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 泡茶館

　　“泡茶館”是聯大學生特有的語言，那么汪曾祺真的是泡茶館來漲學問的?

　　泡茶館，漲學問

　　江南人馮時可入云南時，看滇西清泉，感嘆此地蒼山洱海絕境，但寺無好茶，辜負了大好的日月。同是江南人，徐霞客則在云南發現了獨特的飲茶風范。

　　多年后，他們的同鄉人汪曾祺，在茶里找到了另一個樂園。他直言不諱地說，自己的學問與才情是在昆明茶館里泡出來的。

　　泡茶館對聯大學生有些什么影響?答曰：第一，可以養其浩然之氣。聯大的學生自然也是賢愚不等，但多數是比較正派的。那是一個污濁而混亂的時代，學生生活又窮困得近乎潦倒，但是很多人卻能自許清高，鄙視庸俗，并能保持綠意蔥籠的幽默感，用來對付惡濁的窮困，并不頹喪灰心，這跟泡茶館是有些關系的。第二，茶館出人才。聯大學生上茶館，并不只是窮泡，除了瞎聊，大部分時間都是用來讀書的。聯大圖書館座位不多，宿舍里沒有桌凳，看書多半在茶館里。聯大同學上茶館很少不挾著一本乃至幾本書的。不少人的論文、讀書報告，都是在茶館寫的。有一年一位姓石的講師的《哲學概論》期終考試，我就是把考卷拿到茶館里去答好了再交上去的。聯大八年，出了很多人才。研究聯大校史，搞“人才學”，不能不了解了解聯大附近的茶館。第三，泡茶館可以接觸社會。我對各種各樣的人、各種各樣的生活都發生興趣，都想了解了解，跟泡茶館有一定關系。如果我現在還算一個寫小說的人，那么我這個小說家是在昆明的茶館里泡出來的。

　　汪曾祺是1939年進入西南聯大讀書的，然而他逃課的時間比上課的時間多。學生逃課，有損老師尊嚴，系主任朱自清比較上火，經常點卯，事后經常嚴厲批評逃課學生。文學教授聞一多則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期末考試，照樣給高分。因為汪確實有才。有一次，他給人代寫文章交差，聞一多不知情，大聲評價說，這文章比汪曾祺寫的都好。

　　逃課的原因，一是為了讀書，一是為了喝茶。這種生活，昆明人叫“坐茶館”，汪曾祺按照北方叫法稱為“泡茶館”，“持續長久地沉浸其中，像泡泡菜似的泡在里面。”

　　泡茶館是聯大學生對本土茶生活的命名。因為他們往往在茶館待的時間更長，更久。

　　“從西南聯大新校舍出來，有兩條街，鳳翥街和文林街，都不長。這兩條街上至少有不下十家茶館。”汪曾祺住在民強巷，離他很近的一家茶館叫“廣發茶社”，是廣東人開的，他經常去，印象深刻，所以記得字號。

　　另一家茶館則是蔡元培、魯迅、周作人的紹興老鄉開的。汪曾祺等人囊中羞澀時，常打發學生中的紹興小老鄉去找店老板借錢，到手之后，直奔南屏電影院。進入昆明茶館的，除了聯大學生，還有相士、“馬鍋頭”，做小買賣的商販，還有“唱圍鼓”的。與胡適、陳獨秀等人“打茶圍”不同，汪曾祺觀察到昆明茶館里的“唱圍鼓”和舒新城觀察成都茶館里的“打圍鼓”，表演的背后，都指向生存的壓力，茶館要借此招徠生意，表演者要從中抽取錢利，維護生存。

　　在西南聯大，只有沈從文的課，汪曾祺不逃課，而沈氏對他也青眼有加，親自指導小說寫作，幫忙聯系發表文章，求人提供飯碗，師生間因此引出了一段佳話。茶館里喝茶讀書之外，順手寫個文章啥的，自然不在話下。

　　張恨水的《啼笑因緣》和巴金的《憩園》都是在茶泡中誕生的，汪曾祺說：“我這時才開始學寫作，我的最初幾篇小說，即是在這家茶館里寫的。茶館離翠湖很近，從翠湖吹來的風里，時時帶有水浮蓮的氣味。”他說的這家茶館在文林街，大學二年級時，曾經常跟兩個外文系的同學泡在這家茶館，“有時整整坐一上午，彼此不交一語。”

　　抗戰時期，學生在茶館似乎是一個典型。跟汪曾祺同年出生的唐德剛在重慶沙坪壩讀書時，也坐茶館，四年大學，“有一半的時間是在茶館里喝‘玻璃’喝掉的。”唐德剛觀察下茶館生活如在眼前：

