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柳宗元倫理思想中的政治色彩

　　柳宗元與韓愈共同倡導唐代古文運動，并稱為“韓柳”，與劉禹錫并稱“劉柳”，與王維、孟浩然、韋應物并稱“王孟韋柳”。柳宗元一生留詩文作品達600余篇，其文章的成就大于詩作。下面是小編整理的試析柳宗元倫理思想中的政治色彩，僅供參考，大家一起來看看吧。

　　資料1：

　　柳宗元作為中唐時期的進步思想家、優秀文學家和革新政治家，將思想家、文學家和政治家的品格集于一身，在其中任何一個領域，他的成就都是杰出的。他的政治思想融合了先秦以來各家政治學說，是我們傳統政治道德中不可多得的寶貴遺產，本文試從柳宗元生活的時代背景、獨特的生活經歷、政治思想及文學創作等方面來分析其思想的政治色彩。

　　一、儒家“圣人之道”的主色調

　　柳宗元從小受到的是儒家傳統教育，無論是其父柳鎮還是母親盧氏，都以儒家經義教導和要求柳宗元，這使得柳宗元從小就被培養起了儒家的憂國憂民、積極入世、有所作為的精神。特別是父親柳鎮，精通儒家經典、不畏強權、為國為民、正直無私的儒士精神給柳宗元以極大激勵，對柳宗元的人生觀、世界觀的形成產生了積極地影響。因此，在柳宗元的信念和思想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是儒家的精神，正如他在《寄許京兆盂容書》中寫說的那樣：“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

　　在柳宗元看來，“興堯、舜、孔子之道”就是行“圣人之道”，就是要以“利安元元為務”——進民生，以民為本。柳宗元在很多著作中都表達過類似的說法和思想。他在《時令論上》中說：“圣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利于人，備于事而已矣”。就指出了，圣人之道沒有什么神秘的，不必仰之彌高，以為不可能做到。其實，圣人所做的就是要“利于人(民)，備于事”而已。又如，柳宗元非常敬仰商湯賢相伊尹，認為：“彼伊尹者，圣人也。圣人出于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民生而已。日：‘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為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也。”’就是說，伊尹是當之無愧的圣人，他所關心的是人民是否幸福安康，而不是君主是姓夏姓商。如果君主能做到“心乎于民”，那么，這樣的君主便是堯舜一樣的明君，人民就和堯舜時代的人民一樣幸福。于是，柳宗元終其一生都在為行“圣人之道”而不斷努力與拼搏。不論是他政治上得意之時，還是仕途坎坷之際，他都沒有忘卻內心這種信念與理想。或許，柳宗元也有過彷徨和失望，感到過無助與失意，但他始終不曾放棄這種儒家理念中最高的境界，有的只是唯恐不能真正做到“圣人之道”的惶恐。

　　柳宗元有一位叫周君巢的親戚，在長安時，柳宗元與他曾經志同道合，相約共同努力為國效力。后來，柳宗元被貶為永州司馬，周君巢也失意于仕途。周君巢在仕途不順時，內心抑郁不堪，逐漸信奉了道教，希翼求得長生不老。他還曾專門勸過柳宗元也去求仙得道、煉丹修真以求長生。柳宗元對周君巢進行了批評，同時表明自己追求“圣人之道”的堅定信念，并勸導周君巢不要忘記自己的志向。柳宗元在答周君巢餌藥久壽書一文中指出：“柳宗元始者講道不篤，以蒙世顯利，動獲大謬。用是奔竄禁錮，為世之所詬病。凡所施設，皆以為戾。從而吠者成群，己不能明，而況人乎?然獲茍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喝萬受摒棄，不更乎其內，大都類往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史人同往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為方士所惑。仕雖未達，無忘生人之患，則圣人之道幸甚。”

　　柳宗元在儒家“圣人之道”的基礎上，提出了“圣且賢”的主張。在這里，“圣”指的足德性方面，“賢”則指個人的才能。“圣且賢”要求每個行“圣人之道”的人不僅應當既具備高尚的道德情操，做到正直無私、心存國家與人民，而且又要具備較好地為國為民服務的才能和本領，做到德才兼備。正是柳宗元心中對儒家“圣人之道”的無限憧憬與執著，才使得柳宗元積極地入世，努力實踐“勵才能，興功力，斂太康干民，垂不滅之聲”的報負。

