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讀杜甫

　　清明返鄉，生出一個強烈的欲望，就是讀杜甫。

　　少時讀唐詩，喜歡“三李”。李白傲視權貴，張揚自我，可謂飛揚跋扈;李商隱耽于夢境，迷離惝怳;李賀兀兀不平乃遁入鬼域，奇崛而詭異。三人的個性很不相同，共通的地方唯是傾注內心，富于主觀色彩，所以投合青年的口味。杜甫太傾向于社會，而且嚴謹有余而“浪漫”不足，我甚至懷疑他開始吟唱時就已經衰老了。

　　其實，杜甫有過一段頗稱意的青春時光。二十歲時，他快馬輕裘，浪游天下，然后進入京都，試圖實現宏大的抱負：“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想不到很快落第，而讀書人考不上公務員就意味著沒有了出路，只好咬緊牙關滿滿呆上十年，直到寄食的地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是什么滋味呢?他趕緊給皇上獻上三大禮賦，好不容易賺來一個“左拾遺”的小官，結果，又因替人說好話給丟掉了。從此，他開始了漫長的漂泊生涯：別兩京，赴同谷，下四川，再出峽而入湘楚，顛沛恓惶，最后在一條破木船上凄涼地死去。

　　京城是一個政治課堂，在這里，詩人目睹了以皇帝為首的特權集團的各種劣跡。這時，國勢由盛轉衰，又值安史叛亂，然而，無論社會如何動蕩，都不曾使之有所收斂。集權與腐朽是一種共生現象，古今皆然。對此，杜甫在詩作中時有譴責。早先讀過的《麗人行》，寫楊玉環姐妹上巳節在曲江游春宴飲的盛況，記得那時欣賞的是華麗的文辭，其實，它對炙手可熱的權勢集團的諷刺，卻是無比辛辣的。

　　流亡的道路打開了杜甫的視野，由此，他對底層生活有了深切的感知。他看到“寂寞天寶后，園廬但蒿萊”，他聽到“老弱哭道路，但愿甲兵休”，他寫了《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述懷》、《北征》、《羌村三首》，以及有名的“三吏”、“三別”系列，以詩的形式為歷史留下忠實的記錄。從前以為杜甫是內斂的，壓抑的，通讀才知道，他其實是深情而又激越的。在詩集中可以看到，詩人常常使用對比的手段，展示整個社會的階級對立、貧富懸殊的嚴重性，控訴人世的不公。像“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樣通俗的詩句，人所熟知;相類的還有“富家廚肉臭，戰地顱骨白”;“百姓瘡痍合，群兇嗜欲肥”;“高馬達官厭酒肉，此輩杼軸茅茨空”;“紈绔不餓死，儒冠多誤身”;“弟妹悲歌里，朝廷醉眼中”，等等。杜甫大量使用創傷性字眼，這在中國詩史上很少看到。他并不刻意追求傳統的“詩意”，不考慮所謂的“及物”或“不及物”，不拘于格律等形式的教條，雖然他精于此道;實際上他更多地使用古體，尤其是當他為現實生活所壓迫、所震駭，而決意以事實表達不平的時候。

　　經過安史之亂，一個高度集權的體制遭到帶根本性的破壞，群體性的事件在各地涌現。當今學者普遍視暴力為畏途，而在1000多年前，以“腐儒”自稱的杜甫，居然拒絕跟官府站在一起斥責“暴民”，將亂局的責任坐實到權力者身上。“萬人尚流冗，舉目惟蒿萊。至今大河北，化為狼與豺。”為了爭取生存權，順民變得如狼似虎，有什么值得大驚小怪的呢?詩人寫道：“莫道金湯固，長令宇宙新。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想想看，這些“盜賊”，原本就是王政之下的臣民呵!又說：“愿聞哀痛詔，端拱問瘡痍”，最高統治者是應當下罪己詔的。但是，一個專制的政權不可能具備反省檢討的能力，因為它自恃擁有十倍百倍于小民的合法性暴力，可以隨時動用，直到用盡為止。

　　“天子多恩澤，蒼生轉寂寥。”杜甫一方面稱天子為“明君”，所處時勢為“圣朝”，另方面，又表示不信任的態度，甚至于失望，說是“白發千莖雪，丹心一寸灰”。正如他以儒家的傳人自許，以“仁”，以“民本主義”作為人生和寫作的最高原則，結果又說“儒術于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這里存在著一種矛盾心理。有意思的是，他對統治者的憎惡是分層級的，中央與基層不一樣。可以比較《麗人行》和“三吏”、“三別”，對于基層官員的暴露和鞭撻是何等直接，但對于專權的高官，如總理級的楊國忠，處理就講究多了，更不要說皇上。當時還不存在縝密的出版審查制度，但專制意識形態對創作是有要求的：“詩可以怨”，但要“溫柔敦厚”，不滿現實也不要直說。老杜基本上是恪守這個要求的，“激進”有一定限度，畢竟割不掉“第二種忠誠”的小尾巴。

　　我不敢苛求于古人。后來的詩人，事實上并不見得比杜甫做得更好。《詩經》之后，哲理詩起來了，山水詩和田園詩起來了，形式主義泛濫。好在有建安一代詩人，在戰亂和廢墟中守衛了詩歌的尊嚴;而杜甫，正是“建安風骨”的承繼者。在詩歌史上，唐詩是公認的高峰。所謂“漢唐氣象”，盛唐時期出了一批邊塞詩，鼓吹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其實是侵略主義。《兵車行》批評說，“邊庭流血成海水，我皇開邊意未已。”《前出塞》也說，“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杜甫是反戰派，他把老百姓的身家性命看得比“國威”重要，這是了不起的。那時候，國家還不及后來的偶像化，或許這同“朕即國家”的舊公式有關。不過，在世界范圍內似乎也如此，民族國家形成之后，所謂“國家主權”問題就變得突出了，被濫用原是不足怪的事。

