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集·師魯》原文及翻譯

時間：2024-09-26 10:03:39 夏杰文言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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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修集·師魯》原文及翻譯

　　歐陽修的散文創作的高度成就與其正確的古文理論相輔相成，從而開創了一代文風。下面和小編一起來看看《歐陽修集·師魯》原文及翻譯。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原文：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于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

　　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強記，通知今古，長于《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為茍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于敢為，其所以見稱于世者，亦所以取嫉于人，故其卒窮以死。

　　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為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愿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陜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為經略判官。其后諸將敗于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又知潞州，為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

　　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為《敘燕》、《息戍》二篇行于世。其為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為御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于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

　　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后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舁至南陽求醫。疾革，隱幾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

　�。ü澾x自《歐陽修集居士集卷二十七》）

　　譯文：

　　師魯，河南人，姓尹，名洙�？墒翘煜碌氖咳苏J識他的和不認識他的都稱呼他師魯，他的名聲被當時人看重。世上了解師魯的人，有的推崇他的文學才能，有的佩服他看問題有見解，有的贊美他的才干。至于說到他的忠義之節，無論處在逆境和順境，面臨災禍和喜慶，都無愧于古時君子之風，然而天下稱師魯的人未必全部知道這些。

　　師魯寫文章，簡潔而有章法。博學強記，通知今古，在《春秋》上有專長。他與人談論，肯定對的，否定錯的，一定要把道理說透徹才罷休，不隨便停止而胡亂聽從別人的意見，人們也很少能超過他。遇事無論難易，敢作敢當，他被世人稱贊的原因，也是被人嫉恨的原因，因此他最終處境艱難而死。

　　師魯年少時考中進士，做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調任山南東道掌書記的官職、做伊陽縣知縣。王文康公薦舉他的才能，皇帝召見面試后，擔任館閣�？�，又調任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被貶到饒州，諫官、御史不肯替范公說話。師魯上書，說范仲淹臣是他的師友，希望能夠一同被貶。師魯被貶監管郢州酒稅，又調往唐州。這時，父親去世了，守孝期滿，又擔任太子中允、河南知縣的官職。西夏趙元昊造反，陜西一帶興兵作戰，大將葛懷敏上奏朝廷起復師魯擔任經略判官。以后眾將在好水打了敗仗，韓公被貶官做秦州知州，師魯調往濠州任通判。過了很久，韓公上奏朝廷，師魯又到秦州做通判。又調涇州任知州，渭州任知州，兼任涇原路經略部署的官職。到潞州任知州，處理政務有仁愛之心，潞州人至今思念他。累官升至起居舍人，掌管龍圖閣。

　　師魯在天下太平時唯獨喜歡談論兵事，寫了《敘燕》、《息戍》二篇文章流行于世。他主張的軍事備戰的主張，敘述了作戰、守衛成功失敗的要義，全是當時利害所在。又想訓練土兵代替戍守的士卒，來減少邊境的開支，以此作為抵御外敵的長久之策，都未能施行。等到元昊臣服，西部邊兵解除戒備，師魯離開現職，他的言論主張也得罪了一些權臣。既然這樣，那么天下稱贊師魯的人，對于師魯的才能，也未必全部了解。開始的時候，師魯在渭州任職，有違背他管理（節制、調度）的將吏，想按軍法殺掉他們卻未能做到。這以后一些官吏到京師，向朝廷上書控告師魯把公家的錢借予部將，師魯被貶做崇信軍節度副使，又調職監管均州酒稅。有病，缺少醫藥，抬到南陽求醫。病好了，依著幾案坐著，看到幼子在眼前，也沒有疼愛的表情，和賓客談話，最終不涉及他的私情。享年四十六去世。

　　作品鑒賞

　　文學賞析

　　信中前二段，說明不曾如約去河畔給尹送別，又未能及時寫信的原因。《歐陽修集》中有《于役志》，記錄了此行經過。

　　第三段，說到江陵府后問當地人，說這里離郢州只有二天路程，才高興地給尹寫信。又在路上見到胞兄歐陽昞，說有人見到尹經過襄州，估計到郢州已經很久了。尹思想上的苦樂，不問也能明白，急于要問的，是別后身體平安否，家里的人對這次貶謫態度如何，曾經受到埋怨否，第六個兒子舊病痊愈否。

　　第四段，寫自己路上的情況。一路多是過去游歷過的，還有親友接待，而且一直風平浪靜。母親亦為此行高興。又聽說夷陵物產豐富，像開封、洛陽，且多水果、蔬菜，更是覺得可喜。昨天因為到郡參見轉運使，才知道自己已是縣令了，其余一切都像過去一樣。宋代的館職，官位雖不高，卻是儲養人才的所在，不少卿相大臣都由此出身，所以歐陽修有“身是縣令”的感慨。

