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的藝術特點

　　在日常學習、工作或生活中，說到古詩，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吧，古詩按內容可分為敘事詩、抒情詩、送別詩、邊塞詩、山水田園詩、懷古詩（詠史詩）、詠物詩等。古詩的類型有很多，你都知道嗎？以下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詩經》的藝術特點，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藝術特點

　　賦、比、興的手法句式的章法雅、頌不同的語言風格

　　《詩經》關注現(xiàn)實，抒發(fā)現(xiàn)實生活觸發(fā)的真情實感，這種創(chuàng)作態(tài)度，使其具有強烈深厚的藝術魅力。無論是在形式體裁、語言技巧，還是在藝術形象和表現(xiàn)手法上，都顯示出我國最早的詩歌作品在藝術上的巨大成就。

　　賦、比、興的運用，既是《詩經》藝術特征的重要標志，也開啟了我國古代詩歌創(chuàng)作的基本手法。關于賦、比、興的意義，歷來說法眾多。簡言之，賦就是鋪陳直敘，即詩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關的事物平鋪直敘地表達出來。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詩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個事物來作比喻。興則是觸物興詞，客觀事物觸發(fā)了詩人的情感，引起詩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詩歌的發(fā)端。賦、比、興三種手法，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創(chuàng)造了詩歌的藝術形象，抒發(fā)了詩人的情感，賦運用得十分廣泛普遍，能夠很好地敘述事物，抒寫感情。如《七月》敘述農夫在一年十二個月中的生活，就是用賦法。賦是一種基本的表現(xiàn)手法，賦中用比，或者起興后再用賦，在《詩經》中是很常見的。賦可以敘事描寫，也可以議論抒情，比興都是為表達本事和抒發(fā)情感服務的，在賦、比、興三者中，賦是基礎。

　　《詩經》中比的運用也很廣泛，比較好理解。其中整首都以擬物手法表達感情的比體詩，如《豳風·鴟鸮》、《魏風·碩鼠》、《小雅·鶴鳴》，獨具特色;而一首詩中部分運用比的手法，更是豐富多彩。《衛(wèi)風·碩人》，描繪莊姜之美，用了一連串的比：“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分別以柔嫩的白茅芽、凍結的油脂、白色長身的天牛幼蟲、白而整齊的瓠子、寬額的螓蟲、蠶蛾的觸須來比喻美人的手指、肌膚、脖頸、牙齒、額頭、眉毛，形象細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兩句動態(tài)描寫，又把這幅美人圖變得生動鮮活。《召南·野有死麕》則不從局部比喻，而以“有女如玉”作比，使人由少女的美貌溫柔聯(lián)想到美玉的潔白、溫潤。以具體的動作和事物來比擬難言的情感和獨具特征的事物，在《詩經》中也很常見。“中心如醉”、“中心如噎”(《王風·黍離》)，以“醉”、“噎”比喻難以形容的憂思;“巧言如簧”(《小雅·巧言》)、“其甘如薺”(《邶風·谷風》)，“巧言”、“甘”這些不易描摹的情態(tài)，表現(xiàn)為形象具體的“簧”、“薺”。總之，《詩經》中大量用比，表明詩人具有豐富的聯(lián)想和想象，能夠以具體形象的詩歌語言來表達思想感情，再現(xiàn)異彩紛呈的物象。

　　《詩經》中“興”的運用情況比較復雜，有的只是在開關起調節(jié)韻律、喚起情緒的作用，興句與下文在內容上的聯(lián)系并不明顯。如《小雅·鴛鴦》：“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興句和后面兩句的祝福語，并無意義上的聯(lián)系。《小雅·白華》以同樣的句子起興，抒發(fā)的卻是怨刺之情：“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這種與本意無關，只在詩歌開頭協(xié)調音韻，引起下文的起興，是《詩經》興句中較簡單的一種。《詩經》中更多的興句，與下文有著委婉隱約的內在聯(lián)系。或烘托渲染環(huán)境氣氛，或比附象征中心題旨，構成詩歌藝術境界不可缺的部分。《鄭風·野有蔓草》寫情人在郊野“邂逅相遇”：

