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 離騷 藝術特色

　　一、《離騷》發展了抒情詩的藝術，把塑造詩人的自我形象作為詩歌的主要藝術目標

　　換句話說，詩中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就是作者的自我形象。《詩經》中的多數作品是抒情詩，奠定了我國抒情詩的基礎，培養了我國古典詩以抒情為主的藝術傳統。但《詩經》，特別是《詩經》中的民歌，多數是集體創作，它們往往是觸景而發，即興抒情，所塑造的也就是某種特定情形下的人物形象，比較單純。《離騷》就不同了，它以巨大的篇幅塑造著詩人的自我形象，因此它就有可能全面完整地反映詩人自己的性格、愛好、理想、追求和斗爭。我們知道，關于屈原的歷史資料留存下來的比較少，我們今天所了解的詩人的形象，甚至于他的生平，主要是根據對他的作品一一首先是《離騷》的研究得出來的在具體的方法上：

　　1、詩人善于用周圍的環境氣氛來烘托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使之更鮮明突出：

　　例如詩中寫道：

　　惟夫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簽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齏怒。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唯靈修之故也!曰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與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

　　這一節里實際上寫了三個形象：詩人、黨人和荃(或靈修，指楚王)，詩人不僅寫“余”(我，實即詩人自我)為國家的前途奔走先后和不怕因正直取禍，正面塑造抒情主人公的愛國主義者的形象，而且把這個形象放在黨人的偷樂、楚王的信讒和反復無常的環境中，讓環境去襯托詩人的愛國主義精神，使之更加突出鮮明。再如：

　　眾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忽馳鶩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攬木根以結茝兮，貫霹荔之落蕊。矯菌桂以紉和蕙兮，索胡繩之纚纚。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

　　用飲露餐花和佩飾香草嘉木來象征和比喻詩人高潔的人品修養和高尚的道德追求，但詩人在開頭就先揭露了當時的社會現實是大家都在追名逐利，貪心不足，而且嫉妒賢能，在這種社會風氣下，詩人的人品和道德就顯得更加拔出流俗，展示出“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漁父》)的詩人的形象性格。

　　2、詩人還善于把人物形象放在激烈的矛盾和沖突中來塑造。在《離騷》的第一部分里，詩人主要是塑造兩種類型的人物：一類是詩人自己，他高尚廉潔，有著美好的理想、頑強的斗爭精神和強烈的愛國精神。另一類就是楚王和黨人，他們昏昧庸俗，貪婪自私，結黨營私、嫉害賢能。屈原把這兩種對立的人物形象的矛盾和斗爭描寫得豐富多彩，生動細膩，從而使善與惡，美與丑得到鮮明的表現。更難能可貴的是，詩人還通過形象化的語言來展現人物內心的矛盾和沖突。屈原在現實的斗爭失敗之后，思想上產生很多矛盾，是繼續堅持自己的理想和操守，還是抽身退隱、明哲保身 是繼續留在楚國，還是去楚求合?詩人曾說：“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大有迷途要知返的意思。這說明詩人的思想確實產生過動搖。并且他假借虛構的人物女媭對自己作了一番誠心誠意的批評和勸告，要他不必在舉世結黨營私的時候，還保持自己的“煢獨”，言外之意還是隨從流俗的好。但是詩人的思想是矛盾的，他借向重華的陳詞又否定了女媭的意見，通過對歷史的回顧，他認識到：“瞻前而顧后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終于，在這場矛盾的沖突中，追求“義”和“善”的思想獲得了勝利，于是詩人開始了叩帝閽求佚女的象征著追求“義”和“善”的上下求索。

　　在對待去國與否的問題上，矛盾和沖突也是尖銳激烈的。詩人設計了靈氛和巫咸的話來表現自己內心的激烈斗爭。靈氛告訴他楚國的現實昏亂黑暗，善惡不分，不如去國。巫咸則說應該留楚求合詩人仔細地審度了兩種意見，確認楚國的現實環境實在無可作為，于是聽從了靈氛的話，開始“指西海以為期”的神游。但神游中瞥見故國的時候，卻仆悲馬懷，終于“蜷局顧而不行”，留楚戰勝了去國的心理，愛國主義的思想得到最后的勝利。詩人正是通過這一系列的矛盾斗爭，完成了抒情主人公完整的形象和性格描寫，使之成為我國古代文學中最光輝燦爛的典型形象之一。屈原的這一偉大創造，把抒情詩的藝術發展到登峰造極的頂點，具有劃時代的偉大意義。

　　二、《離騷》是一篇杰出的積極浪漫主義作品

　　屈原是一位感情極其豐富的詩人，熱情而富于幻想，這就使他的作品帶有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離騷》就是一部偉大的積極浪漫主義杰作，它以熱烈奔放的感情，奇特美妙的幻想，結構成一篇光怪陸離，神奇變幻，“金相玉質，百世無匹”(《文心雕龍·辨騷》)的藝術精品，千百年來激動了千百萬讀者的心靈。

