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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柳宗元《懲咎賦》
《懲咎賦》作于元和三年(公元 808 年)秋。《柳河東全集》本《賦》題解云：“蓋為永州司馬時作于元和三年秋也。”何以知之?《賦》寫有“逾再歲之寒暑”句。柳母盧氏卒于元和元年五月十五，元和二年五月為卒后一歲(年)，元和三年五月為亡故二歲，故鎖定《懲咎賦》為元和三年所寫。《賦》末云：“幸余死之已緩兮，完形軀之既多。茍余齒之有懲兮，蹈前烈而不頗。……配大中以為偶兮，諒天命之謂何。”柳子獲悉憲宗對其“罪行”有所松動，心中大快，絕望之情有所減輕，幻想憲宗有朝一日詔其返京效勞。憲宗初年施政基本上沿革新派未竟之業，如削藩強化皇權，整頓鹽鐵賦稅等等。柳子寄希望于憲宗，后半生應吸取永貞革新的教訓，繼承古圣賢的業績，奉行大中之道，不再偏頗。上述真切表達柳子創作《懲咎賦》的意圖。
《懲咎賦》之“咎”指“罪過”?指“兇禍”?對此歷來柳文注釋家多未深究。只有破譯“咎”的本意，才能把握理解本賦的鑰匙，從而深入分析柳子對永貞革新的態度及其思想脈絡。現不妨對此剖析如下：
第一：“咎”：“罪過”也。在永貞革新中，柳子犯了哪些不可饒恕的罪。《賦》中“罪”字前后出現三處：
① 惟罪大而寵厚兮，宜乎重仍乎禍謫。
② 罪通天而降酷兮。
③ 將沉淵而殞命兮，詎蔽罪以塞禍。
① 句“罪大”。《賦》中找不到任何事實依據，柳子寫《賦》并不承認有罪。
② 句“罪通天”。柳母去世是也。
③ 句“蔽罪以塞禍”。柳子自認無罪，沉淵喪生能掩何罪?
第二：“咎”：“兇禍”也。在 古代 君主專制官僚統治機構中，官場即戰場，宦海沉浮，司空見慣。忠臣賢相，仁人志士時有遭誣陷被貶斥、流放或死于非命，難以預料的兇禍，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本《賦》中有：
① “專茲道以為務”，卻出現“讒、妬、構”。
② “勢危疑而多詐”
③ “欲操術以致忠”。反招致“眾呀然而余嚇”。
④ “又幽懷乎鬼責”。
⑤ “故群禍之際”。
不難看出，柳子等革新志士一再遭貶被禁錮的原因十分清楚，根源在于反對派的仇視、痛恨、窮追不舍，置之死地而后快。這是一場驚心動魄、你死我活、統治階級內部控制最高統治權之爭。反對派先采取讒、妬、構手段，視形勢危疑之際，轉行“詐”術。當柳子表示忠于憲宗時，群言鼎沸，眾起攻之，有理莫辯。當憲宗把革新志士外放遠州刺史時，又遭“鬼責”，羅織罪名，再貶遠州司馬禁錮，致柳宗元抱恨終天，這是歷史悲劇。《賦》中“咎”界定為“兇禍”，展讀《懲咎賦》，體現了柳子深思熟慮，貫穿大中之道理論，系統總結永貞革新之得失，無情解剖自己之言行，足以表現一位青年革新政治家偉大人格。
《懲咎賦》第一部分以確立政治革新理論大中之道之過程，闡明其基本觀點，以此作為《賦》之指導思想。
“懲咎愆以本始兮，熟非余心之所求。”(注：愆：過失)
關于永貞革新所釀成之兇禍及過失，該從根源上深刻分析檢討，哪有不發自內心自責呢?
