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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簡介及坎坷生平
在日常的學習、工作、生活中，大家都經常接觸到杜甫古詩吧，下面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杜甫簡介及坎坷生平，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簡介】
杜甫(712—770)，祖籍襄陽，出生于鞏縣(在今河南省)，唐朝偉大詩人。唐肅宗乾元元年(758)六月至乾元二年(759)秋，任華州司功參軍。杜甫原在朝中任左拾遺，因直言進諫，觸怒權貴，被貶到華州(今華縣)，負責祭祀、禮樂、學校、選舉、醫筮、考課等事。與“詩仙”李白并稱“大李杜”。
到華州后，杜甫心情十分苦悶和煩惱。他常游西溪畔的鄭縣亭子(在今杏林鎮老官臺附近)，以排憂遣悶。他在《題鄭縣亭子》、《早秋苦熱堆案相仍》、《獨立》和《瘦馬行》等詩中，抒發了對仕途失意、世態炎涼、奸佞進讒的感嘆和憤懣。
盡管個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卻無時無刻不憂國憂民。時值安史之亂，他注視著時局的發展，在此期間寫了兩篇文章：《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冠形勢圖狀》和《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為剿滅安史叛軍獻策，考慮如何減輕人民的負擔。當討伐叛軍的勁旅——鎮西北庭節度使李嗣業的兵馬路過華州時，他寫了《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的詩，表達了愛國的熱情。
乾元元年(758)年底，杜甫暫離華州，到洛陽、偃師(均在今河南省)探親。第二年三月，唐軍與安史叛軍的鄴城(今河南安陽)之戰爆發，唐軍大敗。杜甫從洛陽返回華州的途中，見到戰亂給百姓帶來的無窮災難和人民忍辱負重參軍參戰的愛國行為，感慨萬千，便奮筆創作了不朽的史詩——“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和“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并在回華州后，將其修訂脫稿。
乾元二年(759)夏天，華州及關中大旱，杜甫寫下《夏日嘆》、《夏夜嘆》，憂時傷亂，詠嘆國難民苦。
這年立秋后，杜甫因對污濁的時政痛心疾首，而放棄了華州司功參軍的職務，西去秦州(今甘肅省天水一帶)。
杜甫在華州司功任內，共作詩30多首。
杜甫與李白合稱“李杜”，為了與另兩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區別，杜甫與李白又合稱“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稱為“老杜”。杜甫與杜牧是遠房宗親，同為晉朝滅孫吳的大將杜預之后裔(杜甫為杜預二十世孫)。因其詩風沉郁頓挫，憂國憂民，杜甫的詩被稱為“詩史”。雖然杜甫在當朝不為世人所知，但經過后世的研究，他的作品最終對中國文學和日本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2]。他的約1500首詩歌被保留了下來，作品集為《杜工部集》。他在中國古典詩歌中的影響非常深遠，被后人稱為“詩圣”。
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思想。他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偉抱負。他熱愛生活，熱愛人民，熱愛祖國的大好河山。他嫉惡如仇，對朝廷的腐敗、社會生活中的黑暗現象都給予批評和揭露。三十五歲以前讀書與游歷。天寶年間到長安，仕進無門，困頓了十年，才獲得右衛率府胄曹參軍的小職。安史之亂(安祿山與史思明)爆發后，他流亡顛沛，竟被叛軍所俘;脫險后，授官左拾遺。乾元二年(759)，他棄官西行，最后到四川，定居成都一度在劍南節度使嚴武幕中任檢校工部員外郎，故又有杜工部之稱。晚年舉家東遷，途中留滯夔(kuí)州二年，出峽。漂泊鄂、湘一帶，貧病而卒。
杜甫是我國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世界文化名人。經歷了唐代的由盛到衰的過程。因此，與詩仙李白相比，杜甫更多的是對國家的憂慮及對老百姓的困難生活的同情。杜甫曾任左拾遺、檢校工部員外郎，因此后世稱其杜工部。