　　《離騷》是一篇杰出的積極浪漫主義作品，它在藝術表現方法上充滿著浪漫主義情調。在我國文學史上，浪漫主義發軔于遠古時代的神話傳說。《詩經》雖然有些作品帶有浪漫主義的色彩，但基本是以現實主義為主的。到了屈原時代，終于產生了我國文學史上最卓越的兩個浪漫主義大作家一一莊周和屈原。莊子是個具有詩人氣質的散文家，他的代表性的散文杰作《逍遙游》就是一篇浪漫主義文學的名篇。而屈原則是一位偉大的積極浪漫主義詩人。他的浪漫主義精神最集中地體現在《離騷》里。

　　《離騷》的浪漫主義表現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1、首先表現為詩人并不對現實作客觀的描寫，而是充分調動自己形象思維的創造能力，賦予描寫對象以生動活潑的形象，也就是說把它們形象化了。

　　《離騷》是一篇帶有作者生平的自敘內容的政治抒情詩。但詩人并不是客觀地敘述生平事跡，而是把自己的主張、理想、斗爭等事實形象化，活動在詩中的不是枯燥的事實羅列，而是生動的形象描寫，例如說到詩人“既有此內美”，“又重之以修能”時，他用“扈江離與薜芷兮，紉秋蘭以為佩”，“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說自己曾經為了實現政治理想，培養了大批人才以及這些人才后來卻變質從俗時，把這些活動和現象，形象化為自己曾“滋蘭之九畹”、“樹蕙之百畝”，栽種過留夷、揭車、杜衡、芳芷，自己曾希望這些芳草枝葉峻茂，但它們卻萎絕而蕪穢了。這種形象化的描寫當然要比純客觀的事實的敘述要形象生動得多，因而使自敘生平的描寫帶上了浪漫主義的色彩2、浪漫主義的最大特點是抒發對理想世界的熱烈追求，而這種追求總是體現著作者的熱烈的感情和豐富的想象力。

　　《離騷》最激動讀者的是作者上下求索的精神。詩人在現實世界遭到失敗之后，又幻想了對重華的陳詞，開始了上叩帝閣，下求佚女的求索，詩中寫道：

　　駟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風余上征。朝發軔于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圈。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飲余馬于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后飛廉使奔屬。鸞皇為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云霓而來御。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下面緊接著寫尋求宓妃、有娀之佚女和虞之二姚的失敗。在這里，作者把神話傳說中的人物和事物都驅之于筆端，為自己服務。他飲馬咸池，總管扶桑，望舒為前驅，飛廉作后屬，鸞皇、雷師等都為之服務，供之驅遣。這一幅幻想的圖景中，作者的上下求索，正是現實中他為楚王“道夫先路”和“奔走以先后”精神的體現。而且詩人在求索過程中的不憚失敗，充分表現了他對理想的執著精神，洋溢著熱烈的感情。在這一段里，詩人不但著力于追求過程的敘寫，而且以滿懷感情的語言訴說著：

　　“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膚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

　　這就使詩人的追求更富于熱烈和憤激的感情，而且明確地表示了幻想境界正是現實的反映。浪漫主義確實是以走出現實而描寫幻想的境界為特點，但是幻想境界不過是現實社會的折影。屈原的幻想正是以社會現實為基礎的，是幻想化了的真實社會的形象反映。叩帝閽而不見納，立刻使我們想到了屈原“荃不察余之中情”、“怒而疏屈平”的現實，而那些“帝閽”的“倚閶闔而望予”的洋洋自得的形象也正是得寵于楚王的黨人們的寫照。詩人聽從靈氛的吉占而進行的一次“指西海以為期”的神游，不僅真實地反映了詩人內心在去留問題上的激烈沖突，而且最后以“臨睨舊鄉”，“仆悲馬懷”作結，把屈原愛國主義的現實感情表現得淋漓盡致。這些幻想的描寫層層深入，感情波瀾壯闊，把人們引入層出不窮的神奇變幻的情景之中。我們被吸引著、感動著、悲嘆著;并且也被詩人的崇高的理想、高貴的品質、熱烈的追求、百折不撓的斗爭精神激勵著，仿佛自己的心胸得到了開闊，靈魂得到了凈化，精神得到了升華。這就是屈原的浪漫主義表現手法所取得的藝術效果。屈原筆下幾乎把他能收集到的神話都驅遣調動起來，而且這些神話中的人物都不是詩人為了向讀者夸博炫奇，而是借用它們來表現詩人內心的激烈矛盾和斗爭，它們是為統一的主題服務的活的形象。《離騷》里玉鸞在啾啾地鳴叫，鳳凰在翼翼地飛翔，蛟龍在架橋，玉虬在駕車，若木可以拂日，鴆鳥可以作媒，望舒、飛廉在前后奔走，鸞凰、鳳鳥在上下飛騰，一切都在詩人的筆下活動著一一按照作者的統一步調和指揮，結撰成一個神奇變幻的境界，烘云托月般地突現抒情主人公的形象。

