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和飲酒》看陶淵明對蘇軾的影響

時間：2024-08-29 05:50:16 陶淵明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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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和飲酒二十首》看陶淵明對蘇軾的影響

　　偉大詩人陶淵明以曠達超脫，沖淡平和的文化人格和精神氣質著稱于世，其高蹈守潔之志，寄至味于淡泊之詩，澤被后世，影響深遠。有宋一代之文豪蘇軾，就是其一，尤其是在他屢遭讒陷、貶謫而流放蠻荒，不得北歸的晚年，在他歷經宦海浮沉，遍嘗人間冷暖和世事艱辛之后，其影響就更大了，甚至說他一度成為蘇軾平撫創痛的心靈慰藉和尋求休憩的精神家園也未為過。有言為證：“吾于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然吾于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為人，實有感焉。……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淵明，欲以晚節師范其萬一也。”(見蘇轍《蘇轍集·欒城集·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卷一中華書局P1110)

從《和飲酒二十首》看陶淵明對蘇軾的影響

　　“和陶詩”就是蘇軾“欲以晚節師范其萬一”的集中代表。所謂“和陶詩”是蘇軾追和陶淵明詩韻而創作的詩歌，現存124首，是詩人在生命中的最后十年，主要于揚州、惠州、儋州三地完成的。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筆者發現，著眼于《和陶詩》之全貌而論陶對蘇之影響的研究則多，就其創作的不同分期，不同時地環境和詩人心境而擇其個別文本做深入細致的分析的則少，筆者不才，且就《和飲酒二十首》窺斑知貌，填此空白，誠望識者正之。

　　選《和飲酒二十首》是因為筆者以為，縱觀蘇東坡“和陶詩”的創作歷程，作于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揚州任上的《和飲酒二十首》既是蘇軾和陶之始，也是蘇詩風格由汪洋宏闊轉而平淡簡古的過渡，是較特殊的一組“和陶詩”;而陶淵明《飲酒》二十首也并非一貫的平和靜穆一類，卻有它一定的特殊性，借朱熹所言，正是“豪放得來不覺耳!”(《朱子語錄·論文下》卷一百四十)故此，拙文單選蘇軾《和飲酒二十首》，并聯系陶淵明《飲酒》組詩二十首，試就其思想內容和藝術風格兩方面，來論述陶淵明對蘇軾的影響。當然，這其中，有繼承的一面，也有創新的一面。

　　為說明陶潛《飲酒》二十首對蘇軾《和飲酒二十首》在思想內容方面的影響，首先讓我們簡略地回顧一下《飲酒》詩的相關情況。

　　陶淵明主動棄職彭澤令，歸隱田園，此后終不出仕。義熙十三年，作者五十三歲時，寫下組詩《飲酒》二十首。

　　陶淵明在《飲酒》詩序中說：“余閑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后，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為歡笑爾。”此言未可全信，清人陶必銓《萸江詩話》云：“此二十首，當是晉宋易代之際，借飲酒以寓言。驟讀之不覺，深求其意，莫不中有寄托。”故所謂“自娛”，“以為歡笑爾”之類，不過寓言于諧罷了。且看：

　　其一：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大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忽與一樽酒，日夕歡相持。

　　其二：

　　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善惡茍不應，何事空立言!

　　其三：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成!

　　其六：

　　行止千萬端，誰知非與是。是非茍相形，雷同共譽毀。三季多此事，達士似不爾。咄咄俗中愚，且當從黃綺。

　　二十∶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

　　從上引諸詩中，我們不難看出，詩人對“衰榮無定在”、“寒暑有代謝”的天道，對“是非茍相形，雷同共毀譽”、“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的世道，對“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的人道頗感激憤和無奈，他不愿屈節同流合污，最終選擇了恬然歸隱：

　　其四：

　　棲棲失群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斂翮遙來歸。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

　　其七∶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其九：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為誰與?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襤縷茅檐下，未足為高棲。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

　　其十∶

　　在昔曾遠游，直至東海隅。道路迥且長，風波阻中途。此行誰使然?似為饑所驅。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馀。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閑居。