　　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愿兮。

　　清秀嫵媚的少女，就像滴著點點露珠的綠草一樣清新可愛。而綠意濃濃、生趣盎然的景色，和詩人邂逅相遇的喜悅心情，正好交相輝映。再如《周南·桃夭》以“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起興，茂盛的桃枝、艷麗的桃花，和新娘的青春美貌、婚禮的熱鬧喜慶互相映襯。而桃樹開花(“灼灼其華”)、結實(“有蕡其實”)、枝繁葉茂(“其葉蓁蓁”)，也可以理解為對新娘出嫁后多子多孫、家庭幸福昌盛的良好祝愿。詩人觸物起興，興句與所詠之詞通過藝術聯(lián)想前后相承，是一種象征暗示的關系。《詩經》中的興，很多都是這種含有喻義、引起聯(lián)想的畫面。比和興都是以間接的形象表達感情的方式，后世往往比興合稱，用來指《詩經》中通過聯(lián)想、想象寄寓思想感情于形象之中的創(chuàng)作手法。

　　《詩經》中賦、比、興手法運用得最為圓熟的作品，已達到了情景交融、物我相諧的藝術境界，對后世詩歌意境的創(chuàng)造，有直接的啟發(fā)，如《秦風·蒹葭》：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溯洄從之，道阻且躋。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溯洄從之，道阻且右。溯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毛傳”認為是興，硃熹《詩集傳》則認為是賦，實際二者并不矛盾，是起興后再以賦法敘寫。河濱蘆葦的露水凝結為霜，觸動了詩人思念“伊人”之情，而三章興句寫景物的細微變化，不僅點出了詩人追求“伊人”的時間地點，渲染出三幅深秋清晨河濱的圖景，而且烘托了詩人由于時間的推移，越來越迫切地懷想“伊人”的心情。在鋪敘中，詩人反復詠嘆由于河水的阻隔，意中人可望而不可即，可求而不可得的凄涼傷感心情，凄清的秋景與感傷的情緒渾然一體，構成了凄迷恍惚、耐人尋味的藝術境界。

　　《詩經》的句式，以四言為主，四句獨立成章，其間雜有二言至八言不等。二節(jié)拍的四言句帶有很強的節(jié)奏感，是構成《詩經》整齊韻律的基本單位。四字句節(jié)奏鮮明而略顯短促，重章疊句和雙聲疊韻讀來又顯得回環(huán)往復，節(jié)奏舒卷徐緩。《詩經》重章疊句的復沓結構，不僅便于圍繞同一旋律反復詠唱，而且在意義表達和修辭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詩經》中的重章，許多都是整篇中同一詩章重疊，只變換少數幾個詞，來表現(xiàn)動作的進程或情感的變化。如《周南·芣苡》：

　　采采芣苡，薄言采之。采采芣苡，薄言有之。

　　采采芣苡，薄言掇之。采采芣苡，薄言捋之。

　　采采芣苡，薄言袺之。采采芣苡，薄言襭之。

　　三章里只換了六個動詞，就描述了采芣莒的整個過程。復沓回環(huán)的結構，靈活多樣的用詞，把采芣苡的不同環(huán)節(jié)分置于三章中，三章互為補充，在意義上形成了一個整體，一唱三嘆，曼妙非常。方玉潤《詩經原始》卷一云：“讀者試平心靜氣，涵詠此詩，恍聽田家婦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繡野、風和日麗中，群歌互答，馀音裊裊，若遠若近，若斷若續(xù)，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曠。則此詩可不必細繹而自得其妙焉。”

　　除同一詩章重疊外，《詩經》中也有一篇之中，有兩種疊章，如《鄭風·豐》共四章，由兩種疊章組成，前兩章為一疊章，后兩章為一疊章;或是一篇之中，既有重章，也有非重章，如《周南·卷耳》四章，首章不疊，后三章是重章。

　　《詩經》的疊句，有的在不同詩章里疊用相同的詩句，如《豳風·東山》四章都用“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開頭，《周南·漢廣》三章都以“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結尾。有的是在同一詩章中，疊用相同或相近的詩句，如《召南·江有汜》，既是重章，又是疊句。三章在倒數第二、三句分別疊用“不我以”、“不我與”、“不我過”。

　　《詩經》中的疊字，又稱為重言。“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小雅·伐木》)，以“丁丁”、“嚶嚶”摹伐木、鳥鳴之聲。“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以“依依”、“霏霏”，狀柳、雪之態(tài)。這類例子，不勝枚舉。和重言一樣，雙聲疊韻也使詩歌在演唱或吟詠時，章節(jié)舒緩悠揚，語言具有音樂美。《詩經》中雙聲疊韻運用很多，雙聲如“參差”、“踴躍”、“黽勉”、“栗烈”等等，疊韻如“委蛇”、“差池”、“綢繆”、“棲遲”等等，還有些雙聲疊韻用在詩句的一字三字或二字四字上。如“如切如磋”(《衛(wèi)風·淇奧》)、“砲之燔之”(《小雅·瓠葉》)、“爰居爰處”(《邶風·擊鼓》)、“婉兮孌兮”(《齊風·甫田》)等等。