　　3、大膽而不失真實的夸張：

　　浪漫主義的作品往往還要用夸張的手法來突出描寫對象的特征。《離騷》里就事物的本身加以擴大或縮小的夸張手法不多，但是卻很能表現事物的本質特點，他說：“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人不能九死，但詩人為了極力表現自己向善之心的永不改變，用“九死其猶未悔”來夸張，突出詩人的堅定不移的信念。《離騷》里的夸張多用在對某些象征性事物的重復性描寫上。如為了表示詩人的芳香高沽，詩入用他佩帶香花芳草來表現，但這些香花芳草的種類之多就是夸張，說他“攬木根以結茝兮，貫薛荔之落蕊。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這種重復性的夸張，突出地表現了詩人的高潔的道德品質。

　　我們在指出《離騷》的浪漫主義手法的時候，還要明白，屈原的浪漫主義是以現實生活為基礎的。它揭露了現實的黑暗和污濁，揭示了真、善、美與假、惡、丑之間的斗爭，并且展示了光明戰勝黑暗，真、善、美戰勝假、惡、丑的前景，因此沒有粉飾現實，而是激起人們向往光明，向往美好，喚起人們對黑暗現實的反叛情緒。因此，《離騷》的浪漫主義是積極的，健康的，培養了我國人民高尚純潔的品格和愛國主義的優良傳統三、《離騷》在藝術上的第三個成就就是發展了比興的藝術傳統，使之達到新的高度。

　　比和興在《詩經》的民歌中得到很好運用，但《詩經》中的比和興往往是單純的，質樸的，很多情況下比和興都能很清楚地分開。《離騷》不同了，它的比興更復雜、更廣泛，王逸《離騷經序》說：“《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托君子;飄風、云霓以為小人。”雖然在具體認識《離騷》的比興內容上還可商榷，但是他已指出《離騷》比興手法的復雜廣泛。我們很難指出《離騷》里哪些是興，即使是比，詩中也沒有給我們以某物比某物的明示。朱熹在《楚辭集釋》的《離騷經序》的注中說：“《詩》之興多而比、賦少，《騷》則興少而比、賦多。”但他在《離騷經》的注文中，說了不少“賦也”、“比也”、“比而賦也”、“賦而比也”之類的話，卻沒有提到哪兒是興。《離騷》中確乎難找到明確的興。而朱熹說到的一些比，后世也有不同的看法。例如他在“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下注云：“比也。……言己種蒔眾香，修行仁義，以自潔飾，朝夕不倦也。” 我們現在大多不同意朱熹把種植眾香看成是“修行仁義”的比喻，而認為是比喻對人才的培養延攬。這說明《離騷》的比興確比《詩經》的復雜得多。其實《離騷》的比興已不是《詩經》里的分而言之的比和興，它已作為一個統一的名詞而被賦予了新的含義。劉勰說：“虬龍以喻君子，云霓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文心雕龍·辨騷》)又說：“楚襄信讒，而三閭忠烈，依《詩》制《騷》，諷兼比興。”(《文心雕龍·比興》)這里的比興雖是從《詩經》的比、興發展而來，但它側重于比喻的內容，包含象征的意義在內，而且這種比興往往是指對政治的諷諫作用。這從白居易對所謂“比興”的理解可以得到證明，他說李白的詩“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而杜甫則有三、四十首，其中包括有《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等有諷諫時政的內容的作品。他說張籍的詩“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而舉的例子也是諷君勸世的篇章。這種對比興的理解更多的是直接依據楚辭的比興寄托。《離騷》的比興手法不像《詩經》那么單純，它基本上沒有“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娥眉”(《衛風·碩人》)或“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邶風·柏舟》)之類的比喻，它的象征的意義更強。它不是借作比的事物來塑造被比事物的形象，而是直接塑造作比事物本身，使之具有鮮明生動的形象。這是《離騷》比興手法的一個特點。另外，《離騷》中大量地運用芳草香花，臭禽惡物作為比興的材料，但不是為了“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而是自成一個系統。凡是美好善良的事物都是用來象征(或比喻)美好的事物;反之，則是用來象征(或比喻)丑惡的事物。芳草香花是比喻賢人或高尚的品質，臭禽惡物則是比喻壞人壞事壞品質。蘭、芷、蕙、留夷、揭車與茅、蕭、艾各有所司，絕不混用。這樣就使這些事物的本身帶上了濃厚的感情色彩，象征性就更明顯。

