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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詠懷古跡·群山萬壑赴荊門》翻譯賞析
《詠懷古跡·群山萬壑赴荊門》是唐代詩人杜甫于唐代宗大歷元年(766年)在夔州(治今重慶奉節)寫成的組詩，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杜甫《詠懷古跡·群山萬壑赴荊門》翻譯賞析，歡迎閱讀，希望大家能夠喜歡。
《詠懷古跡·群山萬壑赴荊門》出自唐詩三百首全集，其作者為唐朝文學家杜甫。古詩全文如下：
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
畫圖省識春風面，環佩空歸月夜魂。
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前言】
《詠懷古跡五首·其三》是唐代偉大詩人杜甫于唐代宗大歷元年（766年）在夔州（治今重慶奉節）寫成的組詩。這五首詩分別吟詠了庾信、宋玉、王昭君、劉備、諸葛亮等人在三峽一帶留下的古跡，贊頌了五位歷史人物的文章學問、心性品德、偉績功勛，并對這些歷史人物凄涼的身世、壯志未酬的人生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并寄寓了自己仕途失意、顛沛流離的身世之感，抒發了自身的理想、感慨和悲哀。組詩語言凝練，氣勢渾厚，意境深遠。
【注釋】
⑼明妃：指王昭君。
⑽去：離開。朔漠：北方大沙漠。
⑾省：曾經。
⑿環佩：婦女戴的裝飾物。佩：通“佩”。
【翻譯】
千山萬嶺好像波濤奔赴荊門，王昭君生長的鄉村至今留存。從紫臺一去直通向塞外沙漠，荒郊上獨留的青墳對著黃昏。只依憑畫圖識別昭君的容顏，月夜里環佩叮當是昭君歸魂。千載琵琶一直彈奏胡地音調，曲中抒發的分明的昭君怨恨。
【賞析】
第三首是杜甫經過昭君村時所作的詠史詩。想到昭君生于名邦，歿于塞外，去國之怨，難以言表。因此，主題落在“怨恨”二字，“一去”二字，是怨的開始，“獨留”兩字，是怨的終結。作者既同情昭君，也感慨自身。這第三首，詩人借詠昭君村、懷念王昭君來抒寫自己的懷抱。
“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詩的發端兩句，首先點出昭君村所在的地方。據《一統志》說：“昭君村，在荊州府歸州東北四十里。”其地址，即在今湖北秭歸縣的香溪。杜甫寫這首詩的時候，正住在夔州白帝城。這是三峽西頭，地勢較高。他站在白帝城高處，東望三峽東口外的荊門山及其附近的昭君村。遠隔數百里，本來是望不到的，但他發揮想象力，由近及遠，構想出群山萬壑隨著險急的江流，奔赴荊門山的雄奇壯麗的圖景。他就以這個圖景作為此詩的首句，起勢很不平凡。杜甫寫三峽江流有“眾水會涪萬，瞿塘爭一門”（《長江二首》）的警句，用一個“爭”字，突出了三峽水勢之驚險。這里則用一個“赴”字突出了三峽山勢的雄奇生動。這可說是一個有趣的對照。但是，詩的下一句，卻落到一個小小的昭君村上，頗有點出人意外，因引起評論家一些不同的議論。明人胡震亨評注的《杜詩通》就說：“群山萬壑赴荊門，當似生長英雄起句，此未為合作。”意思是這樣氣象雄偉的起句，只有用在生長英雄的地方才適當，用在昭君村上是不適合，不協調的。清人吳瞻泰的《杜詩提要》則又是另一種看法。他說：“發端突兀，是七律中第一等起句，謂山水逶迤，鐘靈毓秀，始產一明妃。說得窈窕紅顏，驚天動地。”意思是說，杜甫正是為了抬高昭君這個“窈窕紅顏”，要把她寫得“驚天動地”，所以才借高山大川的雄偉氣象來烘托她。楊倫《杜詩鏡銓》說：“從地靈說入，多少鄭重。”亦與此意相接近。究竟誰是誰非，如何體會詩人的構思，須要結合全詩的主題和中心才能說明白，所以留到后面再說。