　　《詩經》的押韻方式多種多樣，常見的是一章之中只用一個韻部，隔句押韻，韻腳在偶句上，這是我國后世詩歌最常見的押韻方式。還有后世詩歌中不常見的句句用韻。《詩經》中也有不是一韻到底的，也有一詩之中換用兩韻以上的，甚至還有極少數無韻之作。

　　《詩經》的語言不僅具有音樂美，而且在表意和修辭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詩經》時代，漢語已有豐富的詞匯和修辭手段，為詩人創(chuàng)作提供了很好的條件。《詩經》中數量豐富的名詞，顯示出詩人對客觀事物有充分的認識。《詩經》對動作描繪的具體準確，表明詩人具體細致的觀察力和駕馭語言的能力。如《芣莒》，將采芣莒的動作分解開來，以六個動詞分別加以表示：“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掇，拾也;捋，取其子也。”“袺，以衣貯之而執(zhí)其衽也。襭，以衣貯之而扱其衽于帶間也。”(硃熹《詩集傳》卷一)六個動詞，鮮明生動地描繪出采芣莒的圖景。后世常用的修辭手段，在《詩經》中幾乎都能找：夸張如“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衛(wèi)風·河廣》)，對比如“女也不爽，士貳其行”(《衛(wèi)風·氓》)，對偶如“縠則異室，死則同穴”(《王風·大車》)等等，不一而足。

　　總之，《詩經》的語言形式形象生動，豐富多彩，往往能“以少總多”、“情貌無遺”(《文心雕龍·物色》)。但雅、頌與國風在語言風格上有所不同。雅、頌多數篇章運用嚴整的四言句，極少雜言，國風中雜言比較多。小雅和國風中，重章疊句運用得比較多，在大雅和頌中則比較少見。國風中用了很多語氣詞，如“兮”、“之”、“止”、“思”、“乎”、“而”、“矣”、“也”等，這些語氣詞在雅、頌中也出現(xiàn)過，但不如國風中數量眾多，富于變化。國風中對語氣詞的驅遣妙用，增強了詩歌的形象性和生動性，達到了傳神的境地。雅、頌與國風在語言上這種不同的特點，反映了時代社會的變化，也反映出創(chuàng)作主體身份的差異。雅、頌多為西周時期的作品，出自貴族之手，體現(xiàn)了“雅樂”的威儀典重，國風多為春秋時期的作品，有許多采自民間，更多地體現(xiàn)了新聲的自由奔放，比較接近當時的口語。

　　創(chuàng)作背景

　　周代的祖居之地周原宜于農業(yè)，“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綿綿瓜瓞》等詩篇都表明周是依靠農業(yè)而興盛，農業(yè)的發(fā)展促進了社會的進步。周在武王伐紂之后成為天下共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隸私有與貴族領主的統(tǒng)治成為這一歷史時期的社會政治特征。

　　西周取代殷商，除了商紂暴虐無道，主要與其實行奴隸制經濟制度有關。西周建立以后，為緩和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尖銳矛盾，緩和階級斗爭，變奴隸制為農奴制，正如王國維在《殷商制度論》中所言：“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殷周間的三大變革，自其表而言之，不過一家一姓之興亡，與都邑之轉移。自其里言之，則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

　　西周較之殷商，由于經濟制度的巨大變革，促使社會在精神文明方面產生飛躍性的進步，作為文學代表的《詩經》出現(xiàn)是時代進步的必然產物，而它反過來又促進了社會的文明進步。

　　傳承歷史

　　據說春秋時期流傳下來的詩有3000首之多，后來只剩下311首（其中有六首笙詩有目無詩）。孔子編纂詩經之后，最早明確記錄的傳承人，是“孔門十哲”、七十二賢之一的子夏，他對詩的領悟力最強，所以由其傳詩。

　　漢初，說詩的有魯人申培公，齊人轅固生和燕人韓嬰，合稱三家詩。齊詩亡于魏，魯詩亡于西晉，韓詩到唐時還在流傳，而今只剩外傳10卷。現(xiàn)今流傳的詩經，是毛公所傳的毛詩。