“處卑污以憫世兮，固前志之為尤。始余學而好古兮，怪今昔之異謀。”
余處卑賤地位面對大千世界甚感憂傷。昔日讀書，早已形成特殊性格，立志仿效古圣賢立身處世之道，發現古圣賢與當今一些讀書人追求截然不同而疑惑不解。
“惟聰明為可考兮，追駿步而退游。潔誠之既信直兮，仁友藹而萃之。”
余青少年異常聰明，學業早就進步快，象駿馬馳騁于學海書山，攻讀應試科目外，獵涉諸子百家著作。曾隨家中長輩到過晉、豳、東吳、江夏等地，觀游了解各地風土人民情，政教現狀，增長了見識。余心地純潔，講信孚，性格直爽，剛正不阿，仁愛生人，交友和氣，深得朋輩敬重。
“日施陳以系縻兮，邀堯舜與之以為師。上睢盱而混茫兮，下駁詭而懷私。”
考察上古人們蒙昧無知，后世圣賢辯明是非，堅持公道。往后人們懷著私念，變天下為公為天下為家。
“旁羅列以交貫兮，求大中之所宜。曰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注：象者，法也。)
廣泛搜尋列舉史實，聯系貫穿，分析比較，探求符合以及違背大中之道的史料。柳子所謂“道”，指君主專制統治下官員施政必須遵循的道路或路線，它是實踐中抽象出來的法則規律，不是具體有形的事物。
“推變乘時兮，與志相迎。不及則殆兮，過則失貞。謹守而中兮與時偕行。”(注：中：正道也)
運用大中之道，隨時勢之變。結合主觀之認識，靈活機動，按一定的原則和規律辦事，用大中之道治理國家，制定和實施各種制度、政策及措施，未達到“中”的標準會出現危機;超越“中”的標準會偏離正道，所以要謹守中道原則而不悖。凡行為超越中道或不及中道者，都會犯錯誤。必須審時度勢，與時俱進，該辦的事應辦好。
“萬類蕓蕓兮，率由以寧，剛柔弛張兮，出入綸經。登能抑枉兮，白黑濁清。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嬰。”
世上事物各式各樣，千變萬化，都可用中道原則處理，使各安其分，各得其所。 古代圣 君賢相治理國家，慎察形勢，靈活運用，剛柔相濟。如周初文武之治，一弛一張，均收到預期效果。考核官吏政績，遵循大中之道，可分清忠奸，辨明曲直，考績勤惰，賞罰分明。能者升，庸者黜。掌握大中之道者，有廣博知識，善辨是非，處理政務，胸有成竹，有理有據而不冒犯君主威嚴。
《賦》第二部分寫永貞革新始末。
“奉訏謨以植內兮，欣余志之有獲。再征乎策書兮，謂炯然而不惑。”
順宗即位之初，王叔文擢余為禮部員外郎，引內禁近，專百官章奏，草擬皇帝詔令，為革新事業出謀劃策，并付諸實施，初見成效，甚感欣慰。把革新措施與以往朝廷法令措施作深入比較，從文獻上尋找革新措施的歷史依據，自認謀劃，光明正大，無可疑之處。
“愚者果于自用兮，惟懼乎誠之不一。不顧慮以周圖兮，專茲道以為服。”
革新志士除舊布新，果斷實施各項措施，但不免擔心革新派內部能否精誠團結，因時間倉促暴起領事，任務繁重，不能周密策劃，只是全力效勞于革新事業。
“讒、妬、構而不戒兮，猶斷斷乎于所執。”(注：讒：崇飾惡言以毀善害能;妬：即妬忌;構：無中生有捏造罪行。)
宦官與故舊大臣結成同盟以讒、妬、構等卑鄙手段攻擊革新事業，只可惜革新派警惕性差，防范措施不力，一味傾心于推行新政。
“哀吾黨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勢危疑而多詐兮，逢天地之否隔。”
在復雜多變的政治斗爭中，痛惜革新派沒有遵循大中之道，采取正確策略，團結大多數，孤立少數派，使革新派自己陷于困境。雖有幸深得順宗皇帝信任，但皇帝音啞不能言。兩派爭奪最高統治權開展殊死斗爭，在舊大臣鄭絪為首支持下，順宗于永貞元年四月立廣陵王李純為太子。保守派乘機請順宗下詔令命太子李純監國，保守派陰謀得逞，順宗被孤立，革新派因之失勢。
