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鑒賞

　　在日復一日的學習中，許多人都對一些經典的文言文非常熟悉吧？文言文的特色是言文分離、行文簡練。為了幫助大家更好的理解文言文，以下是小編收集整理的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鑒賞，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鑒賞

　　[原文]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仆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仆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眾人師且不敢，況敢為吾子師乎?

　　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嘩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

　　屈子賦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仆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為過言。前六七年，仆來南，二年冬，幸大雪逾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后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怪于群目，以召鬧取怒乎?

　　譯文：

　　二十一日，宗元告白：承蒙您屈辱地來信想拜我為師，我的道德修養不夠深厚，學業也非常淺近，檢點其中，沒有值得別人師法的地方。雖然常常好發表一些言論，寫一些文章，但很不敢自信。想不到您從京師來到這蠻夷之地，我有幸被您認為可以取法。我自己估量自己，實在并無可取之處，也不敢當別人的老師，當一般人眾的老師我尚且不敢，何況是當您的老師呢?

　　孟子曾經說：“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從魏、晉以來，人們更不去拜老師。當今之世，便不曾聽說有誰要作別人的老師，有這種想法，人們便總是七嘴八舌地嘲笑他，認為他是個狂人。只有韓愈不顧流俗，頂著世俗的嘲笑和侮辱，收召后輩學生，還寫了《師說》 這篇文章，并態度端正地做別人的老師。世俗之人果然群聚而以為怪事，紛紛咒罵，添油加醋地污蔑誹謗。韓愈因此而得到了“狂”的名聲，居住在長安城中，連飯都來不及做熟，便急切地避開別人的誹謗而東去任洛陽令了，象這樣的情形，已經發生不止一次了。

　　屈原曾經作賦說：“邑犬之群吠兮，吠所怪也。”我過去聽說庸和蜀地以南的地區，經常下雨，很少見到太陽，太陽一出來，狗便狂叫不止，我當時認為這樣說有點過份了。六七年前，我被貶來到南方。元和二年的冬天，有幸趕上大雪越過五嶺，覆蓋了南越中的好幾個州。這幾個州中的狗，都倉皇地狂叫著亂咬亂跑，好幾天都是這樣，一直到雪消完后才不叫，這樣我才知道以前聽說的蜀犬吠日的事是真的。現在韓愈既然把自己當成蜀地的太陽，而您又想使我成為越地的雪，這樣想難道不是令人難堪嗎?不僅我會感到難堪，您也會受到連累。然而，雪和太陽難道有什么過錯嗎?狂咬亂叫的只是那些狗罷了。您揣度一下今天天下的人能不象蜀地的狗那樣亂咬亂叫的能有幾個人?而誰又敢于在眾人面前顯露自己，而招惹來喧鬧，叫人怒怪呢?

　　賞析

　　柳宗元(773～819)山西永濟人，曾做過柳州刺史，所以人稱“柳柳州”。他當時參加了比較進步的王叔文集團，想改革時政。后來王叔文集團在舊官僚和宦官的聯合進攻下失敗了，被一些人說成是小人集團，柳宗元因此長期被某些人看成是品德上有欠缺的人。

　　柳宗元在政治上比較開明，加以遭到沉重的政治迫害，被貶到邊遠地區，這就使得他有機會深入社會，接觸下層人民。他的很多作品都暴露了封建政治的黑暗，反映了人民的痛苦生活，具有較強的現實主義精神。

　　柳宗元的《答韋中立論師道書》與韓愈的《答李翊書》，是唐代古文家文論中的雙璧，談的主要都是自己的創作經驗。但韓愈的文章談得比較籠統，側重描摹了學文的進展過程，柳宗元的文章則觸及了具體師承和取法所在。正因為如此，柳宗元的這篇文章更可金針度人，使后學者有法門可入。

　　柳宗元這封信，只有日期而未署年月，根據其中“居南中九年”一語，可知是元和八年(813)在永州所作。全書雖大談其“不敢為師”之語，而卻愿陳所得，說來似乎有些矛盾，但從信末所說的“取其實而去其名”這句話，實可知其微意之所在。

　　這封信宜分做兩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說在世風日下，人不事師、不聞有師之現實，自己之所以不敢為師、不欲為師與不能為師之的緣故。其中又可分做五段：

　　第一段是自謙不敢為師之意。

　　第二段是說世人不肯事師，并舉韓愈抗顏為師而受誣事作證。

　　第三段用蜀犬吠日、越犬吠雪二個喻對世俗的蒙昧表示憤懣。

　　第四段說自己的處境本已不堪訕詈，更不敢因作人師而雪上添霜。

　　第五段又以成人冠禮被廢為例，襯托師道被世人所棄。抒發心中的慨嘆，重師道而偏不欲作師，其用意可知。

　　這一部分的文字，充滿著抑郁牢騷、憤世嫉俗之情，這當然是有感于當時的社會不良風氣而發，但更重要的還是作者被貶謫以后后的“一肚皮不合時宜”的發泄，因此措辭就未免有些支離拉雜。后人或說他“繁稱瑣引，子家修辭之一累”，或說他“詞無涵蓄至此”，或說他“尖薄”，這些評價雖都有一定的道理，卻又未免有不近人情之嫌。通過文章，我們從中能感覺到，在這些轉折的詞句和穿插的議論中，在作者的左顧右盼之際，文章充分地表現出作者的個性，而對于尊重師道的傳統，作者作了充分地肯定。