他的詩詞以古體、律詩見長，風格多樣，以“沉郁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風格，而以沉郁為主。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時期，其詩多涉筆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詩反映當時社會矛盾和人民疾苦，因而被譽為“詩史”。杜甫憂國憂民，人格高尚，詩藝精湛。杜甫一生寫詩一千五百多首，其中很多是傳頌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別”，并有《杜工部集》傳世;其中“三吏”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關吏》，“三別”為《新婚別》《無家別》和《垂老別》。杜甫的詩篇流傳數量是唐詩里最多最廣泛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詩人之一，對后世影響深遠。
杜甫與杜牧是遠房宗親，同為晉朝滅孫吳的大將杜預之后裔(杜甫為杜預二十世孫)。杜甫的遠祖為晉代功名顯赫的杜預。曾祖父杜依藝曾任鞏令一職。祖父是初唐詩人杜審言官至膳部員外郎且有自己的自傳。父親杜閑有奉天令一職。青年時期，杜甫曾游歷過今江蘇、浙江、河北、山東一帶，并兩次會見李白，兩人結下深厚的友誼。
杜甫善于運用古典詩歌的許多體制，并加以創造性地發展。他是新樂府詩體的開路人。他的樂府詩，促成了中唐時期新樂府運動的發展。他的五七古長篇，亦詩亦史，展開鋪敘，而又著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復，標志著我國詩歌藝術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現出顯著的創造性，積累了關于聲律、對仗、煉字煉句等完整的藝術經驗，使這一體裁達到完全成熟的階段。有《杜工部集》傳世。
【生平】
杜甫生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學傳統的家庭中，是著名詩人杜審言之孫。7歲學詩， 15歲揚名，一生不得志，只做過一些左拾遺等小官，雖然被后世稱為“詩圣”，詩歌被稱為“詩史”，可在唐朝當時并沒有得到人們的重視。有一首《戲為六絕句(其二)》就是寫“初唐四杰”的：“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其中不乏也有詩人的自比，杜甫的經歷和詩歌創作主要可以分為四個時期：
一、讀書和漫游時期(三十五歲以前) 所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
開元十九年(時二十歲)開始漫游吳越，5年之后歸洛陽應舉，不第，之后杜甫再漫游齊趙。之后在洛陽遇李白，兩人相見恨晚，結下了深厚友誼，繼而又遇高適，三人同游梁、宋(今開封、商丘)，后來李杜又到齊州，分手后又遇于東魯，再次分別，這便是“詩仙”與“詩圣”的最后一次相見。
二、困居長安時期(三十五至四十四歲)
這一時期，杜甫先在長安應試，落第。當朝宰相李林甫為了達到權傾朝野的目的，竟然向唐玄宗說無人中舉。后來向皇帝獻賦，向貴人投贈，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衛率府胄曹參軍(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庫府鎖匙的小官)的職位。這期間他寫了《兵車行》、《麗人行》等批評時政、諷刺權貴的詩篇。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尤為著名，標志著他經歷十年長安困苦生活后對朝廷政治、社會現實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玄宗在751年正月8到10日接連舉行了三個盛典。杜甫借此機會寫成了三篇《大禮賦》，玄宗使待制集賢院，但并未得重用。
三、陷賊和為官時期(四十五至四十八歲)
安史之亂爆發，潼關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獨自去投肅宗，中途為安史叛軍俘獲，押到長安。他面對混亂的長安，聽到官軍一再敗退的消息，寫成《月夜》、《春望》、《哀江頭》等詩。后來他潛逃到鳳翔行在，做左拾遺。由于忠言直諫，上書為宰相房琯事被貶華州司功參軍(房琯善慷慨陳詞，為典型的知識分子，但不切實際，與叛軍戰，采用春秋陣法，結果大敗，肅宗問罪。杜甫始為左拾遺，上書言房琯無罪，肅宗怒，欲問罪，幸得脫)。其后，他用詩的形式把他的見聞真實地記錄下來，成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別”。
四、西南漂泊時期(四十八至五十八歲)