　　二、“統合儒釋”思想中的釋家色彩

　　柳宗元是一位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以行“圣人之道”為己任的儒學名士，在他的思想中，儒家學說始終占據著主導地位。同時，他又是一位思想開闊，具有開放精神、能夠兼收并蓄的大方之家。柳宗元并不把儒學看成唯一的思想源泉，他主張吸取其他各種學派、宗教的思想為儒學所用，從而達到“皆有以佐世”的目的。因此，在此基礎上，柳宗元提出了“統合儒釋”的思想。

　　誠然，柳宗元是信奉佛教的，這有大量的文獻資料特別是他自己的詩文、文章可加以佐證。柳宗元自幼好佛，求佛有三十余年，并且頗得其中三昧。例如，在柳州他重建大云寺，一方面是發現“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儷仁”，他希望通過佛來感化當地人，他在(<柳州復大云寺記》就提到“唯浮圖事神而語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另一方面，這也是柳宗元自身信仰佛教，希望倡大佛教的結果。在政治上，柳宗元認為佛教有助于教化，有以“佐世”。首先，柳宗元認為，儒家講仁愛，佛教也講仁愛;其次，柳宗元認為佛教也講孝道，這跟儒家思想也是一致的。他認為佛教中這些內容，有益于統治。再就是柳宗元尊崇佛教，還因為他認為佛教的主張(超脫的人生觀)在道德修養方面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所以我們認為柳宗元自始自終把佛當作是儒家的有益補充，是為了“有以佐教化”。因此，柳宗元用開放性的胸懷來對待“浮圖”，而不是真正要全身心地投入到佛教之中。

　　柳宗元認為儒、釋并非人們所想像那樣截然不同，它們之間存在著共同點，能夠互相輔助。他在送僧浩初序》中說：“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于性情爽然，不與孔子異道。”并且認為韓愈僅看到了佛教行跡的表面現象而沒有看到佛教的本質，即“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圣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日兀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除此之外，柳宗元認為佛教也講求孝道，“余觀世之為釋者，或不知其道，則去孝以為達，遺情以貴虛。今元浩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土，無族屬以移其哀，行求仁者，以冀終其心。勤而為逸，遠而為近，斯蓋釋之知道者歟!釋之書有大報恩十篇，成言由孝而極其業。世之蕩誕慢者，雖為其道而好違其書;于元浩師，吾見其不違且與儒合也”在性善論上，柳宗元認為儒與釋也是相同的。正是因為佛教也提倡性善論，才有了禪宗所說的人性即佛性，人人皆可成佛之說。

　　柳宗元的“統合儒釋”思想不但對中唐時期儒學的復興起了積極作用，對后世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特別是宋明理學家從“統合儒釋”出發，提出了“援佛入儒”的陽號。朱熹則從佛教的禁欲觀中出發，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欲”的主張。宋明理學家通過將儒家學說與佛教教義相結合，使儒學獲得了進一步發展的契機，因此，“援佛入儒”可看作是“統合儒釋”理論的進一步發展與升華。

　　三、“遂人之性”和“民自利”的道家色彩

　　柳宗元從復興儒學出發，不但提出了“統合儒釋”的思想，還主張對道家思想進行有機整合。對于道家，柳宗元認為：“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其實質就是認為道家學說是儒家學說的別枝，是儒家學說的另一種發展。不但如此，柳宗元本著兼收并蓄的原則，主張對各種學說部采取“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成伸其所長而黜其奇袤”的方法，吸取其中的合理因素為儒家所用，達到“皆有以佐世”的目的。