　　在文章的第二部分，作者自道了為文的甘苦與心得，這是全文的重心;一方面說不敢以師名自居，文章末尾又申明取實去名之理來呼應上文。可分為六段：

　　第一段是承上啟下的過渡段，言不敢為師而愿陳所得之故，文多轉折。

　　第二段總說自己對于為文之道的認識過程，乃是從工辭而走向明道，即由對形式美的重視轉到對思想性的追求。柳宗元學文，原自駢體入手，后來專攻古文，故字里行間，仍留有駢語的痕跡。但總的說來，還是以散體為主的。這一段話，反映了他創作道路的改變。

　　第三段論其如何“羽翼夫道”的方法，這也就是如何運用寫作技巧來表現內容的問題。前八句，以“心”、“氣”言之，指下筆前的事先考慮，是就消極方面的防范來說的。后六句，指下筆時的具體運用，是就積極方面的努力來說的。為什么不敢以“輕心掉之”呢?后人對此的解釋說：“文章不欲過快，快則單。”對付的辦法就是“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陳衍語)陳衍說：“奧者不欲其太淺顯，明者不欲其太晦澀。”為什么不敢“以怠心易之”呢?陳衍說：“不欲過慢，慢則散。”對付的辦法就是“疏之欲其通，嫌之欲其節”。陳衍說：“疏之指接筆言，廉之指轉筆言。”的確，接筆以疏之，轉筆使廉之，自然文字就不致散漫了。為什么不敢“以昏氣出之”呢?陳衍說：“不可無持擇”。對付的辦法就是“激而發之欲其清”。陳衍說：“指開筆。”文章開拓一步，若用此法，自可去其昏氣。又為什么不敢“以矜氣作之”呢?陳衍說：“不可近妝做。”對付的辦法就是“固而存之欲其重”。陳衍說：“指頓筆。”按，清袁枚《續詩品》有《固存》一則，引用柳宗元的話說：“固而存之，骨欲其重。”點出一個“骨”字，似比陳衍解釋得更加深切圓滿。陳衍又說：“發、存二句，謂煉格也。”按，矜氣其實就是古人所說的“客氣虛張”，浮而不實，故不唯要以頓筆取重，兼宜以骨力鎮之。

　　第四段是談取道之原，這是本諸儒家的傳統哲學觀和美學觀來說明的。《唐宋文醇》卷十三評《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中，說這些話“猶有罅漏”;陳衍也說它“未見包括的當”。不過，一部書只用一個字來取用，自然難于完全妥帖，何況見仁見智，各人的看法也必然會有所分歧的。何焯的詮釋是最為得體的。他認為：“求其質”是“言實事也;質為道德之本，言其大體”。“求其恒”是“言常理也;恒者性情之常，言其細微”。“求其宜”是“節文之中“，也就是“止乎禮義”的適度性。“求其斷”是“是非之辨”，“求其動”是，“變通之道”。從當時的客觀條件來說，就為文之取徑為法而論，卻也的確是能得其要領的。

　　第五段是說如何旁推交通而以之為文，關于這一段，有許多爭議。如清梁章炬《退庵隨筆》卷十九《學文》一則就說：“此數語分貼處實未能深切著明。”陳衍更指出：“《糓梁》焉得有氣?《孟》、《荀》豈能并論?”“《國語》無甚趣。”的確，姑以文論，《孟》可言“暢”，《荀》不可以“暢”概之。“肆其端”者，《莊子》可以這么說，《老子》不過是連類及之而已。至于《糓梁》，由于柳宗元學《春秋》于陸質，質之學本于啖助;喚助之學，不喜《左傳》而宗《糓梁》。或者宗元于此，別有會心也末可知。后人所論，也不過是憑一己之領會，各說其是罷了，誰又能確切知道柳宗元當初究竟是從哪些方面去理解而概括出這些一字精義的呢!