隨著九節度官軍在相州大敗和關輔饑荒，杜甫棄官，攜家隨人民逃難，經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過了一段比較安定的生活。嚴武入朝，蜀中軍閥作亂，他漂流到梓州、閬州。后嚴武為劍南節度使攝成都，杜甫投往嚴武處，嚴武死，他再度飄泊，在夔州住兩年，繼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帶，病死在湘江上。這時期，其作品有《春夜喜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蜀相》、《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陽樓》等大量名作。其中最為著名的詩句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而《登高》中的：“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更是千古絕唱。
人物生平
家世背景
杜甫出身于京兆杜氏，乃北方的大士族。其遠祖為漢武帝有名的酷吏杜周，祖父杜審言。杜甫與唐代另一大詩人即“小李杜”的杜牧同為晉代大學者、名將杜預之后。不過兩支派甚遠，杜甫出自杜預次子杜耽，而杜牧出自杜預少子杜尹。杜甫青少年時因家庭環境優越，因此過著較為安定富足的生活。他自小好學，七歲能作詩，“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有志于“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他少年時也很頑皮，“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回”。
年少優游
開元十九年十九歲時，杜甫出游郇瑕（今山西臨猗一帶晉國故地）。二十歲時，漫游吳越，歷時數年。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735年），杜甫回故鄉參加“鄉貢”。二十四年在洛陽參加進士考試，結果落第。杜甫的父親時任兗州司馬一職，杜甫于是赴兗州省親，開始齊趙之游。
天寶三年（744年）四月，杜甫在洛陽與被唐玄宗賜金放還的李白相遇，兩人相約同游梁、宋（今河南開封、商丘一帶）。之后，杜甫又到齊州（今山東濟南）。天寶四年（745年）秋，杜甫轉赴兗州與李白相會，二人一同尋仙訪道，談詩論文，結下了“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的友誼。秋末，二人握手相別，杜甫結束了“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的漫游生活，回到長安。
仕途不順
杜甫生活于唐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時期，杜甫出身在一個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家學淵博。早期作品主要表現理想抱負和所期望的人生道路。另一方面則表現他“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理想，期間許多作品 反映當時的民生疾苦、揭露統治者的丑惡行徑，從此踏上了憂國憂民的生活和創作道路。隨著唐玄宗后期政治越來越腐敗，他的生活也一天天地陷入貧困失望的境地。在顛沛流離的生活中。
天寶六年（747年），玄宗詔天下“通一藝者”到長安應試，杜甫也參加了考試。由于權相李林甫編導了一場“野無遺賢”的鬧劇，參加考試的士子全部落選。科舉之路既然行不通，杜甫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轉走權貴之門，投贈干謁等，但都無結果。他客居長安十年，奔走獻賦，郁郁不得志，仕途失意，過著貧困的生活，“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
天寶十年（751年）正月，玄宗將舉行祭祀太清宮、太廟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于是在天寶九載冬天預獻三《大禮賦》，得到玄宗的賞識，命待制在集賢院，然而僅得“參列選序”資格，等候分配，因主試者仍為李林甫所以沒有得到官職。
天寶十四年（755年），杜甫被授予一個河西尉這種小官，但杜甫不愿意任此“不作河西尉，凄涼為折腰”的官職，朝廷就將之改任右衛率府兵曹參軍（低階官職，負責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門禁鎖鑰）。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長安也十年有余，為生計而接受了這所學無用之職。十一月，杜甫往奉先省家，杜甫剛剛進到家門就聽到哭泣聲，原來小兒子餓死了。就長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見聞，寫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戰亂流離