　　諸如此類表明詩人“拂衣歸田里”(其十九)的道路選擇，表明詩人“吾駕不可回”的堅定詩句不勝其數，詩人以飽蘸憂憤的筆墨抒寫著自己的心路歷程，最終肯定了自己歸隱田園的選擇。但因采用詠史兼談哲理的傳統手法，使深廣的憂憤之情多少有所收斂，但也正是這深廣的憂憤之情，使組詩又不同于其他平和靜穆一類的山水田園詩：

　　其十一：

　　顏生稱為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饑至于老，雖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為好，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裸葬何必惡，人當解意表。

　　其十四：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

　　其十五：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

　　當然，尤為人所稱道的第五首(“結廬在人境”篇)似乎當屬例外，倘若細嚼“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悠然自得之口吻似乎又潛藏著蔑視世俗，孑然獨立的暗流。“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這“無我之境”蘊含無窮哲理。

　　關于陶詩的深刻意蘊，不是本文重點，茲不贅述。我們所關切的是他給蘇軾帶來的影響，在《和飲酒二十首》中是如何體現的。

　　王文誥在《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中曾說:“公(蘇軾)之和陶,但以陶自托耳。至于其詩,極有區別:有作意效之,與陶一色也;有本不求合,適與陶相似者;有借韻為詩,置陶不問者;有毫不經意,信口改一韻者。若《飲酒》、《山海經》、《擬古》、《雜詩》諸詩,則篇幅太多,無此若干作意,勢必雜取詠古紀游諸事以足之。此雖和陶,而有與陶絕不相干,蓋未嘗規規學陶也……”所言甚是，頗為認同。蘇軾和陶詩并非純粹模擬之作，而是偕淵明之酒杯，澆自我之塊壘的創作，誠如朱靖華先生所言“神似陶公”而已。在具體內容上固然不同，但精神上卻是相通的，而這種精神上的相通和表達上的再創造恰為蘇軾和陶的藝術價值所在。

　　如前所述，《和飲酒二十首》作于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正是蘇軾經歷“烏臺詩案”被貶黃州后，高太后垂簾聽政，蘇被重新起用知揚州時。此時的蘇軾，一方面因詩罹難仍心有余悸，貶居黃州時孤獨寂寞的生活仍歷歷在目，使他對陶淵明有種認同感，“夢中了了醉中醒，只淵明，是前生。”一方面，其積極用世之心仍相當強烈，只是筆鋒收斂了許多，“我不如陶生，世事纏綿之。”當然，這其中也有他欲隱不得隱，欲歸無處歸的矛盾，既厭倦喧囂世俗，官場爭奪，又懷抱“兼濟天下”之志不忍舍棄。所以，《和飲酒二十首》不同于他在惠州、儋州所做的其他和陶詩，彼時的蘇軾已是“一念失垢凈，身心洞清靜。浩然天地間，唯我獨也正。”(《過大庾嶺》)而走進陶淵明“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移居二首》其一)的恬淡世界里“晨與烏鵲朝，暮與牛羊夕”了(《和移居二首》其一)。

　　蘇軾《和飲酒二十首》與陶淵明《飲酒》二十首一脈相承的是他簡淡筆墨下深蘊的憂憤和無奈之情。如其八：

　　我坐華常上，不改糜鹿姿。時來蜀岡頭，喜見霜松枝。心知百尺底，已結千歲奇。煌煌凌霄花，纏繞復何為。舉觴酹其根，無事莫相羈。

　　王洪先生認為，“我坐華堂上，不改麋鹿姿”似乎可以概括蘇軾元佑時期野性的反思。(《蘇軾詩歌研究》京華出版社第43頁)作者以狂蕩不羈的“麋鹿姿”及“霜松枝”(頗似淵明)自喻，認為自己可堪稱“千歲奇”，且以無事相羈的“煌煌凌霜花”喻世俗羈絆，群小之猜，心情是激憤的，否定現實是因為心中有理想的范本，所名他仍不能忘情于世俗羈絆，不能達到自然恬適的境界。其四：