　　第六段是總收全文，回結前意。何焯批評“此等收法亦有跡”。然而誠如金人瑞《古文評注補正》卷七所說“此為恣意恣筆之文。恣意恣筆之文最忌直”，故自不妨多用轉折以盡其恣，多用回環照顧以達其圓。若僅能方而少圓意，那就末免太刻板了。

　　在這篇文章中，柳宗元表明了自己文學主張“文者以明道”。

　　闡釋了為文的本源：“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判斷力)，本之《易》以求其動(變化)，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谷梁氏(《谷梁傳》)以厲其氣，參之《孟》(子)、《荀》(子)以暢其文，參之《莊》(子)、《老》(子)以肆(放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司馬遷)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文也。”可見，他認為必需善于吸取古代各種名著不同的特點和長處，加以融會貫通，才能自創一體。

　　申明了作文的態度：“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反映了他嚴肅、認真的寫作態度，這是非常值得我們學習借鑒的。

　　長期以來，人們總是把“韓、柳”并稱，大體上說，柳宗元的散文理論確實與韓愈很相近，他們在散文創作上也有不少共同點：社會內容豐富，藝術技巧成熟，語言精煉。但是，由于政治見解與個人經歷的不同,柳宗元并不屬于韓愈那個作家群體,他們在文學主張和創作實踐上還是有著不同的。至少，文章風格各異：韓愈擅長議論，文章雄渾奇崛，浩瀚奔放，具有“陽剛”之美。柳宗元擅長山水游記，文章峭潔精煉，筆鋒細膩，幽深典雅，具有“陰柔”之美。這一點，大家在閱讀時，不妨細細品味。

　　賞析

　　全文圍繞“取其實而去其名”的中心論點，分為兩大部分展開論述：前平論師道，后半論創作。雖前后側重點不同，但其內在筋脈卻終始一貫，渾灝流轉。

　　開篇即針對韋中立提出的“欲柑=相師”明確作答，說自己“不敢為人師”。下文連舉兩例，陳述不敢、也不愿為師的理由。其一是韓愈為師之例，其而是孫昌胤行冠禮之例，前者為主，后者為輔，二例共同說明一個問題：流俗不問是非，見怪即吠，倘若獨為眾所不為之事，必然招致厄運。

　　韓愈為師事是最有力的址明。魏晉以降，世風日下，人們恥于言師。而韓愈卻不順流俗，收召后學，作《師說》，抗顏為師，結果招致眾人笑罵，被目為狂人，不得不匆匆東行。由此見出為人師者的下場，也見出世風的澆薄。為了更形象地印證世俗的少見多怪及其嚴重危害：“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炫怪于群目，以召鬧取怒乎？”這就是說，為師者并無過錯，問題出往那些見怪即吠的世人身上，而且這些人是如此之多，能量是如此之大，這就不能不令人為之憂懼，并力避“召鬧取怒”。進一步看，“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而遭群犬之吠，那么，“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就不是明智之舉了。更何況作者身為被貶之人，已蒙罪名；謫居九年，病疾不斷；又有什么必要僅為一個為師的名號而自取其辱，讓那此“呶呶者”一天到晚住耳邊聒噪，擾亂心境呢？在這里，作者所舉之例、所說之話看似帶著諧謔味道，但其內里實則隱含著無比的悲凄和沉痛，隱含著對韓愈的同情理解以及對浮薄世風的憤懣。

　　柳宗元之不為師，并非否定師道，實在是因為怕遭世人非議而不愿空擔一個為師的名號。在此后所作《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巾，他曾這樣說道：“仆避師名久矣，往在京都，后學之士到仆門，日或數十人，仆不敢虛其來意，有長必出之，有不至必惎之。雖若是，當叫無師弟子之說。其所不樂為者，非以師為非，弟子為罪也。”由此可知，柳宗元當年在長安時就已經一方面避師之名，一方面行師之實了。證因為如此，所以下文話題一轉，回到韋中立身上-，非常客氣地表明可以行師之實——“假而以仆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仆固愿悉陳中所得者。”但決不愿擔為師之名 “若定是非以教吾子，仆才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決矣”。

　　既然可行師之實，就有必要將自己為文的心得告訴對方。于是，下文開始專力論為文之道。從少年時的“以辭為工”，到成年后理解的“文者以明道”；從作文的基本技法到其取法之源，再到可供參考的對象，娓娓道來，有條不紊，深刻驚警，啟蒙發凡。作者是既重“道”又重“文”的，雖然“文”的目的在“明道”，但“文”本身又有其獨立自主性，要將全副精神投入，才能將之作好，才能有所創新。這就要求為文者既要去除“輕心”、“怠心”、“昏氣”、“矜氣”，避免浮華、松散、雜亂等弊端，又要根據不同情形，或抑或揚，或疏通文氣，或刪繁就簡；與此同時，還要擴大視野，遍覽《尚書》、《詩經》等儒家經典，以及《莊子》、《國語》、《離騷》、《史記》等文史精品，充分吸收古人創作上的經驗，借以磨礪氣勢，暢達條理，縱橫思緒，增多意趣，使其既含蓄深沉義簡潔明凈。這段論文之浯，是作者多年來的創作心得，堪稱一篇精到的創作論，如今和盤托出，以示韋中立，這種做法，不正是老師淳諄教誨弟子的行為么？但作者雖行師之實，仍堅決不要師之名，因而在文章結束處再次告誡對方：“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為外廷所笑。”既回應前文，又一筆點題，曲包余蘊，令人回味無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