“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前兩句寫昭君村，這兩句才寫到昭君本人。詩人只用這樣簡短而雄渾有力的兩句詩，就寫盡了昭君一生的悲劇。從這兩句詩的構思和詞語說，杜甫大概是借用了南朝江淹《恨賦》里的話：“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望君王兮何期，終蕪絕兮異域。”但是，仔細地對照一下之后，杜甫這兩句詩所概括的思想內容的豐富和深刻，大大超過了江淹。清人朱瀚《杜詩解意》說：“‘連’字寫出塞之景，‘向’字寫思漢之心，筆下有神。”說得很對。但是，有神的并不止這兩個字。只看上句的紫臺和朔漠，自然就會想到離別漢宮、遠嫁匈奴的昭君在萬里之外，在異國殊俗的環境中，一輩子所過的生活。而下句寫昭君死葬塞外，用青冢、黃昏這兩個最簡單而現成的詞匯，尤其具有大巧若拙的藝術匠心。在日常的語言里，黃昏兩字都是指時間，而在這里，它似乎更主要是指空間了，它指的是那和無邊的大漠連在一起的、籠罩四野的黃昏的天幕，它是那樣地大，仿佛能夠吞食一切，消化一切，但是，獨有一個墓草長青的青冢，它吞食不下，消化不了。想到這里，這句詩自然就給人一種天地無情、青冢有恨的無比廣大而沉重之感。
“畫圖省識春風面，環佩空歸夜月魂。”這是緊接著前兩句，更進一步寫昭君的身世家國之情。畫圖句承前第三句，環佩句承前第四句。畫圖句是說，由于漢元帝的昏庸，對后妃宮人們，只看圖畫不看人，把她們的命運完全交給畫工們來擺布。省識，是略識之意。說元帝從圖畫里略識昭君，實際上就是根本不識昭君，所以就造成了昭君葬身塞外的悲劇。環佩句是寫她懷念故國之心，永遠不變，雖骨留青冢，魂靈還會在月夜回到生長她的父母之邦。
“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這是此詩的結尾，借千載作胡音的琵琶曲調，點明全詩寫昭君“怨恨”的主題。據漢劉熙的《釋名》說：“琵琶，本出于胡中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琵，引手卻曰琶。”晉石崇《明君詞序》說：“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琵琶本是從胡人傳入中國的樂器，經常彈奏的是胡音胡調的塞外之曲，后來許多人同情昭君，又寫了《昭君怨》、《王明君》等琵琶樂曲，于是琵琶和昭君在詩歌里就密切難分了。
前面已經反復說明，昭君的“怨恨”盡管也包含著“恨帝始不見遇”的“怨思”，但更主要的，還是一個遠嫁異域的女子永遠懷念鄉土，懷念故土的怨恨憂思，它是千百年中世代積累和鞏固起來的對自己的鄉土和祖國的最深厚的共同的感情。
話又回到此詩開頭兩句上了。胡震亨說“群山萬壑赴荊門”的詩句只能用于“生長英雄”的地方，用在“生長明妃”的小村子就不適當，正是因為他只從哀嘆紅顏薄命之類的狹隘感情來理解昭君，沒有體會昭君怨恨之情的分量。吳瞻泰意識到杜甫要把昭君寫得“驚天動地”，楊倫體會到杜甫下筆“鄭重”的態度，但也未把昭君何以能“驚天動地”，何以值得“鄭重”的道理說透。昭君雖然是一個女子，但她身行萬里，冢留千秋，心與祖國同在，名隨詩樂長存，是值得用“群山萬壑赴荊門”這樣壯麗的詩句來鄭重地寫的。
杜甫的詩題叫《詠懷古跡》，說明他在寫昭君的怨恨之情時，是寄托了自己的身世家國之情。他當時正“飄泊西南天地間”，遠離故鄉，處境和昭君相似。雖然他在夔州，距故鄉洛陽偃師一帶不象昭君出塞那樣遠隔萬里，但是“書信中原闊，干戈北斗深”，洛陽對他來說，仍然是可望不可即的地方。他寓居在昭君的故鄉，正好借昭君當年相念故土、夜月魂歸的形象，寄托自己想念故鄉的心情。
清人李子德說：“只敘明妃，始終無一語涉議論，而意無不包。后來諸家，總不能及。”這個評語的確說出了這首詩最重要的藝術特色，它自始至終，全從形象落筆，不著半句抽象的議論，而“獨留青冢向黃昏”、“環佩空歸月夜魂”的昭君的悲劇形象，卻在讀者的心上留下了難以磨滅的深刻印象。 “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起句突兀奇絕，不同凡響：三峽之水從千山萬壑間流過，山勢崢嶸起伏，有如萬馬奔騰，直赴荊門。江之北岸傳說依舊坐落著昭君村。上半聯如高鳥俯瞰，境界宏遠；下半聯則似電影中的“定格”，具體點明古跡所在，很自然地將昭君的故事安置在“高江急峽”的闊大背景中。一個“赴”字，畫龍點睛，使山水充滿了生機；一個“尚”字，寫出江村古落依然如故的狀態。大小映襯，動靜相間，不僅使畫面顯得生動，同時使詩的意境更深一層。因為“尚有村”傳達了一種“斯人已去”的寂寞感；自然界無窮的生命力，更加重了“物在人亡”的惆悵情緒，巧妙地為全詩確定了悲壯的基調。陡起直轉，必然過渡到下面對昭君命運的詠嘆。