　　那些茶館都是十分別致的。大的茶館通常臺前爐上總放有大銅水壺十來只;門后籬邊，則置有溺桶一排七八個。在水壺與溺桶之間川流不息的便是這些蓬頭垢面、昂然自得的、二十歲上下的“大學者”、“真名士”。那種滿肚子不合時宜的樣子，一個個真都是柏拉圖和蘇格拉底的再生，稍嫌不夠羅曼蒂克的，便是生不出蘇、柏二公那一把大胡子。諸公茶余溺后，伸縮乎竹椅之上，打橋牌則“金剛鉆”、“克魯伯”，紙聲颼颼;下象棋則過河卒子拼命向前……無牌無棋，則張家山前，李家山后;飲食男女，政治時事……糞土當年萬戶侯!乖乖，真是身在茶館，心存邦國，眼觀世界，牛皮無邊。

　　這群泡茶館的人看起來一副閑得蛋疼、虛度光陰的樣子。但唐德剛后來總結說：“筆者在海外教書，算來也二十多年。所參加的各種民族，各式各樣的學術討論會，也為數不少。但是那些‘會’就很少比我們當年沙坪壩上的茶館seminar更有才氣，更富智慧。”

　　他認為當年那些才氣縱橫的沙坪壩舊侶，本質上也是精英人才。如唐德剛在這段泡茶館的生活，就自己總結出一套治學方法，他頗為自得的說：“筆者之所以不憚煩，把自己這篇上不得臺盤的茶館作文也重敘了一大遍，主要是我覺得，那時我們沙坪壩茶館里一群二十上下的臭皮匠談的‘學問’，似乎已經突破了胡適之先生所倡導的‘治學方法’的框架了。”

　　唐德剛當年選修“文字學”，從一個“縣”字出發，最后寫出一篇《中國郡縣起源考——兼論封建社會之蛻變》，很受顧頡剛的看重，顧氏也曾對他勉勵有嘉，要他“多治商史”。唐德剛是有本錢說這話，他晚年專攻口述史，成為一代大家，史學上的成就自然非胡適可比。

　　昆明后聯大時期的茶館

　　林徽因的昆明茶館描述道：

　　這是立體的構畫，

　　描在這里許多樣臉

　　在順城腳的茶鋪里

　　隱隱起喧騰聲一片。

　　各種的姿勢，生活

　　刻劃著不同方面：

　　茶座上全坐滿了，笑的，

　　皺眉的，有的抽著旱煙。

　　西南聯大的舊址在今云南師范大學，穿過一二一大街，走過文化巷，就到茶館林立的文林街，再往下走，就是青云街以及翠湖周邊區域，云南大學正門也在這里。

　　比汪曾祺他們晚10年到昆明上學的趙仲牧等一批新學子，在云南大學延續了西南聯大學生泡茶館的風氣。

　　從1949到1953年，整整四個年頭，除了偶爾涉足街東頭的茶鋪，聽聽滇戲清唱外，街西頭幾家茶舍我幾乎是每日必到的'常客。

　　大學生對“泊來品”頗感興趣橋牌是泊來品，是一種高雅的智力游戲，橋牌之戲是當時大學生酷愛的娛樂之一。茶舍里的小方桌很適合四個人圍座打橋牌，兩開間的鋪面，往往在同一時間擺開了好幾個橋牌的戰場。現代打橋牌用漢語叫牌，那時**慣用英語叫牌。下午或傍晚，假如你在云大東門外閑逛，老遠即可聽見“one spade”,“two diamond”……的聲浪，可算是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青云街的一大特色。街西頭忽高忽低的洋叫牌聲，同街東頭震耳欲聾的滇劇鑼鼓聲，一洋一土，互相呼應，形成了很有趣的文化反差。

　　趙仲牧說，青云街西頭的茶舍，是校園的擴展和課堂的延伸。云大中文系的教授劉文典帶著濃重的口音在茶舍里講解溫(庭筠)、李(商隱)詩。劉堯民講《詞與音樂》，張若銘談紀德。他感嘆說，“抗戰后期和五十年代初期，青云街的茶舍成了當時文化信息的集散地。”

　　泡茶館的風險也是那代人共同的警告。汪曾祺觀察下的正義路茶館、老舍觀察下的北京茶館、聞一名的《茶館小調》，都指向同一個詞匯：莫談國事。

　　趙仲牧回憶說，“1949年12月以前，有些茶鋪貼上‘休談國事’的條幅，‘茶館小調’也應運而生，但怎能禁止得了大學生和知識階層談論‘國事’和‘天下事’。12月以后，青云街茶舍里的條幅不見了，‘茶館小調’也過時了，但暢談‘國事’和‘天下事’卻另有一種無形的禁忌。”

　　趙仲牧先生在青云街茶館參與了“12·1”運動的討論，又去聽了聞一多最后一次演講，他說“李聞事件”給青云街西頭的茶客帶來一股憤怒激昂的情緒。但后來的茶館，“青云街西段的氣氛變了，茶館和店鋪全都提前關門，街上靜悄悄不見一個人影。昏黃的路燈下，云大東大門內外全是軍警和便衣，任何人均不準進也不準出，我只好離開青云街。第二天凌晨，槍聲大作，眾多軍警圍攻會澤院。‘9·9’整肅事件之后，學生有的回家，有的下鄉，有的進了‘夏令營’。青云街西段的茶客稀少了，談笑聲和叫牌聲暫時歸于寂靜。”

　　又過了這么多年，今天的學子還會上茶館嗎?

