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分為哪三部分
無論在學習、工作或是生活中，大家都接觸過古詩吧，漢魏以后的古詩一般以五七言為基調，押韻、轉韻有一定法式。那么問題來了，到底什么樣的古詩才經典呢？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詩經分為哪三部分，僅供參考，歡迎大家閱讀。
體例分類
詩經在篇章結構上多采用重章疊句的形式，其主要表現手法有3種，通常稱為：賦、比、興。
人們把《詩經》的內容編排和表現手法稱為：風雅頌，關于《詩經》中詩的分類有“四始六義”之說。“四始”指《國風》、《大雅》、《小雅》、《頌》的四篇列首位的詩。“六義”則指“風、雅、頌，賦、比、興”。“風、雅、頌”是按音樂的不同對《詩經》的分類，“賦、比、興”是《詩經》的表現手法。《詩經》多以四言為主，兼有雜言。
《風》、《雅》、《頌》三部分的劃分，是依據音樂的不同。
《風》包括了十五個地方的民歌，包括今天山西、陜西、河南、河北、山東一些地方（齊、韓、趙、魏、秦），大部分是黃河流域的民間樂歌，多半是經過潤色后的民間歌謠叫“十五國風”，有160篇，是《詩經》中的核心內容。“風”的意思是土風、風謠。
（十五國風：周南、召南、邶〔bèi〕、鄘〔yōng〕、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kuài〕、曹、豳〔bīn））
《雅》分為《小雅》（74篇）和《大雅》（31篇），是宮廷樂歌，共105篇。
“雅”是正聲雅樂，即貴族享宴或諸侯朝會時的樂歌，按音樂的布局又分“大雅”、“小雅”，有詩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大雅多為貴族所作，小雅為個人抒懷。固然多半是士大夫的作品，但小雅中也不少類似風謠的勞人思辭，如黃鳥、我行其野、谷風、何草不黃等。
《頌》包括《周頌》（31篇），《魯頌》（4篇），和《商頌》（5篇），是宗廟用于祭祀的樂歌和舞歌，共40篇。
“頌”是祭祀樂歌，分“周頌”31篇、“魯頌”4篇、“商頌”5篇，共40篇。本是祭祀時頌神或頌祖先的樂歌，但魯頌四篇，全是頌美活著的魯僖公，商頌中也有阿諛時君的詩。
“風”的意義就是聲調。它是相對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統治地區——而言的。是不同地區的地方音樂，多為民間的歌謠。《風》詩是從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等15個地區采集上來的土風歌謠。共160篇。大部分是民歌。根據十五國風的名稱及詩的內容大致可推斷出詩產生于現在的陜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和湖北北部等。
“雅”是“王畿”之樂，這個地區周人稱之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當時把王畿之樂看作是正聲——典范的音樂。周代人把正聲叫做雅樂，猶如清代人把昆腔叫做雅部，帶有一種尊崇的意味。朱熹《詩集傳》曰：“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有正變之別。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朝會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辭氣不同，音節亦異。故而大小雅之異乃在於其內容。”
“頌”是宗廟祭祀的樂歌和史詩，內容多是歌頌祖先的功業的。《毛詩序》中說：“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這是頌的含義和用途。王國維說：“頌之聲較風、雅為緩。”（《說周頌》）這是其音樂的特點。
表現手法
“賦”按朱熹《詩集傳》中的說法，“賦者，敷也，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說，賦是直接鋪陳敘述。是最基本的表現手法。如“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即是直接表達自己的感情。
“比”，用朱熹的解釋，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明喻和暗喻均屬此類。《詩經》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變化。如《氓》用桑樹從繁茂到凋落的變化來比喻愛情的盛衰；《鶴鳴》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來比喻治國要用賢人；《碩人》連續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膚，“瓠犀”喻美人之齒，等等，都是《詩經》中用“比”的佳例。