天寶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亂爆發，第二年六月，潼關失守，玄宗倉惶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靈武，是為肅宗。這時的杜甫已將家搬到鄜州（今陜西富縣）羌村避難，他聽說了肅宗即位，就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靈武，途中不幸為叛軍俘虜，押至長安。同被俘的王維被嚴加看管，杜甫因為官小，沒有被囚禁。盡管個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無時無刻不憂國憂民。
時值安史之亂，他時刻注視著時局的發展，在此期間寫了兩篇文章：《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冠形勢圖狀》和《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為剿滅安史叛軍獻策，考慮如何減輕人民的負擔。當討伐叛軍的勁旅——鎮西北庭節度使李嗣業的兵馬路過華州時，他寫了《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的詩，表達了愛國的熱情。
為官時期
至德二年（757年）四月，郭子儀大軍來到長安北方，杜甫冒險從成西金光門逃出長安穿過對峙的兩軍到鳳翔（今陜西寶雞）投奔肅宗，五月十六日，被肅宗授為左拾遺，故世稱“杜拾遺”。不料杜甫很快因營救房琯，觸怒肅宗，被貶到華州（今華縣），負責祭祀、禮樂、學校、選舉、醫筮、考課等事。到華州后，杜甫心情十分苦悶和煩惱。他常游西溪畔的鄭縣亭子（在今杏林鎮老官臺附近），以排憂遣悶。他在《題鄭縣亭子》、《早秋苦熱堆案相仍》、《獨立》和《瘦馬行》等詩中，抒發了對仕途失意、世態炎涼、奸佞進讒的感嘆和憤懣。疏救房琯這件事，杜甫經宰相張鎬力救而得釋放。但“帝自是不甚省錄”，從此之后，肅宗對杜甫不再重用。這一年九月，長安收復。十一月杜甫回到長安，仍任左拾遺，雖忠于職守，但終因受房琯案牽連，于乾元元年（758年）六月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
乾元元年（758年）底，杜甫暫離華州，到洛陽、偃師（均在今河南省）探親。第二年三月，唐軍與安史叛軍的鄴城（今河南安陽）之戰爆發，唐軍大敗。杜甫從洛陽返回華州的途中，見到戰亂給百姓帶來的無窮災難和人民忍辱負重參軍參戰的愛國行為，感慨萬千，便奮筆創作了不朽的史詩——“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和“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并在回華州后，將其修訂脫稿�！皾M目悲生事，因人作遠游。”
西南漂泊
乾元二年（759年）夏天，華州及關中大旱，杜甫寫下《夏日嘆》和《夏夜嘆》，憂時傷亂，詠嘆國難民苦。這年立秋后，杜甫因對污濁的時政痛心疾首，而放棄了華州司功參軍的職務，西去秦州（今甘肅省天水一帶）。杜甫在華州司功任內，共作詩30多首。杜甫幾經輾轉，最后到了成都，在嚴武等人的幫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稱“杜甫草堂”， 也稱“浣花草堂”。后被嚴武薦為節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節縣。
廣德二年（764年）春，嚴武再鎮蜀，杜甫才又回到草堂，此前漂泊在外將近兩年。嚴武表薦杜甫為檢校工部員外郎，做了嚴武的參謀，后人又稱杜甫為杜工部。不久杜甫又辭了職。這五、六年間，杜甫寄人籬下，生活依然很苦，他說：“厚祿故人書斷絕，恒饑稚子色凄涼”（《狂夫》）“癡兒不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他用一些生活細節來表現自己生活的困苦，他說他的孩子那種還沒有懂事的孩子不知道對父親很尊重，不知夫子禮，餓了的時候不管是不是爸爸，是不是要遵循父子之禮，餓了就吵著要飯吃，在東門外號哭，到了秋風暴雨之中，杜甫的茅屋破敗，饑兒老妻，徹夜難眠，他寫了《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廣德三年（765年）四月，嚴武去世，杜甫離開了成都。經嘉州、戎州（宜賓）、渝州（重慶）、忠州（忠縣）、云安（云陽），于唐代宗大歷元年（766年）到達夔州（奉節）。由于夔州都督柏茂林的照顧，杜甫得以在此暫住，為公家代管東屯公田一百頃，自己也租了一些公田，買了四十畝果園，雇了幾個雇工，自己和家人也參加了一些勞動。這一時期，詩人創作達到了高潮，不到兩年，作詩四百三十多首，占現存作品的百分之三十。這時期，其作品有《蜀相》《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陽樓》等大量名作。
江舟長逝
大歷三年（768年），杜甫思鄉心切，乘舟出峽，先到江陵，又轉公安，年底又漂泊到湖南岳陽，這一段時間杜甫一直住在船上。由于生活困難，不但不能北歸，還被迫更往南行。大歷四年正月，由岳陽到潭州（長沙），又由潭州到衡州（衡陽），復折回潭州。