　　根據道家順應自然的主張，柳宗元提出了“遂人之性”的思想。這種思想的核心就是要求為政者不應干擾人民的正常生產、生活，讓百姓自由的發展，順應百姓的性情和習俗，實行自然而然的“養民”之術。基于“遂人之性”的思想，柳宗元寫就了種樹郭橐駝傳一文。在文中，柳宗元描寫了一位名叫郭橐駝的種樹人，他種的樹不但能成活，而且枝葉繁茂、果實豐盛，于是有人向他請教種樹之道。郭氏種樹的方法就是“順木之天，以致其性”，通過保全樹木的“天”與“性”，使樹木得以茁壯成長。相反，一些人雖然很勤力地照顧樹木，甚至于“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但由于沒有“順木之天”，違反了樹木本身的生長規律，最終反而是“雖日愛之，其實害之;雖日憂之，其實仇之”。同時，文中認為種樹之道與治民之道相同，也可“移之官理”，成為“養人術”——就是要“順人之欲，遂人之性”。

　　其次，柳宗元在“遂人之性”和“無為而治”思想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民自利”的利民原則。這一思想集中表現在了晉問》一文中。晉問》是以柳宗元本人與友人“吳子”(吳武陵)的問答形式展現出來的。文中分析了“利民”與“民自利”的不同。“利民”是統治者根據德治的要求所實行的“仁政”，雖然客觀上有利于人民，但其最終日的是為了維護統治者的統治，而不是為了民眾的利益。“民自利”則是民眾根據自己的需要與情況，不為外物所左右，按照自己的意愿來謀取自己的利益。

　　柳宗元借鑒道家學說提出了“遂人之性”與“民自利的思想，可以說是對原來儒家學說民本思想的發展與創新。它突破了儒家強調教化與德行的治人之術，強調順應人民的天性，使人民不受外界的束縛，自由的發展;它還將“民利”與“民自利”區分開來，在傳統的儒家所倡導的“仁政”基礎上提出了“民利民自利”的論題，從而為儒家的治國思想開辟了另一條行之有效的道路。

　　資料2：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解（今山西運城西）人，唐代的文學家、哲學家。他與韓愈一起倡導的古文運動對當時和后代散文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柳宗元的巨大成就是他從小在良好的家庭教育下刻苦學習的結果。父親柳鎮為官清廉，學識淵博，母親盧氏知書達禮。天資聰穎的柳宗元在四五歲時每天吃過早飯就跟著母親讀古詩、古賦，認字，寫字，抄寫詩文。到了七八歲已經能背出不少詩文名篇，還能寫出很不錯的短小詩文了。

　　柳宗元十二三歲時，父親赴湖北、廣西一帶做官，他隨父同行，得以游覽夏口、長沙等歷史名城，廣泛地接觸了社會，目睹了社會弊政和戰亂給人民帶來的災難。這次旅行對他的思想影響很大，從此他立下了革除弊政、振興國家的鴻鵠大志，他決心像古代杰出人物那樣有所作為，建功立業。

　　萬丈高樓平地起，他知道要實現自己的理想就必須首先立志于學。從此，他更加刻苦地博覽群書，特別是對秦漢時期的經史著作，反復研讀，批判地吸收，不斷豐富自己的思想。漸漸地，他更顯得才華出眾、精深過人了。

　　一天，有一位姓崔的御史中丞來拜見柳宗元，周圍的人大為驚奇。原來中丞也無事不登三寶殿，他是想讓柳宗元代他給皇上寫奏章的。事情還得從頭說起。這一年的8月，心懷不軌、妄圖發動叛亂的李懷光被官軍討平了，御史想寫表向皇帝祝賀，他聽說柳宗元是一位少年才子，特地來請他寫。

　　柳宗元知道寫這類東西不僅需要文筆好，而且需要有政治上的遠見卓識。只見他略作沉吟便提筆疾書，一氣呵成，寫出了《為崔中丞賀平李懷光表》。

　　這篇文章觀點鮮明，文筆流暢，而且氣勢磅礴，鞭辟入理。此文的手抄本不脛而走，文人學士們爭相傳抄。童子柳宗元之名一下子轟動朝野，傳遍了京城長安。只可惜這篇文章現在已經殘缺不全了。

　　柳宗元21歲時考中進士，26歲時又考取了“博學鴻詞科。”從此，他走上了做官的道路，后來他參與了主張革新的王叔文集團的政治改革，失敗后被貶到永州、柳州。從政之余，他寫下了很多優秀的散文和詩。他的詩，風格清峭，散文也峭拔矯健、說理透徹、結構謹嚴，在文學史上有著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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