　　三、《離騷》高超的語言藝術

　　最后，我們要談談《離騷》的語言藝術。

　　1、《離騷》語言的節奏美和音韻美：

　　屈原在南方民歌的基礎上，創造了一種新的詩體一一楚辭。它的語言句式上的特點是句子的長短不齊、參差錯落以及多用兮字。根據歷史記載，一些楚歌，如《越人歌》、《滄浪歌》本都是可以歌唱的。《離騷》在當時雖然未必能唱，但是由于這種體裁本身與民間歌曲有一定的關系，所以它本身也具有優美的節奏聲調，也就是說具有音樂美。據說讀楚辭，要用一種特殊的楚聲才好聽。“楚辭”當然是指楚地的方音。《漢書·朱買臣傳》說倒朱買臣“說《春秋》，言《楚苦》，帝甚說之”，所謂“言《楚辭》”就是朗誦楚辭，而且以此受到皇帝信任。但是為什么會讀楚辭就能如此獲寵于皇帝?難道一般人不會讀楚辭?當然不是，這說明朱買臣讀楚辭是有一種特殊的聲調。買臣是吳人，吳在戰國時屬楚，所以也可稱楚人，因此，他是以“楚聲”來讀楚辭的，別的人雖然會讀楚辭，但不會用“楚聲”，買臣因此獲寵。這種“楚聲”當是一種以楚方音為基礎，再加以詩歌的特有的節奏音調，讀起來非常悅耳動聽。

　　2、楚方言入詩：

　　楚方言入詩，是《離騷》在語言上的另一個特點。楚方言的運用并不僅是作者為了表示自己對楚國語言的熱愛，它是楚辭的地方特色的必然，是楚辭新詩體的重要組成因素，所謂“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詞”，就說明“楚語”本是這種新詩體特征之一。但是方言的運用又不是不經選擇的搬用，而是詩人根據作品思想感情的需要經過一定的篩選。《離騷》中的方言除了少數動詞、名詞外，多是一些最能表達喜怒哀樂愁的感情的語氣詞。屈原是楚人說楚語，《離騷》又是充滿感情的抒情詩。對屈原來說，用善于表達感情的楚方言中的語氣詞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自然最方便，最得心應手。如果我們把《離騷》中的屬于楚方言的語氣詞都去掉或者換上別的語氣詞，那將是什么樣子?

　　3、《離騷》的語言華麗和一定程度的對偶：

　　《離騷》的語言華麗和一定程度的對偶也是它的語言的一個特點。劉勰說《離騷》“驚采絕艷，難與并能”，“金相玉式，艷溢錙毫”，又說學習屈原的人“中巧者獵奇艷辭”，這都說明《離騷》語言華美。 詩人大量把香花芳草寫入詩中，就使語言帶上了流光溢彩的華美成分，很好地表達了詩人撥出流俗之外的高潔品質和崇高的理想。《離騷》的語言基本上是參差不齊的，但有的句子也具有整飭工整的特點。例如：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

　　“飲余馬于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

　　以上幾例都是對偶句。對偶句在《詩經》中已有，但多是偶然得之。《離騷》這樣比較整飭的對偶已經是出于詩人的有意為之。考察一下《離騷》和屈原其他作品中對偶句之多，就可以明白詩人是在追求一種語言的整齊美。而且我們如果用劉勰在《文心雕龍·麗辭篇》中關于所謂“言對”、“事對”的論述來考察，《離騷》中也有“言對”和“事對”。所謂“言對”，他說是“雙比空辭者也”，就是兩句并列對偶而不用典。據此，上面所引皆可稱之為言對。 所謂“事對”，他說是“并舉人驗者也”，就是不僅句子并列對偶，還同時要用典。《離騷》中也有：

　　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寧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

　　兩件事例(典故)說明一個道理，是事對。劉勰說：“言對為美，貴在精巧;事對所先，務在允當。”《離騷》中上述對偶句，基本上符合要求。而且“言對為易，事對為難”，《離騷》中的對偶句已達到了較高的水平。對偶是利用漢字本身的特點而形成的一種形式的美，是我國后世辭賦、駢文和詩詞經常用的一種形式，屈原在這方面是有開辟的功勞的。

　　總之，《離騷》是一篇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藝術性的長篇政治抒情詩，以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的完美結合成為我國文學史上的杰作。

　　屈原在文學創作上的影響、地位主要表現在：開創了個性化文學;推動了愛國主義文學的形成、發展;開創了新的詩歌體裁;奠定了我國浪漫主義詩歌的優良傳統;提出了“發憤以抒情”的悲劇理論;形成了中國山水文學發展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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