的國度，各自有著不同的成長經歷，也受到不同文化的熏陶，自然而然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哲學觀和思維方式。但是他們都處于社會大變革時期，又有著相似的價值取向、性格命運，正是這些相同又不同的種種，形成了他們相似又相異的教育思想。

二、 試論孔子與柏拉圖論教育目的

上文已經提到孔子希望建立的是一個理想的大同社會，在那樣的大同社會中人們是要行大道的，從私人到大眾再到整個社會都有著較高的要求。而要達到孔子心中的理想要求就一定需要一群集優秀的政治素質，高尚的道德修養和豐富的知識內涵于一身的君子來構建。由此可見，孔子教育的最終目的就是培養德才兼備的君子，而這個君子小到為身邊人而服務，大到為國家而執政貢獻。其實孔子的教育也是為了實現他自己的政治理想，在春秋末期，中國的現實讓他深深的認識到人的真正作用，他希望君子的到來來統一社會。那么在孔子心目中到底對君子有哪些具體的要求呢？在《論語》一書中不難看出，“女為君子懦，不為小人懦。”（《論語雍也》）這是孔子對子夏提出的培養要求，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教育目的是要把士培養成君子。孔子曾贊顏回：“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論語雍也》）在孔子的眼里，最高理想的“賢士”，是達到了“自知”、“自愛”、“自樂”的境界，從而與“天道”冥契無間、渾然一體的人。可見，在孔子心目中作為一名君子首先要具備的就是有顏回這樣豁達的心理狀態。因為在成就一番作為的過程當中勢必會經歷萬千阻礙，也可能抱負得不到實現，所以一定要有良好的心理基礎即豁達的心態。這是孔子對君子的基礎要求，這已經是平常人很難做到的視名利為浮云，拿得起放得下。但是孔子心目中得君子絕不止步于此，在他心中仁、智、勇這三者是君子必須做到的，這在“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論語憲問》有所體現。其中最為重視的是君子的道德修養方面，注重“仁”，“禮”的培養。孔子對于君子的要求除了要做到修己之外，還強調能夠“安人”，“安百姓”,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博施于民而能濟眾”，“達者兼濟天下” （《論語雍也》）。孔子保持著以上的教育目的，引導著他的教育之路，在其私學中為各諸侯國培育了不少有用的治國之才，也會后人樹立了不少學習的榜樣。

柏拉圖的最高教育目的則是要培養“哲學王”。如果說孔子的教育思想主體是人，他在政治上也主張人治，當然這存在著“人在政興，人亡政息。”的弊端，那么柏拉圖的教育主體是“理念”。柏拉圖認為教育是實現理想國的工具，培養哲學家是教育的最高目的。柏拉圖高度估價教育的作用，認為教育是改造人性，陶冶德性，實現理想國的唯一手段。他認為，人們靈魂在理念世界中所獲得的理性和美德，由于降生時和肉體結合受到劇烈刺激，出生后又為情欲所蒙蔽，因而失去了效用。只有通過教育才能使先天的理性和德性發展起來。所以，他在《理想國》一書中構建了一個培養統治者和軍人的教育思想體系。他認為這兩種人經過三十五年的的培養，又經過實際工作鍛煉成為精英就可以成為優秀的哲學家。和孔子相同的是，柏拉圖也把道德作為教育的重點，培養一個有德的哲學家也是他教育目的的歸宿。柏拉圖認為知識就是道德知識，也就是關于何謂美善、何謂正義、何謂勇敢、何謂智慧、何謂節制的知識。“……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識問題，關于正義等等的知識只有從它演繹出來的才是有用和有益的。……如果我們不知道它，那么別的知識再多對我們也沒有任何益處。”因此，柏拉圖心目中的哲學王一定是理性的化身，有睿智的頭腦，強烈的武士意志。但是柏拉圖不把工、農、商列入教育的目標之中，因為他的教育目的致力于培養執政的哲學家，這點顯然柏拉圖帶著個人的思想情感，相必這也跟他的個人經歷是分不開的，導致他的教育思想體系中帶有政治烙印。

由此可見，孔子和柏拉圖都認為在亂世之中教育目的是培養能夠鞏固各自所在國的統治的統治人才。在培養人才方面，兩人都將政治與教育聯系在一起，也都非常強調道德教育，認為道德教育是教育體系中的重要部分。但是有所不同的是，孔子追求的君子是德才兼備、心系天下、智勇雙全的人才，他心中的君子是美德的化身，道德的典范，就算君王也要受到約束，服從道統，并且由此來檢驗一個君王的統治。而柏拉圖追求的哲學王除了有高尚的道德以外，還要精通數理化等各方面的知識天才，并且他認為在哲學王統治的理想國中，哲學王在國家中凌駕于一切之上，具有發號施令的絕對權威。這些不同也正反應出兩者的政治觀點和價值取向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