　　茶客汪曾祺

　　汪曾祺在大理寫過一副對聯：“蒼山負雪，洱海流云”，給武夷山招待所的對聯則是“四周山色臨窗秀，一夜溪聲入夢清”，一派恬淡閑適。

　　這樣的地方，總是讓人忍不住要喝茶。楊麗萍、葉永青、野夫、普明一干人，在這里玩出了一個下午茶。2014年，我們受到邀請，來到大理辦了一場茶會，用高腳杯喝萃取的茶膏，彈吉他的是周云蓬，講段子的是野夫。

　　汪曾祺喝茶不挑，青茶、綠茶、花茶、紅茶、沱茶、烏龍茶，都入得口，喝茶的頻率也很高，一天要換三次葉子。但對茶的品級是有要求的，好的留著喝，差的則用來煮茶葉蛋。他曾經謙虛說自己對茶是外行，卻總結了一套標準，以為“深、熱、滿三字盡茶理”。看起來，他年輕時泡茶館，多少也學了幾招。何況他喝茶是家傳的。

　　汪曾琪小時候觀察祖父用宜興紫砂壺泡龍井，再用細瓷小杯分茶飲用。那時，祖父一邊教讀《論語》，一邊分茶給他喝。

　　1947年，汪曾祺在杭州喝過一次龍井茶之后，才知道水對于茶葉重要性。這使他想起在昆明喝茶的愉快時光：“騎馬到黑龍潭，疾馳之后，下馬到茶館里喝一杯泉水泡的茶，真是過癮。”他還批評鹽城的水不好，泡茶用的水要接雨水存在缸里備用。還說菏澤的水最不好吃，沒法泡茶喝。這大概跟胡適和聞一多在國外沒茶喝的感受是一樣一樣的。照他的描述，這菏澤水估計還不如聞一多喝的白開水。汪曾祺不喜歡花茶，只喜歡老舍家的花茶。他還在蘇州東山“雕花樓”喝過碧螺春，在湖南桃源喝過擂茶。

　　汪曾祺說，“茶可入饌，制為食品”，這可能是他精通廚藝的一種自然聯想。不僅如此，他還動手煮過茶粥，自以為很好喝。但他覺得茶葉烤鴨子，有茶香而無茶味。想來，這跨界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茶歸茶，美食歸美食，汪曾祺自然很清楚界線在哪里。

　　做菜要實踐。要多吃，多問，多看(看菜譜)，多做。一個菜點得試燒幾回，才能掌握咸淡火候。冰糖肘子、乳腐肉，何時炮軟入味，只有神而明之，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富于想象。想得到，才能做得出。我曾用家鄉拌薺菜法涼拌菠菜。半大菠菜(太老太嫩都不行)，入開水鍋焯至斷生，撈出，去根切碎，入少鹽，擠去汁，與香干(北京無香干，以熏干代)細丁、蝦米、蒜末、姜末一起，在盤中摶成寶塔狀，上桌后淋以麻醬油醋，推倒拌勻。有余姚作家嘗后，說是“很像馬蘭頭”。這道菜成了我家待不速之客的應急的保留節目。有一道菜，敢稱是我的發明：塞肉回鍋油條。油條切段，寸半許長，肉餡剁至成泥，入細蔥花、少量榨菜或醬瓜末拌勻，**油條段中，入半開油鍋重炸。嚼之酥碎，真可聲動十里人。

　　魯迅是冷峭的高山，不經歷滄桑世事難以明了。胡適是開滿鮮花的平原，隨時隨地都能獲得如沐春風之感。汪曾祺是精致的園林。有小橋流水，亂石橫空、修竹茅屋，野菜清茶，鍋碗瓢盆，讓人覺得親切。有時，就連我在曼松村吃清燉土雞時，總也覺得老汪就在我們身邊。

　　汪曾祺不但是美食家，動手能力更強，炒得一手好菜。歷史上有名的廚子都厲害，汪曾祺情迷美食，實在活得通透。有些年，汪曾祺被江青拉去寫革命樣板戲，老汪順帶發明了一句“人走茶涼”，實在是洞若觀火。他點評江青說過的話，覺得“小蘿卜去皮，真是煞風景”一句說得好。當時做菜的廚師巴結江青，做涼拌小蘿卜時，把皮給削了，老汪的觀點是，“蘿卜去皮，吃起來不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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