大歷五年（770年），臧玠在潭州作亂，杜甫又逃往衡州，原打算再往郴州投靠舅父崔湋，但行到耒陽，遇江水暴漲，只得停泊方田驛，五天沒吃到東西，幸虧縣令聶某派人送來酒肉而得救。后來杜甫由耒陽到郴州，需逆流而上二百多里，這時洪水又未退，杜甫原一心要北歸，這時便改變計劃，順流而下，折回潭州。大歷五年（770年）冬，杜甫在由潭州往岳陽的一條小船上去世。時年五十九歲。
軼事典故
憤斥皇親
唐玄宗當政時期的唐王朝，在當時的世界上是一個大國。但就在這表面上看起來仍然強大的大國里，因上下其手等諸多原因，業已孳生著崩潰的征兆。終于唐王朝迅速走向傾覆的轉折點——“安史之亂”的發生。杜甫獲悉這種情況后，覺得當權者不顧民生只顧自己享樂的做法，定然會導致國家的敗亡；于是他便大為憤慨地揮筆寫下后來被選進著名選本《唐詩三百首》的詩作，亦即題為《麗人行》的七言長篇古詩。該詩由于把楊家那炙手可熱的奢侈生活作了大膽的諷刺和深刻的揭露，成為一首名副其實的“史詩”；而人們還從中概括出一個成語“炙手可熱”，用來表明氣焰很盛，權勢很大的那一號貨色。
死因之謎
多少年來，杜甫給后人留下的最大疑惑是他的死因。文學、史學界針對杜甫的死因提出了五種死因：
一、病死說
翻閱莫礪鋒、童強著《杜甫傳》，關于杜甫的死，書中寫道：“冬天到了，詩人病倒了。病倒在行往衡陽的舟中�！活w巨星就在這無限的孤獨、寂寞中隕落了�！�
二、賜死
此說最早出自于假冒唐朝李觀的名義寫的《杜拾遺補遺》。這種說法自提出后，后來歷朝歷代的學者對此說進行批駁，并明確指出此段文字中最大的問題，即文中提到唐玄宗在770年賜死杜甫，而唐玄宗死于寶應元年（762）。
三、自沉于水而死
此說源于偽托唐朝韓愈名義撰的《題杜子美墳》提出“三賢（指屈原、李白、杜甫）同歸一水”的說法。三人懷沙自沉，這顯然是一種沒有絲毫根據的想象。
四、食物中毒而死
提出此說的是現代著名學者郭沫若，郭沫若的這種說法同樣具有猜測性，幾乎沒有文獻作為依據純屬于個人的文學創作。
五、消化不良而死
杜甫的死和饑餓有著斬不斷的聯系，離開四川后的杜甫客居湖南，由于被突然的洪水所圍困，連續餓了9天（一說是連續餓了5天）。當地縣令用小船把杜甫救了回來，以牛炙（炙：烤肉）酒水招待他，難得饕餮一回的杜甫因許久未進食，腸胃難以承受，最終因消化不良而死。
書法成就
杜甫在書法的創作觀上是非常成熟而有深度的。從記載來看，他的書體以楷隸行草兼工，整體以意行之，贊賞古而雄壯，注意書寫中的速度、節奏、筆勢、墨法等等內容，在唐代也是很有深度的書家了。同時，他對于唐代隸書家的贊揚、對于曹霸、張旭的評價都足以使他在書法史上留下聲名，而他的“書貴瘦硬”說更是奠定了杜甫在書法理論史上的重要地位。
“書畫相通”，這是中國藝術史及美學史上富于民族特色的文化現象。杜甫知畫又知書，今人如安旗即有言：“除文學外，杜甫對其他藝術也很留心。例如書法，‘九齡成大字，有作成一囊’，他不但本人從小就開始學習書法，后來在他的《觀薛少保書畫壁》、《觀張旭草書圖》、《李潮八分篆歌》諸詩中，我們還可以窺見他對書法的興趣和修養。”又云：“后人常以‘沉郁頓挫’稱杜詩，頓挫者，指詩的章法曲折，意境深遠。……這不是和書法的‘一波三折’等筆法相通么？
詩歌風格
沉郁頓挫
杜甫的詩歌在語言上，普遍認為具有“沉郁”的特點，“沉郁”一詞最早見于南朝，“體沉郁之幽思，文麗日月”，后來杜甫寫更以“沉郁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語言，“至于沉郁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對杜詩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其詩歌風格的形成，與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著密切關系。同時，杜甫處于盛世末期，少時有雄心壯志，“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后來安史之亂爆發，國運衰微，加之仕途不濟命途多舛，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詩詩風大有轉變，趨近現實主義。而杜詩對意象選擇的個性化，是杜詩語言的基礎。常在杜詩中出現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嘯、殘炬、急峽、危城
后世影響