“賦”和“比”都是一切詩歌中最基本的表現手法，而“興”則是《詩經》乃至中國詩歌中比較獨特的手法。“興”字的本義是“起”，因此又多稱為“起興”，對于詩歌中渲染氣氛、創造意境起著重要的作用。《詩經》中的“興”，用朱熹的解釋，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為所詠之內容作鋪墊。它往往用于一首詩或一章詩的開頭。有時一句詩中的句子看似比似興時，可用是否用于句首或段首來判斷是否是興。例衛風·氓中“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就是興。大約最原始的“興”，只是一種發端，同下文并無意義上的關系，表現出思緒無端地飄移聯想。就像秦風的《晨風》，開頭“鴥彼晨風，郁彼北林”，與下文“未見君子，憂心欽欽”云云，很難發現彼此間的意義聯系。雖然就這實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時代懸隔才不可理解，但這種情況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現代的歌謠中，仍可看到這樣的“興”。
進一步，“興”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較有實在意義的用法。但正因為“興”原本是思緒無端地飄移和聯想而產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較實在的意義，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虛靈微妙的。如《關雎》開頭的“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原是詩人借眼前景物以興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關雎和鳴，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間的和諧恩愛，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確定。又如《桃夭》一詩，開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寫出了春天桃花開放時的美麗氛圍，可以說是寫實之筆，但也可以理解為對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說這是在烘托結婚時的熱烈氣氛。由于“興”是這樣一種微妙的、可以自由運用的手法，后代喜歡詩歌的含蓄委婉韻致的詩人，對此也就特別有興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陳出新，不一而足，構成中國古典詩歌的一種特殊味道。
詩經基本信息
《詩經》，是中國古代詩歌的開端，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前11世紀至前6世紀）的詩歌，共311篇，其中6篇為笙詩，即只有標題，沒有內容，稱為笙詩六篇（《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約五百年間的社會面貌。
《詩經》的作者佚名，絕大部分已經無法考證，傳為尹吉甫采集、孔子編訂。《詩經》在先秦時期稱為《詩》，或取其整數稱《詩三百》。西漢時被尊為儒家經典，始稱《詩經》，并沿用至今。《詩經》在內容上分為《風》《雅》《頌》三個部分。手法上分為《賦》《比》《興》。《風》是周代各地的歌謠；《雅》是周人的正聲雅樂，又分《小雅》和《大雅》；《頌》是周王庭和貴族宗廟祭祀的樂歌，又分為《周頌》《魯頌》和《商頌》。
孔子曾概括《詩經》宗旨為“無邪”，并教育弟子讀《詩經》以作為立言、立行的標準。先秦諸子中，引用《詩經》者頗多，如孟子、荀子、墨子、莊子、韓非子等人在說理論證時，多引述《詩經》中的句子以增強說服力。至漢武帝時，《詩經》被儒家奉為經典，成為《六經》及《五經》之一。
《詩經》內容豐富，反映了勞動與愛情、戰爭與徭役、壓迫與反抗、風俗與婚姻、祭祖與宴會，甚至天象、地貌、動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
名稱由來
《詩經》約成書于春秋中期，起初叫做《詩》，孔子曾多次提及此稱，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司馬遷記載的也是這一名稱，如：“《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憤之所為作也。”
因為后來傳世的版本中共記載有311首，為了敘述方便，就稱作“詩三百”。之所以改稱《詩經》，是由于漢武帝以《詩》《書》《禮》《易》《春秋》為五經的緣故。
產生年代
《詩經》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最早的記錄為西周初年，最遲產生的作品為春秋時期，上下跨度約五六百年。產生地域以黃河流域為中心，南到長江北岸，分布在現今陜西、甘肅、山西、山東、河北、河南、安徽、湖北等地。
經文史專家考定，《詩經》中的作品是在周武王滅商（公元前1066年）以后產生的。
《周頌》時代最早，在西周初年產生，是貴族文人作品，以宗廟樂歌、頌神樂歌為主，也有部分描寫農業生產。
《大雅》是周王朝盛隆時期的產物，是中國上古僅存的史詩。關于《大雅》這十八篇的創作年代，各家說法不同：鄭玄認為《文王之什》是文王、武王時代的詩，《生民之什》從《生民》至《卷阿》八篇為周公、成王之世詩。朱熹認為：“正《大雅》……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但均認為“正大雅”是西周初年之詩。
《小雅》產生于西周晚年到東遷以后。
《魯頌》和《商頌》都產生在周室東遷（公元前770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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