“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頷聯概括了昭君一生的悲劇。據《漢書·匈奴傳》記載：漢元帝竟寧元年（前33），“單于自言愿婿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后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一去紫臺”便說此事。“紫臺”即紫宮，天子居處；“朔漠”指匈奴所在之地。“青冢”即昭君墓，在今內蒙古境內。據《歸州圖經》記載：“邊地多白草，昭君冢獨青。”這兩句以極簡的文字，寫出了無窮的感慨，寫出了昭君生前死后的哀怨。
清人袁枚論詩曰：“詩如鼓琴，聲聲見心。”（《續詩品·齋心》）杜甫以“紫臺”對“青冢”，一雍榮華貴，一凄涼冷清，在色調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以“朔漠”對“黃昏”，又烘托出一種肅殺渺茫的凄慘氣氛。先從字縫中透出了強烈的悲劇色彩。“連”、“向”二字，更是頗具匠心，前者將“紫臺”、“朔漠”連在一起，無形中就把昭君出塞的悲劇和西漢朝廷的昏庸聯系了起來；后者使同種色調互相渲染：青冢瑟瑟，面向暮靄沉沉，一片蕭條充塞廣宇，象征著“此恨綿綿無絕期”。從而給人留下了豐富的聯想余地。這兩句中的“朔漠”、“黃昏”，又是疊韻雙聲。這正如《貞一齋詩說》所云：“音節一道，難以言傳，有略可成為指示者，亦得因類悟入。如杜律‘群山萬壑赴荊門’，使用千山萬壑，便不入調，此輕重清濁法也。”可見杜甫確實是“語不驚人死不休”。
“畫圖省識春風面，環佩空歸夜月魂。”杜甫此聯雖然緊承上聯之意說出，但卻由詠古跡轉向了詠懷與議論，揭示了造成昭君悲劇的原因。“畫圖省識”句，本于《西京雜記》的記載：“元帝后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按圖召幸。宮人皆賄畫工，昭君自恃容貌，獨不肯與，工人乃丑圖之，遂不得見。后匈奴入朝，求美人。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為后宮第一，帝悔之，而重信于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案其事，畫工毛延壽棄市。”對這一句的解釋，歷來有分歧，或曰：假使漢元帝能從畫圖察識昭君的美貌，就不會有魂魄空歸的遺恨了；或曰：昭君已一去不返，后人只能從畫圖上去辨識她的豐姿了。這都不符合杜甫的本意。根據律詩對仗法則，“省識”對“空歸”，“空歸”既為偏正詞組，“省”字就該修飾“識”字。朱鶴齡認為：“畫圖之面，本非真容，不曰不識，而曰省識，蓋婉詞。”（《杜詩詳注》引語）；浦起龍也說：“‘省識’只在畫圖，正謂不‘省’也。”（《讀杜心解》）。這才是準確的理解，才符合杜甫詠昭君的根本動機。實際上這兩句詩具有內在的因果關系：正因為漢元帝昏庸，“按圖召幸”，使小人有機可乘，故而辨識不出美惡真相，才害得昭君遺恨終身。這就把帳算在了昏君、佞臣的頭上，含意深廣。杜甫自己“竊比稷契”，結果卻遭到君王的厭棄，終老江湖。因此，他對昭君的厄運充滿了同情，對昭君的故國之思有著充分的理解。然而他深知奇冤已經鑄就，縱使昭君魄魂歸來也是枉然了。“空歸”二字真寫得肝腸寸斷，把萬千遺恨表達了出來。“春風面”與“夜月魂”更是對得驚警：昔如彼，今如此，諷情貶意隱于色彩不同的六字之中。