他的詩具有豐富的社會內容、強烈的時代色彩和鮮明的政治傾向，真實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后一個歷史時代政治時事和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因而被稱為一代“詩史”。杜詩風格，基本上是“沉郁頓挫”，語言和篇章結構又富于變化，講求煉字煉句。同時，其詩兼備眾體，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還寫了不少排律，拗體。藝術手法也多種多樣，是唐詩思想藝術的集大成者。杜甫還繼承了漢魏樂府“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精神，擺脫樂府古題的束縛，創作了不少“即事名篇，無復依傍”的新題樂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別”等。死后受到樊晃、韓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揚。杜詩對元白的“新樂府運動”的文藝思想及李商隱的近體諷喻時事詩影響甚深。但杜詩受到廣泛重視，是在宋以后。王禹偁、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等人對杜甫推崇備至，文天祥則更以杜詩為堅守民族氣節的精神力量。杜詩的影響，從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藝的范圍。生平詳見《舊唐書》卷190。
杜甫雖然是個現實主義詩人，但是他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不難看出杜甫的豪氣干云。
杜甫在他的有生之年以及他去世后的一些年，沒有受到多少嘉獎和重視，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在風格和格律上的創新所導致的，某些評論家認為其中的有些作品仍然很大膽古怪。他在世時關于他的參考資料幾乎沒有，只有6名詩人共11首詩。而且這些詩關于他的影響這一方面，都沒有提及他是詩歌和倫理觀點的模范。然而，就像孔慶翔說的一樣，杜甫是“中國唯一影響隨著時間不斷增長的詩人”。
公元九世紀時他的作品開始出名，早期的正面積極評價來自白居易，他推廣了杜甫部分作品倫理觀點，盡管他只在杜甫的部分作品中找到這些觀點。除了白居易，還有韓愈，他撰文以此批駁反對李杜的聲音，捍衛了他們的美學地位。同時，這兩位詩人的詩文中都有杜詩的影子。
公元十世紀初，五代前蜀詩人韋莊找到了草堂遺址，重新修建茅屋，使之得以保存。這一個時期，中國刮起了“新樂府運動”的狂潮，杜甫作為這一次現實主義詩歌運動的啟發者備受推崇。杜甫的現實主義創作精神，自白居易后，影響了皮日休、曹鄴、聶夷中、杜荀鶴等人的創作，從而形成一個現實主義詩派，在晚唐的詩壇上獨領風騷。
到了宋朝，杜甫的聲名達到了頂峰，黃庭堅、陳師道等，專門探究杜詩奇峭的一面，形成了“江西詩派”，之后的王安石、陸游、文天祥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杜甫的影響，文天祥在獄中作了200首集杜甫五言詩，自序里說：“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為代言之。”魯迅也評價過杜甫，“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還活在我們堆里似的”。而杜甫更廣泛的影響是，杜甫的作品將律詩從文字上的游戲變成了抒發政治抱負的載體，對后來的詩人政治題材的寫作奠定了基礎。
宋朝理學的發展確保了杜甫作為詩的典范和他的至高無上的地位，蘇軾闡釋了理由：“古今詩人眾吳，而子美獨為首者，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他思考的能力鑄就了他的影響力，出于他對建立良好社會秩序的向往，他深受政治家的推崇，改革家也學習他對窮人的悲憫，文學家學習他在藝術手法上的創新。
清初文學評論家金圣嘆，把杜甫所作之詩，與屈原的《離騷》、莊周的《莊子》、司馬遷的 《史記》、施耐庵的《水滸傳》、王實甫的《西廂記》，合稱“六才子書”。在當代，杜甫對國家的忠心和對人民的關切被重新詮釋為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含義，而他本人因為使用“人民的語言”而受到現代研究者的贊賞。
杜甫對后人的影響還有道德方面的。二十世紀，美國現代詩人雷克斯羅斯認為杜甫所關心的是人跟人之間的愛，人跟人之間的寬容和同情：“我的詩歌毫無疑問地主要受到杜甫的影響。我認為他是有史以來在史詩和戲劇以外的領域里最偉大的詩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超過了莎士比亞和荷馬，至少他更加自然和親切”。
杜甫不只在中國流名，還揚名海外。1481年朝鮮將杜詩翻譯成韓文，叫《杜詩諺解》。他對日本文學影響相對較晚，直到十七世紀他在日本擁有和在中國一樣的名聲。杜甫對松尾芭蕉的影響尤深。杜甫也是美國作家雷克斯羅斯（Kenneth Rexroth）最喜歡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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