　　唐詩被稱頌，主要是近體的成就。近體與古體的區別，不僅在于音律、長度等形式方面，還有精神內容的差異。古詩重外界，重敘事，重自然;近體重自我，重抒情，重技藝。當時，印度佛教進來，經禪化而侵入唐詩的骨髓，于是講意境，尚空靈，在絕句中表現尤為明顯。《唐人萬首絕句》，可以說鏡花水月，一片朦朧。杜甫寫不好絕句。最著名的一首《江南逢李龜年》，到底以對比寫滄桑感，而且也是以“說話風”取勝的。他寫律詩，如《秋興八首》、《春望》、《登樓》等，都滯重得很。《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在杜詩中是難得瀟灑的，全詩八個句子，亦不過在同一水平面上滑動而已。“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他飛不起來，即使飛起來，最終仍不免落到寂寞的沙灘上。

　　幸運的是，作為詩人的杜甫得不到王者的恩寵，一生遠離權力，直至淪為平民，不堪貧病的折磨，這樣，我們今天才能讀到如此沉郁感人的詩篇。他有詩懷李白說：“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對一個具有自覺的寫作意識的詩家來說，也當不失為一種自我慰藉的資本罷。

　　杜詩中有大批作于沿途鄉村的詩，那茅屋，稻畦，牛羊，鳥雀……對于我這個鄉下人來說，感覺特別親切。農人對季候是敏感的，詩人一樣心有所系，他寫晴日，寫雨天，常常與農事相關。詩中出現各種禽畜，農人的鄰居和伙伴，它們多有可愛的模樣;瓜果菜蔬不說，像葵、槐、蒼耳之類，饑荒年頭所常見的，都在詩集里面。詩人自稱“野老”、“布衣”，他訊問并傳遞農夫田父的消息，寫他們的勞作，自己也勞作。其中，有一些詩句寫得非常細膩，溫暖，如：“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多少詩人的田園詩，憫農詩，都沒有這般飽含生命汁液的細節。這就是杜詩的平民性，日常性;若論深刻性，我想也多緣此而來。《羌村三首》有一個堪稱典型的戲劇畫面，寫他剛到家時的情景：“崢嶸赤云西，日腳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鄰人滿墻頭，感嘆亦歔欷。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戰亂之際，人命危殆，離家之人是不敢有生還的希望的，一旦相聚，自然驚怪起來。凝煉的藝術，往往被理解為尋章摘句的技巧;其實，語言只是敞現，深層卻是生活的發現。杜甫說：“語不驚人死不休”，困難的地方，正在于通過個人的生死體驗，對人生的本質意義的發掘和提取。

　　杜甫是一個儒教原教旨主義者。“惻隱仁者心”，他講仁愛，在一個差序社會里，他不能容忍強者對弱者的剝奪、欺凌、殺戮。他有一首《朱鳳行》，以山巔的朱鳳自喻：“下憫百鳥在羅網，黃雀最小猶難逃。愿分竹實及螻蟻，盡使鴟鸮相怒號。”他不懼惡鳥而憐愛小雀，然而，實際上并無保護弱小的能力;正如他所說，“無力正乾坤”，“至死難塞責”，心中便只有憂傷和愧疚。杜詩是憂傷之詩。所謂“憂患意識”，確切一點說，杜甫的憂患不在未來，而是迫不及待的現在。當久旱不雨，他寫道：“雨降不濡物，良田起塵埃”;當雨天屋漏，他寫道：“敢辭茅屋漏，已喜黍豆高”;當遭遇大水，他寫道：“應沉數州沒，如聽萬室哭”;當秋風怒號，草堂破敗，他寫道：“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詩人的憂憤太深廣，“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對于民眾，始終保持一種關懷的熱情。除了杜甫，在中國歷代詩人中，好像還找不到第二個人。

　　“請為父老歌，艱難愧深情。”每次返鄉，杜甫的這兩句詩，都會不時地從心底里涌出，暗暗地感動著自己。不論如何的“瞞和騙”，詩歌史畢竟多少留下一些帶有批判性質的現實主義詩篇，像唐代的另一名詩人白居易寫的“秦中吟”和“新樂府”。不難看出，兩者之間仍然有著質的區別。宋人曾經作過這樣的比較：“或謂子美(杜甫)詩意寧苦身以利人，樂天(白居易)詩意推身利以利人，二者較之，少陵(杜甫)為難。然老杜饑寒而憫人饑寒者也，白氏飽暖而憫人饑寒者也。憂勞者易生于善慮，安樂者多失于不思，樂天宜優。”這里僅就兩人的境遇而言憫人之難易，其實，白居易作諷諭詩，出發點是“詩可以觀”，供領導層做參考的;杜甫清醒多了，他早已說過：“朝廷非不知，閉口休嘆息”;他后來的詩純然是寫給自己看的，是無人與聞的嗟嘆。

　　重讀杜詩，與少時的感受極為不同，共鳴中，有一種傾泄的快意。但是，過后心里仍不免沉墜起來，于是想：一個寫作者，要獲得道德理性固然不易，而保守良知更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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