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將進酒》與文藝復興毫不相干
著名學者汪宏華日前全新講解唐詩《將進酒》，他認為被唐玄宗“賜金放還”已八年的李白不是在酒中沉淪，而是超越，從“飲者”升華成了“隱者”。他的勸酒是隱語，意在奉勸世人從物質(zhì)享樂的泥潭中走出來，轉(zhuǎn)向精神追求，最終實現(xiàn)比經(jīng)濟繁榮更高級的文藝復興。
果真這樣嗎?回答是否定的。
李白寫作《將進酒》是在天寶11年(752年)，時年51歲。那時，唐朝繁榮昌盛，一派興旺景象，但官場生態(tài)并不好。唐玄宗本是一位明主，他執(zhí)政前期曾出現(xiàn)過“開元之治”(713—741)。但在天寶年間(742——756)，玄宗愛好聲色，思想日趨保守，又逢“口蜜腹劍”的李林甫 、“昏愎讒佞”的楊國忠等小人當政，所以一生耿直不阿的李白理所當然地受到妒忌和排擠，在京城僅兩年便被讒擠離京。由于仕途的屢屢失意，離京后，李白心情苦悶，于是重游名川，浪跡四方，開始了他的羈旅及隱居生活。《將(qiang)進酒》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寫出來的。詩人以高亢的激情，狂放的言詞，把懷才不遇的郁悶和痛苦像黃河之水一樣一瀉千里，反映了唐玄宗后期，奸佞當?shù)溃t才被擠的現(xiàn)實。全詩以酒寄情，縱酒抒發(fā)，其孤傲之態(tài)，憤懣之情溢于言表。
汪宏華認為，自從李白經(jīng)歷一番宦海浮沉，發(fā)現(xiàn)自己的志趣和才干不在仕途以后，便不想做一個政治人，只想做一個文化人了。“古來圣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即是明證。其實，這兩句僅是概括了一種歷史現(xiàn)象，旨在引出這樣一個事實：“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謔。”(曹植昔時平樂宴，斗酒十千美名揚)李白化用曹植“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名都篇》)，用來隱喻自己有曹植一樣的不幸遭遇。曹植(192～232年)，曹操第四子，曹丕之弟。他是建安時期最杰出、最有代表性，對后代影響最大的一位文學家，是當時文壇的主要領(lǐng)袖之一。曹植天資聰穎，文思敏捷，才華出眾，曹操曾一度想立他為太子。但只因曹植行為放蕩，不拘小節(jié)，每為工于心計的曹丕算計，漸漸失寵于曹操。曹操死后，曹丕、曹睿相繼為帝，曹植倍受猜忌和迫害。由于長期遭受迫害，精神上受到沉重壓抑和打擊，終于郁悶而死，時年41歲。李白用曹植自比，不只是為了突出“天生我材”，更為的是彰顯自己的懷才不遇。由于理想得不到實現(xiàn)，內(nèi)心充滿悲憤和痛苦，詩歌中也流露出悲忿不滿的情感。正是有了這種情感，所以“鐘鼓饌玉不足貴，但愿長醉不復醒”，他視金錢如糞土，表現(xiàn)出自己的清高，寧可醉生夢死，決不同流合污。李白既不甘心排擠欲爭仕途，又孤高自傲悲觀行樂，這一矛盾心理，在“高堂明鏡悲白發(fā)”與“人生得意須盡歡”中十分淋漓盡致地表現(xiàn)了出來。他不是不想做一個政治人，而實在是無用武之地，因而只好用酒來消愁解脫。
眾所周知，文藝復興時期始于十四世紀的意大利。文藝復興一詞意指重生或復活，它是一個朦朧的概念。文藝復興的藝術(shù)有一個顯著的`特點：現(xiàn)實與人文。文藝復興所有的創(chuàng)作大都圍繞著這個主題。這時期的作品都要求打破封建神權(quán)，打破封建的禁欲主義，打破封建制度對人精神甚至是肉體的封鎖，表現(xiàn)出一種積極向上的人生態(tài)度。李白所處的時代早于文藝復興時期，不知汪宏華所指的文藝復興是何種含義。就算“轉(zhuǎn)向精神追求”就是一種文藝復興，但《將進酒》充其量是一首詠懷之作，字里行間洋溢著憤懣和傷感之情，本想“與爾同銷萬古愁”，可無奈的是用酒澆愁愁更愁，哪里還有什么心思來倡導“文藝復興”?
汪宏華還認為，“天生我材必有用”不是指雄才偉略或李白自身的詩才，而是較為低級的體能與感性思維。愚以為，這種理解同樣是狹隘、片面的。李白著稱于世，不僅因為他是一代詩人，留下了千古傳世名篇，還在于他具有不阿權(quán)貴，有志于世的高貴品格。“天生我材必有用”，既是一種高度自信，也是對那種“親小人，遠賢臣”官場腐敗制度的極度不滿，流露出一種懷才不遇而又渴望用世的矛盾心態(tài)。在他看來，只要為世之用，盡其所能，破費又算得了什么，“千金散盡還復來”。然而，要實現(xiàn)自己的理想談何容易，于是只好“將進酒，杯莫停”，哪怕用“五花馬，千金裘”換美酒，也在所不惜，只要能“銷萬古愁”就行。雖然不能給李白扣上消極避世的帽子，但他這種“以酒澆愁”、無可奈何的精神狀態(tài)，多多少少是有一些問題的。詩中的“與君歌一曲，請君為我側(cè)耳聽”，與其說是要用酒激發(fā)人的靈感，寫出好的作品，倒不如說是一種“以樂景寫哀”，一倍增其哀的寫法。“將進酒”的背后，凝聚著李白多少辛酸和悲哀啊!
早在1935年，魯迅先生指出：“我總以為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并且顧及作者的主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tài)，這才較為確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說夢的。”(《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從上述分析中，我們不難看出，《將進酒》不過是一首憤世嫉俗之作，其中雖隱含“精神追求”的成分，但畢竟是盲目、狹隘的，決沒有倡導“文藝復興”的意味。喝酒確實是一種文化，可以活躍思維，但決不是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土壤，而“將進酒”本身勸的就是暢飲，勸的是莫問世事，及時行樂，勸的是“同銷萬古愁”，詩的從頭至尾與文藝復興毫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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