“欲圖退而保己兮，悼乖期乎曩昔。欲操術以致忠兮，甘脂潤乎鼎鑊。”
打算退卻保全自己，懼怕曾巧遇王叔文，得其勝任，不敢貿然背離。打算在太子踐位繼承帝位時表忠心，可是朝廷內外，沸沸揚揚，嚇得未敢申辯。進退兩難，無奈心甘情愿置榮祿于度外，接受最殘酷的鼎鑊之刑。
《賦》第三部分寫一再遭貶及旅途經歷。
“皇鑒之明宥兮，纍郡印而南適。”
永貞元年九月，憲宗審視革新派措施，從寬量刑，貶革新派骨干余等八人為遠州地區刺史。余負罪揣邵州刺史官印趕赴南方貶所接受處分。
“惟罪大而寬厚兮，宜乎重仍乎禍謫。”
反對派的繼續反攻倒算，憲宗再貶八人為遠州掛職司馬并禁錮。余被貶為永州司馬，官俸不變，算是皇恩寬厚。
“既懼乎天討兮，又幽慄于鬼責。惶惶乎夜寐而晝駭兮，類麏麔之不息。”
余既怕皇上下詔加重處分，又暗暗擔心反對派再次落井下石。旅途惶恐不已，夜不能寐;白天心情不定，象麏麔被猛獸追逐得不到喘息一樣。
“凌洞庭之洋洋兮，泝湘流之沄沄。飄風擊以揚波兮，舟推抑面回邅。”
第一次乘船過茫茫洞庭湖，不覺顫慄害怕。溯湘江南行，北風吹拂，水波旋流，隨風飄動。風推抑小舟旋轉，艱難前進。
“日霾曀以昧幽兮，黝云涌而上屯，暮屑窣以滛雨兮，聽嗷嗷之哀猨。”
白天北風勁吹，天空陰晦不明，天空黑云翻滾，晚上滛雨綿綿，不時聽到岸上猿聲哀鳴。
“眾鳥萃而啾號兮，沸洲渚以連山。飄遙逐其詎止兮，逝莫屬余之形魂。”
岸上百鳥啾啾鳴啼，江水涌動，遠遠望去，洲渚似乎與岸上小山相連。小舟隨風飄動，不知怎樣才能安定，驚嚇得魂不附體。
“攅巒奔以紆委兮，束洶涌之崩湍。畔尺進尋退兮，盪洄汩乎淪漣。”
站在船上遠遠望去，河道彎彎曲曲，一座座山巒向船后緩緩移動。水擊巖石，湍流不斷，急流沖擊中的小舟進一尺，似乎又退八尺。只有在河床平緩處，見到風吹江面，形成圓圈及波紋，顯得很美。
永貞元年隆冬，余一行數人抵謫居地永州，寄居龍興寺。不以罪死，禁錮于此，心亂如麻。
《賦》第四部分貶永母喪，總結永貞革新失敗之教訓。
“哀吾生之孔艱兮，循《凱風》之悲詩。罪通天而降酷兮，不殛死而生為?”
痛惜母喪，唯遵《凱風》之古訓，嘆自己未奉養和安慰老母，余罪大滔天，禍延慈母，自己不死，活著干什么?
“逾再歲之寒暑兮，猶貿貿而自持。”
至元和三年秋，幾易寒暑，仍然懷念老母，以致情緒不安，神志昏亂。
“將沉淵而殞命兮，詎蔽罪以塞禍。惟滅身而無后兮，顧前志而未可。”
余曾想投深淵以自盡，這樣做豈能蔽罪塞禍?一方面念自殺而無后代，另一方面過去立志奉行大中之道的事業未竟，不能自絕于人世。
“進路呀以劃絕兮，退伏匿又不果。為孤囚以終世兮，長拘攣而坎坷。”
曾盼望能升遷，現徹底無望，進已無望，退不心甘，終生作一孤囚?想到坎坷命運，肌肉都痙攣戰慄。
“曩余志之修蹇兮，今何為此戾也?夫豈貪食而盜名兮，不混同于世也。”
過去立志修養忠信品德為皇上效勞，現在遭到如此殘酷打擊，余豈是那種欺世盜名，貪圖祿位的世俗之輩。
“將顯身以直遂兮，眾之所宜蔽也。不擇言以危肆兮，固群禍之際也。”
余獲取顯美職位進身仕途，義無反顧推進革新事業，一些謀取官位者的仕途被阻塞。由于言詞不慎，導致危機，招致眾人詆毀而成為眾矢之的。
“御長轅之無橈兮，行九折之峨峨。卻驚棹以橫江兮，泝凌天之騰波。”
參加革新斗爭，不顧個人安危，象駕無橈之長轅，行進在九曲之高山上。有如棄船漿橫渡江河，逆水于驚濤駭浪之中，余奮不顧身，投入一場你死我活的殘酷斗爭之中。
結束語：有生之年奉大中之道誓不偏頗。
“幸余死之已緩兮，完形軀之既多。茍余齒之有懲兮，蹈前烈而不頗。”
現死罪已緩解，官俸足以養家糊口，無饑寒之憂。吸取永貞革新經驗教訓，決心繼承前賢光明正義事業，不再偏離大中之道。
“死蠻夷固吾所兮，雖顯寵其焉加。配大中以為偶兮，諒天命之謂何?”