　　第五段，是這封信中重要的一段，一方面解釋尹的疑問，一方面說明自己的態度。說確曾擔心過自己不自覺地以過于苛責別人來取得忠直的名聲，如今想來決非如此。而當時給高若訥寫信，也是由于極端憤慨而責備他，并非把他看作朋友。高若訥將這封信上告朝廷，是意料中的事。所以一路上來親友們大多以這次被貶謫是出于意料慰問，都是不了解自己的思想。尹信上所說，做這件事并非忘了父母之恩，這又是錯了。義之所在不得不發，獲罪即使受死刑，不能說是忘掉父母之恩，這道理一時說不清楚，須得見面時詳細討論。這是封建社會中所謂“忠孝不能兩全”的矛盾，歐陽修在《新五代史》的《明宗子從璟論》、《符習論》中都論及這問題，認為“忠孝以義則兩得”，實際亦無法解決。

　　第六段，用古今言事者的對比，慨嘆宋朝建國這五六十年來，像高若訥一樣沉默畏懼的人，充斥世間，相師成風。所以突然間見到幾個敢于言事的人，連地位低下的奴仆，也十分驚怪。據《宋史紀事本末》，范仲淹等被貶后，“館閣�？辈滔遄鳌端馁t一不肖詩》，以譽（范）仲淹、（余）靖、（尹）洙、（歐陽）修而譏（高）若訥，都人士（爭）相傳寫，鬻書者市之以得利。契丹使適至，買以歸，張以幽州館”。正因為輿論所歸，所以在信中告誡不要津津樂道“前事”�，F在在偏僻的地方作清閑的小官，只有每日加強自己的道德修養，這些事不必說，只是對“自疑”的簡單說明罷了。

　　第七段，寫在楚州與余靖見面時的談話。據《于役志》，六月己未，“遂至楚州，泊舟西倉，始見安道（余靖）于舟中”，“辛酉，安道解舟，不果別”。說當時和余靖討論人生遭遇的事很詳細，余靖也認為如此，經常見到前代的著名人物，在論事時感動奮發不怕誅死，等到到了貶地，卻憂愁哀傷形諸文字，他們心中的快樂痛苦和普通人一樣，就是唐代的韓文公（愈）也不免如此。因此告誡余靖，不要寫憂愁哀傷的文章。從中也可看出自己對待此事的態度吧。近代亦有因言事被貶的人，有的故作傲逸，有的放任于酒，聲稱只管大事不顧小節。而自己一直謹記您臨別時的話，到夷陵后一定謹慎地做好本職工作，不會像當年在洛陽時那樣游飲無度了。

　　這封信，是作者答復尹洙的疑問，抒發自己的懷抱，層次分明，感情充沛。作者把言事獲罪被貶謫視為當然，說明當時給高若訥去信時，唯一擔心的是責難他是否太苛刻，自己有無邀取忠直名聲的動機，在自省不疑后，就一切處之泰然，不以遷謫之情縈懷。同時提出在貶所要勤官慎職，不作窮愁的文字，以韓愈為戒。并在此后與尹洙往來的信中，建議尹洙繼續完成在館閣時共修的《十國志》，表示“吾等棄于時，聊欲因此粗伸其心”。其目的都在于和同時遭貶的朋友互相鼓勵。

　　名家評論

　　愛新覺羅·弘歷《唐宋文醇》：《與尹師魯第一書》，此修遺書責諫官高若訥，若訥以書聞，遂落館職，責授夷陵令，尹洙同時貶逐，有書問修，而修答之也。較韓愈《潮州謝表》、柳宗元《與蕭倪》等書，可為不覺前賢畏后生矣。王聞修曰：“余讀當時諸公事，嘗竊怪之。仁宗非昏主，申公非奸相。以嫉妬廢后，非失德事。謫而旋復范公，不可謂不用。既用而汲汲言申公之短，不可謂不修怨，不可謂不躁進。范公再出，有論救者，有請與同貶者，有遺書高若訥責其不救者，不可謂不立黨。其不至受禍者，仁宗之明也，特幸爾。及讀此書，想見歐公心事，又云“‘自當絕口不及前事，益慎職，無飲酒’，不覺心服。若無此，則其去假氣節幾何？”

　　王文濡《評注唐宋八大家文》：前后敘事，歷落有致，中輔軒然大波。議論不無高處。即就全篇而論，看似心平氣和，而無限牢騷時隱時現于紙上，故知素位而行，此境良非易致。

　　錢基博《韓愈志》：曾滌生每言唐宋八家書牘無可取者，以其瀾翻不竭、好為議論而不近情理也。所以文章雖好，而非書牘之體。歐陽公此書隨筆抒寫，而不矜文章，如十五好女，粗頭亂服，自然嫵媚，韻致絕高。

　　作者簡介

　　歐陽修（1007—1072），北宋文學家、史學家。字永叔，號醉翁、六一居士。吉州永豐（今屬江西）人。天圣進士。官館閣�？�，因直言論事貶知夷陵。慶歷中任諫官，支持范仲淹，要求在政治上有所改良，為政敵誣貶知滁州。官至翰林學士、樞密副使、參知政事。王安石推行新法時，對青苗法有所批評。謚文忠。主張文章應“明道”、致用，對宋初以來靡麗、險怪的文風表示不滿，并積極培養后進，是北宋古文運動的領袖。所作散文說理暢達，抒情委婉，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詩風與其散文近似，語言流暢自然。其詞婉麗，承襲南唐余風。曾與宋祁合修《新唐書》，并獨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編為《集古錄》，對宋代金石學頗有影響。著有《歐陽文忠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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