　　內容簡介

　　《詩經》就整體而言，是周王朝由盛而衰五百年間中國社會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創(chuàng)業(yè)的頌歌，祭祀神鬼的樂章；也有貴族之間的宴飲交往，勞逸不均的怨憤；更有反映勞動、打獵、以及大量戀愛、婚姻、社會習俗方面的動人篇章。

　　《詩經》現(xiàn)存305篇（此外有目無詩的6篇，共311篇），分《風》《雅》《頌》三部分。

　　《風》出自各地的民歌，是《詩經》中的精華部分有對愛情、勞動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懷故土、思征人及反壓迫、反欺凌的怨嘆與憤怒，常用復沓的手法來反復詠嘆，一首詩中的各章往往只有幾個字不同，表現(xiàn)了民歌的特色。

　　《雅》分《大雅》《小雅》，多為貴族祭祀之詩歌，祈豐年、頌祖德。《大雅》的作者是貴族文人，但對現(xiàn)實政治有所不滿，除了宴會樂歌、祭祀樂歌和史詩而外，也寫出了一些反映人民愿望的諷刺詩。《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

　　《頌》則為宗廟祭祀之詩歌。《雅》《頌》中的詩歌對于考察早期歷史、宗教與社會有很大價值。

　　以上三部分，《頌》有40篇，《雅》有105篇（《小雅》中有6篇有目無詩，不計算在內），《風》的數量最多，共160篇，合起來是305篇。古人取其整數，常說“詩三百”。

　　風篇

　　《風》包括了十五個地方的民歌，包括今陜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等地，大部分是黃河流域的民間樂歌。多半經過潤色后的民間歌謠叫“十五國風”，有160篇，是《詩經》中的核心內容。“風”的意思是土風、風謠。

　　十五國風分別是：周南11篇、召南十四篇、邶（bèi）風19篇、鄘（yōng）風10篇、衛(wèi)風10篇、王風10篇、鄭風21篇、齊風11篇、魏風7篇、唐風12篇、秦風10篇、陳風10篇、檜風4篇（檜即“鄶”kuài）、曹風4篇、豳（bīn）風7篇。周南中的《關雎》《桃夭》，魏風中的《伐檀》《碩鼠》，秦風中的《蒹葭》等都是膾炙人口的名篇。

　　基本信息

　　《詩經》，是中國古代詩歌的開端，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前11世紀至前6世紀）的詩歌，共311篇，其中6篇為笙詩，即只有標題，沒有內容，稱為笙詩六篇（《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約五百年間的社會面貌。

　　《詩經》的作者佚名，絕大部分已經無法考證，傳為尹吉甫采集、孔子編訂。《詩經》在先秦時期稱為《詩》，或取其整數稱《詩三百》。西漢時被尊為儒家經典，始稱《詩經》，并沿用至今。《詩經》在內容上分為《風》《雅》《頌》三個部分。手法上分為《賦》《比》《興》。《風》是周代各地的歌謠；《雅》是周人的正聲雅樂，又分《小雅》和《大雅》；《頌》是周王庭和貴族宗廟祭祀的樂歌，又分為《周頌》《魯頌》和《商頌》。

　　孔子曾說“興于《詩》”“《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先秦諸子中，引用《詩經》者頗多，如孟子、荀子、墨子、莊子、韓非子等人在說理論證時，多引述《詩經》中的句子。《左傳》亦多引詩為據。至漢武帝時，《詩經》被儒家奉為經典，為《五經》之一。

　　社會功用

　　《詩經》的編集本身在春秋時代，其實主要是為了應用：

　　其一，作為學樂、誦詩的教本；其二，作為宴享、祭祀時的儀禮歌辭；其三，在外交場合或言談應對時作為稱引的工具，以此表情達意。

　　通過賦詩來進行外交上的來往，在春秋時期十分廣泛，這使《詩經》在當時成了十分重要的工具。《左傳》中有關這方面情況記載較多，有賦詩挖苦對方的（《襄公二十七年》），聽不懂對方賦詩之意而遭恥笑的（《昭公二十年》），小國有難請大國援助的（《文公十三年》）等等。這些引用《詩》的地方，或勸諫、或評論、或辨析、或抒慨，各有其作用，但有一個共同之處，即凡所稱引之詩，均“斷章取義”——取其一二而不顧及全篇之義。這種現(xiàn)象，在春秋時期堪稱“蔚成風氣”。這就是說，其時《詩經》的功用，并不在其本身，而在于“賦詩言志”。想言什么志，則引什么詩，詩為志服務，不在乎詩本意是什么，而在乎稱引的內容是否能說明所言的志。這是《詩經》在春秋時代一個實在的，卻是被曲解了其文學功能的應用。