余將客死蠻夷無疑，縱使得顯寵官位，有啥可驕傲。決心終生遵循大中之道不動搖，只不過客觀形勢之發展變化不得而知。
《懲咎賦》對永貞革新主要教訓之檢討：
一是策略不對頭，警惕性不足，未隨客觀形勢之變化及時調整斗爭策略，一意孤行犯主觀錯誤;二是暴起領事，群眾基礎差，忽視團結，沒有爭取朝中觀望大臣共謀革新，犯下宗派之錯誤。以下試分析永貞年間幾件史實為證。
第一：王叔文擅權抑宰相杜佑。《新唐書》云：“德宗崩，詔杜佑攝宰相兼鹽鐵度支使，王叔文為副。杜佑不親事，叔文遂專權。”又“叔文欲搖東宮，冀佑為助，佑不應。乃欲逐之，未決而敗。”革新派未爭取團結實權派宰相杜佑等共事，影響眾多官員看風使舵，有的附會革新派，有的消極觀望，后紛紛轉向，陷革新派孤立無援。
第二：立太子一事。革新派宗派思想導致策略失誤，德宗在位時，順宗李涌乃東宮太子，已 40 余歲。德宗崩，李涌即位為順宗。革新派首領王叔文、王伾以棋藝、書藝侍李涌，因而得順宗支持。韋執誼、柳宗元、劉禹錫等參與推行新政。順宗患病，音啞居禁中，不能臨朝聽政。立誰為太子乃皇朝頭等大事。時牛美人得寵，有異志，欲立己子為太子。革新派依牛美人接近皇帝，因此王叔文與牛美人達成某種默契。順宗立誰為太子自有主見，亦未否定王叔文與牛美人之意。為慎重起見，召見故舊大臣鄭絪問立太子事。絪不敢直言面奏，書“立嫡以長”呈上。順宗點頭應允。所謂立嫡以長者，乃立順宗長子廣陵王李純為太子。李純已 20 余歲，史稱“厷睿”者。這正合順宗心意。遂命鄭絪擬旨于永貞元年四月立廣陵王李純為太子。所謂“厷睿”，謂李純聰明能干有魄力。王叔文、王伾既非貴胄，又非進士出身，故廣陵王看不上二王。順宗即位后，二王欲抑廣陵王李純，引起順宗疑慮。二王對立太子事，背離大中之道。這就是《懲咎賦》所云：“哀吾黨之不淑”具體史實之一。
關于太子問題。革新派犯下策略錯誤，又未能采取補救措施。如擁戴太子李純監國，卻繼續抑制廣陵王。革新派韋執誼為宰相，具體負責推行新政。韋岳父杜朝、黃裳是德宗重臣，宰相勸韋奏請太子監國，代順宗處理朝政。韋堅決不聽，諷刺岳父。杜怒，拂袖出，稱病不朝。反對派乘機擁太子監國。朝廷形成以太子李純為核心，包括故舊大臣，當權太監在內的反對派，抵制革新事業。順宗未駕崩，皇權就已轉移到太子手中，革新派未搶先擁立太子監國而失掉對最高統治權的影響。永貞元年六月，王叔文喪母，王伾、韋執誼處境更艱難。這就是《賦》中云：“勢危疑而多詐兮，逢天地之否隔”的主要史實。違背了大中之道“推變乘時兮，與志相迎”。
柳宗元自己公開暴露失敗之情感變化，君子坦蕩蕩，難能可貴，表現青年政治家對唐帝國赤誠之心。這正是《賦》中所云：“欲圖退而保自兮，悼乖期乎曩昔。欲操術以致忠兮，眾呀然而余嚇。進與退吾無歸兮，甘脂潤乎鼎鑊。”