　　蠢蠕食葉蟲，仰空慕高飛。一朝傳兩翅，乃得粘網悲。啁啾厭巢雀，沮澤疑可依。赴水在兩殼，遭閉何時歸。二蟲竟誰是，一笑百念衰。幸此未化間，有酒君莫違。

　　把宦官生涯比喻為“蠢蠕食葉”的蠶，仰慕高飛化而為蝶，但有了高飛的兩翅卻又有了粘網的悲哀。這正是詩人此時此刻之感——既有“奮歷有當世志”(仰空慕高飛)而得以再次進入仕宦生涯(“一朝傅兩翅”)，卻徒增“乃得粘網悲”之憂懼。《和陶飲酒》中飽含作者的不平、憤激，亦為“極平淺而有深味，神似陶公”之作。

　　同樣，和詩中也有對天道世事的哲理性叩問，也有對是非、毀譽、榮辱的消解以及對陶氏那種委運乘化，縱心任性，從世俗的事情和觀念中解脫出來的追求和努力。如：

　　其五：

　　小舟真一葉，下有暗浪喧。夜掉醉中發，不知枕幾偏。天明門前路，已度千金山。嗟我亦何為，此道常往還。未來寧早計，既往復何言。

　　其六：

　　百年六十化，念念竟非是。是身如虛空，誰受譽與毀。得酒未舉杯，喪我固忘爾。倒床自甘寢，不擇菅與綺。

　　其十二：

　　人間本兒戲，顛倒略似茲。惟有醉時真，空洞了無疑。

　　其十三：

　　醉中雖可樂，猶是生滅境。云何得此身，不醉亦不醒。

　　正是陶淵明《飲酒》詩里簡淡下寓深意之氣象。“云何得此身，不醉亦不醒”與“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竟如出于一人之手，但又并非生搬硬套，依葫畫瓢似的簡單模擬與重復，《中國文學通史·宋代文學史》認為：“和陶詩各題在用韻和句數上與陶詩相同，自然率真的風調相近，語言的簡凈樸拙相似，而所反映的生活內容則不為陶詩所限，作者力求師法陶詩的形式和風調來表現自我精神境界和眼前的現實生活……這組詩不是因題造文的擬作，而是發自真情實感的肺腑之音。”內容固不為所限，文學創作的精神卻血脈相連。而說到形式和風調，這種繼承性就更加明顯了，在《和飲酒二十首》中也不例外——“在用韻和句數上與陶詩相同，自然率真的風調相近，語言的簡凈樸拙相似”——都是學界普遍認同和反復論證的，此不多言。略值一提的是，蘇軾效陶不是遺神取貌的形式主義的刻板學習，而是取其神似，效其實質，這不僅體現在思想內容上，也體現在藝術風格上，如陶詩多“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等沖淡、至微語，而蘇軾和詩則多 “百年六十化，念念竟非是。是身如虛空，誰受譽與毀。” “醉中雖可樂，猶是生滅境。”等直率、超脫之言。又如元好問說：“如云‘三杯洗戰國，一斗消強秦’淵明決不能辦此。”(《跋東坡和淵明〈飲酒〉詩后》)等，此不一一例舉。

　　綜上所言，我們可以看出，陶淵明對蘇軾晚年詩歌創作的影響是深入血液，融入骨髓的，且撇開陶淵明貫為人所稱道的平和靜穆，恬淡自然，蘇軾嶺南詩作繼之而來的枯澹簡古、自然質樸一脈不言，那是很明顯，很籠統的，從而也是相對形式，相對膚淺的，而從具有一定特殊性的憂憤之作《飲酒》到《和飲酒二十首》之間的繼承，尤其是思想內容，創作精神方面的相似來看，蘇軾對陶淵明詩品人品的傾慕，對他人生坎坷的共鳴，對他委運乘化，任心自然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的深刻認同，才更是他“師陶”的本質所在，這種精神水乳交融般在他詩歌創作中的熔鑄，絕非刻板地形式模擬和內容的簡單歸復。要之，陶對蘇的影響是極其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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