　　賦詩言志的另一方面功用表現(xiàn)，切合了《詩經》的文學功能，是真正的“詩言志”——反映與表現(xiàn)了對文學作用與社會意義的認識，是中國文學批評在早期階段的雛形。如《小雅·節(jié)南山》：“家父作誦，以究王讻”。《大雅·民勞》：“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等。詩歌作者是認識到了其作詩的目的與態(tài)度的，以詩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表達自己對社會、人生的態(tài)度，從而達到歌頌、贊美、勸諫、諷刺的目的。這是真正意義上的賦詩言志，也是使賦詩言志真正切合《詩經》的文學功能及其文學批評作用。

　　《詩經》社會功用的另一方面，是社會（包括士大夫與朝廷統(tǒng)治者）利用它來宣揚和實行修身養(yǎng)性、治國經邦——這是《詩經》編集的宗旨之一，也是《詩經》產生其時及其后一些士大夫們所極力主張和宣揚的內容。

　　孔子十分重視《詩經》，曾多次向其弟子及兒子訓誡要學《詩》。孔子認為：“《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陽貨》）這是孔子對《詩經》所作出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興、觀、群、怨”說，也是他認為《詩經》之所以會產生較大社會功用的原因所在。孔子的“興、觀、群、怨”說闡明了《詩經》的社會功用，既點出了《詩經》的文學特征——以形象感染人，引發(fā)讀者的想像與聯(lián)想，又切合了社會與人生，達到了實用功效。

　　歷史與民俗價值

　　從歷史價值角度言，《詩經》實際上全面反映了西周、春秋歷史，全方位、多側面、多角度地記錄了從西周到春秋的歷史發(fā)展與現(xiàn)實狀況，其涉及面之廣，幾乎包括了社會的全部方面——政治、經濟、軍事、民俗、文化、文學、藝術等。后世史學家的史書敘述這一歷史階段狀況時，相當部分依據了《詩經》的記載。如《大雅》的《生民》等史詩，本是歌頌祖先的頌歌，屬祭祖詩，記錄了周自母系氏族社會后期到周滅商建國的歷史，歌頌了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等的輝煌功績。這些詩篇的歷史價值是顯而易見的，它們記錄了周氏族的產生、發(fā)展及滅商建周統(tǒng)一天下的歷史過程，記載了這一歷史發(fā)展過程中大遷徙、大戰(zhàn)爭等重要歷史條件，反映了周氏族的政治、經濟、民俗、軍事等多方面情況，給后人留下了寶貴的史料。雖然這些史料中摻雜著神話內容，卻無可否認地有著可以置信的史實。

　　《詩經》的民俗價值也顯而易見，包括戀愛、婚姻、祭祀等多個方面。如《邶風·靜女》寫了貴族男女青年的相悅相愛；《邶風·終風》是男女打情罵俏的民謠；《鄭風·出其東門》反映了男子對愛情的專一。這些從不同側面和角度反映表現(xiàn)各種婚姻情狀的詩篇，綜合地體現(xiàn)了西周春秋時期各地的民俗狀況，是了解中國古代婚姻史很好的材料，從中也能了解到古代男女對待婚姻的不同態(tài)度和婚姻觀。

　　《詩經》中不少描述祭祀場面或景象的詩篇，以及直接記述宗廟祭祀的頌歌，為后世留下了有關祭祀方面的民俗材料。如《邶風·簡兮》中寫到“萬舞”，以及跳“萬舞”伶人的動作、舞態(tài)，告訴人們這種類似巫舞而用之于宗廟祭祀或朝廷的舞蹈的具體狀況。更多更正規(guī)的記錄祭祀內容的詩篇，主要集中于《頌》詩中。如《天作》記成王祭祀岐山，《昊天有成命》為郊祀天地時所歌。這些詩章充分表現(xiàn)了周人對先祖、先公、上帝、天地的恭敬虔誠，以祭祀歌頌形式，作謳歌祈禱，反映了其時人民對帝王與祖先的一種良好祈愿和敬天畏命感情，從中折射出上古時代人們的心態(tài)和民俗狀況，是寶貴的民俗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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