“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相傳“昭君在匈奴，恨帝始不見遇，乃做怨思之歌”。（《琴操》）此聯寫得真切率直，說的是千載之下，人們分明能從昭君演奏的琵琶曲中，聽到她那無窮的怨恨。
白居易論詩要“卒章顯其志”（《新樂府》序），杜甫卻說詩要“篇終接混茫”（《寄彭州高適岑參三十韻》）。乍看二語抵牾，而事實上當詩歌“顯其志”時，詩思也就達到了高峰。這是詩人對所敘之事的一個總結，又是詩人感情最強烈的抒發，而此時此刻最能發人深醒，這也就是“篇終接混茫”。杜甫在寫了昭君的悲劇以及悲劇的根源之后，毫不隱諱地以怨恨作為一詩歸宿，正是“卒章顯其志”。僅就昭君命運來看，她“一去紫臺”，便“獨留青冢”；因“畫圖省識”，而“環佩空歸”，怎能不怨呢？她要怨生前不見遇，怨死后的無依，怨君王昏庸，怨小人險詐。茫茫六合有多大，她就有多少哀傷，那琵琶曲中就有她多少怨恨！不過，“看杜詩如看一處大山水，讀杜律如讀一篇長古文”（黃生《杜詩說》），七律作者是把“一腔血悃”凝鑄在五十六字之中，字字精深、不可輕議。這首詩題為“詠懷古跡”，重心是在詠懷上。如果只以昭君之怨作結，只能算是詠史。這不僅理解不到杜甫的情懷，還會產生誤解。以前吳若本、《讀杜心解》等誤把這組詩分為詠懷一章，古跡四首，就是例子。其實只要結合杜甫做詩時的境況和他在政治上的遭遇來看，就絕不會得出這種結論。因為他借古抒懷的動機很明顯，五首詩的聯系也很密切。他在政治上的挫折，使他深感君臣際會之難；漂泊西南、依人為生的歲月使他痛苦不堪。而中原擾亂他又欲歸不得。所以他詠庾信，寄托自己的鄉關之思；詠宋玉，慨嘆自己的懷才不遇；詠昭君，譴責君王的美惡不分；詠劉備、孔明，仰慕他們君臣無間的關系。他是借古人酒杯澆自己胸中的塊壘。那么可見，這曲中傾訴的怨曠之思豈止屬于昭君一人，它分明也是杜甫的怨恨；而不辨美惡的君主又豈止是漢元帝一人，后來有多少人才仍在抒發著感世不遇的情懷！這一曲怨恨已流傳千載，誰又能斷言它不再繼續下去？這一結，切中時弊、含意深遠，正是“篇終接混茫”。
杜甫簡介
杜甫（712年2月12日[1]～770年），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與李白合稱“李杜”。出生于河南鞏縣，原籍湖北襄陽。為了與另兩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區別，杜甫與李白又合稱“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稱為“老杜”。
杜甫少年時代曾先后游歷吳越和齊趙，其間曾赴洛陽應舉不第。三十五歲以后，先在長安應試，落第；后來向皇帝獻賦，向貴人投贈。官場不得志，目睹了唐朝上層社會的奢靡與社會危機。天寶十四載（755年），安史之亂爆發，潼關失守，杜甫先后輾轉多地。乾元二年（759年）杜甫棄官入川，雖然躲避了戰亂，生活相對安定，但仍然心系蒼生，胸懷國事。杜甫創作了《登高》《春望》《北征》以及“三吏”、“三別”等名作。雖然杜甫是個現實主義詩人，但他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不難看出杜甫的豪氣干云。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偉抱負。杜甫雖然在世時名聲并不顯赫，但后來聲名遠播，對中國文學和日本文學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杜甫共有約1500首詩歌被保留了下來，大多集于《杜工部集》。
大歷五年（770年）冬，病逝，享年五十九歲。杜甫在中國古典詩歌中的影響非常深遠，被后人稱為“詩圣”，他的詩被稱為“詩史”。后世稱其杜拾遺、杜工部，也稱他杜少陵、杜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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