柳宗元《寄許京兆孟容書》云：“宗元于眾黨人中罪狀最甚。”史籍無記載。韓愈《順宗實錄》也未見柳子罪行。憲宗并未從嚴從重處罰柳，貶刺史、貶司馬與其他黨人一視同仁。可知“罪狀最甚”乃柳自責之詞，柳光明磊落，敢于承擔歷史責任，是嚴于自儆楷模。在《懲咎賦》中，柳始終未提自己犯有原則性的政治錯誤及罪行。《新唐書》《列傳》九十三評價云：“叔文沾沾小人，竊天下柄。”“宗元等撓節從之，徼幸一時，貪帝病昏，抑太子之明，規權逐私。”有兩條罪狀：一是抑太子之明。史籍有記載，柳未參與。二是規權逐私。這不公允。其實宗派錯誤，不完全是攫取私利。史書常以成敗論英雄。司馬光《資治通鑒》并未全盤否定永貞革新及八司馬。
關于立太子，柳宗元可能未積極參與，有兩件史實可供佐證。
其一：柳宗元作《禮部賀立皇太子表》云：“顧茲守器之重，(注：《易》：守器者莫若長子)爰正承華之位，(注：承華，太子宮名)尊義方之教，(注：《左傳》：愛子教以義方)載錫嘉名，(注：指改李淳名為李純)崇建樹之禮，式光典命，以長而立。(注：《左傳》：立嫡以長不以賢)自符于慎擇，必子之選，遂合于至公。邦本不搖，王業彌固。”此《表》所持觀點與鄭絪奏“立嫡以長”相得益彰。
其二：元和七年宰相鄭絪出任嶺南節度使，給永州刺史韋彪書信，附函存問柳宗元。柳回復異常感激：
“一自得罪，八年于今……自以終身沉廢，無跡自明。不意相國垂憫，特記名姓。守突奧(注：指幽深黑暗之處)者，忽仰晞于白日。負泥塗者自濯于清源。快心暢目，不知所喻。”《新唐書》云：“鄭絪守道寡欲，為人正派。”鄭之存問，肯定了柳宗元在永貞革新中所作所為，正確無罪，也證明了柳子未參與抑太子之明。鄭絪一紙存問，洗清了反對派誣陷柳子“莫須有”罪名，所以柳復信鄭才有“快心暢目”之感。永州刺史韋彪也因之更尊重柳宗元。
柳子在《賦》中深入剖析其思想，不是貪圖祿位，欺世盜名之輩，著力推進新政，敢破舊立新，不畏艱難，自認“擇言不慎”引起反對派攻訐，急躁冒險，犯主觀錯誤，背離大中之道。“不及則殆，過則失貞”，沒有“謹守而中兮，與時偕行。”“敢”字當頭，固然是革新志士的優秀品質，但是總結革新失敗主觀原因中往往又夾雜個人色彩之主觀因素。千年前的柳宗元無法超越自我，當然我們更不可苛求前人完美。
縱觀古往今來眾多仁人志士圖新失敗后，像柳宗元一樣嚴肅解剖自己，實屬罕見。如果說柳宗元最優秀的政治品質是什么?那就是奉行大中之道不動搖。他沒有去“沉淵而殞命兮”，被禁錮永州龍興寺不頹廢潦倒，在政敵窺視迫害下驚而不亂，囚居佛寺仍創作了《非國語》、《貞符》等著名的哲學政治理論著作，君子自強不息!《寄許京兆孟容書》云：“賢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貴于后，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立足荒僻的永州，柳子以文章為利器，在文、史、哲諸領域中取得了劃時代的成就，而《懲咎賦》正是柳宗元偉大戰斗的誓言。無怪乎《新唐書》如此看重《懲咎賦》，用意深遠是顯而易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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