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邊城”今安在

時間：2024-06-23 20:33:30 邊城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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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從文“邊城”今安在

　　《邊城》是沈從文的代表作，而他也成就了那美不勝收的邊城小鎮“茶峒”。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沈從文“邊城”今安在。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沈從文“邊城”今安在

　　沈從文“邊城”今安在

　　六十多歲第一次回鳳凰，是看墓地來的

　　沈龍朱的籍貫，應該像他的父親一樣，寫：湖南鳳凰人。但是，生命里流淌著鳳凰的水，卻在他鄉漂泊了一生，如沈從文說，北京成了他真正意義上的老家，對沈龍朱、沈虎雛而言，更是這樣。鳳凰在這兄弟倆，是個遙遠的屬于父親筆下的故事發生地。

　　沈龍朱第一次踏上鳳凰的土地時，已經六十幾歲了。他絕對不會有“少小離家老大回”的感覺，鳳凰是個熟悉又陌生的地方。熟悉是因為常在耳邊，陌生是因為第一次在眼前!

　　1988年5月10日，沈從文在北京去世，骨灰一直放在家里。當時鳳凰縣旅游局長田世烈策劃了沈從文回鄉。沈從文墓地是田世烈一個人策劃完成的。田世烈說動了縣里，縣里就要把沈從文接回去，沈龍朱受媽媽委派，一個人回到了這個陌生的故鄉。

　　田世烈說到那次沈龍朱給他的印象：

　　龍朱在鳳凰共停留了七天，除掉兩天我陪他去參觀鳳凰的名勝黃絲橋古城和齊梁洞外，他只身五次去到墓地，帶著米尺詳盡地測繪了一個墓地平面圖，他說，回京后好向媽媽他們詳細地介紹，把事情弄準確一點。見他這種細致認真的工作精神，我也很感動。每當入夜，我就去他的住處閑聊，聊各自的人生曲折。從龍朱的身上，我又一次清楚地看到了沈老先生人品的再現。

　　而安葬沈從文，只選擇了一塊不規則的高一米九的天然五色石，沈龍朱說：“選那塊地方，搬那塊石頭過來，都是田世烈做的。”然后，由沈從文侄女婿、中央美術學院雕塑家劉煥章帶著當地石匠唐友權師傅加工而成。

　　石頭正面是沈從文自己的話：

　　照我思索，可理解“我”;

　　照我思索，能認識“人”。

　　石頭背面是張兆和的妹妹張充和撰寫的：

　　不折不從，亦慈亦讓;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沈家人的原則

　　1992年，沈從文去世四年后，他的骨灰回到了故鄉，一半撒入沱江，一半埋在山上。親歷了這一切的田世烈描述道：

　　在最后一捧泥土覆蓋完畢，沈老夫人、虎雛、之佩、沈紅及王亞蓉再也抑制不住一路上克制已久的悲傷，失聲哭了。

　　他們去采來沈從文生前喜愛的“虎耳草”，后來大家都去采了來，小心翼翼地把它栽在墓碑石下的周圍。

　　15年后，2007年5月20日，張兆和的骨灰來到了沈從文身邊，兩個患難一生的情侶，一個只愛過一個最好年紀的人的沈從文，永遠和這個最好年紀的人在一起了。

　　張兆和活了92歲。她的骨灰回到鳳凰，是孩子們送回去的。媽媽骨灰入葬的那天早上，沈龍朱早早去了墓地，借了鐵鍬和鎬，在埋放爸爸的地兒挖了兩尺左右的坑，因為安葬父親也就那么深。他們再把媽媽的骨灰倒下去。上邊砌的小石子只用土糊著。放媽媽骨灰的時候，只通知了黃家老五黃永前表哥。沈龍朱說：

　　墓地從一開始，家里頭——從媽媽那時候——定下的原則就是：比較寧靜，不要弄得很花哨，而且不要影響周圍老百姓正常的耕作生活。

　　因為那個地方的那條路，可以到后山去的，常常有牛群上上下下。我說，不要攔人家，不要擋住人家，這是人家正常生活的道路。因為山上頭、山后頭還有田坎，人家干活去呀。哪怕是拉了牛糞在這兒，這也沒有什么了不起的。這些都很好嘛。

　　實際上，這個原則縣里頭并不完全理解。

　　不完全理解，就不能完全遵守。縣里認為墓地太小，不能供很多人同時瞻仰，就要擴建。擴建，就要把寶坎拆除重來，要往外延伸，道路也就勢必重修。縣里一定還要重新做臺階。沈家堅決反對，希望保留土坡，保持原樣。可是縣里還是有一次把壩子拆了想擴大了，后來也只好按原樣恢復。

　　沈家一再聲明原來提出的原則：不要東搞一塊碑，西搞一塊碑，不要掛很多東西，這里就是一塊很普通的墓地。

　　即使媽媽回到爸爸身邊，沈龍朱也希望縣里不要做任何改動，也不要刻什么東西。但是縣里重新做了一個碑，田世烈草擬文字的那塊碑被取代了。沈家反復強調：“不管占多大地方，都不要干擾老百姓的生活，不要影響老百姓的生產勞動”。沈龍朱說：

　　與沈從文故居相比，墓地改動得少。難道是因為沒法賣票沒人承包才保留了一些沈從文的精神嗎?沈虎雛說：“不是。有人是想賣，實在不便于賣票。”

　　但是沈龍朱、沈虎雛也有管不了的無奈，畢竟哥倆不能守在那兒。但他們始終堅持：“不能夠建圍墻，不要公園化，維持它原來的這個風格。”盡管他們理解這種按捺不住的沖動充滿好意，和故居拼命抬高門票的意圖是不同的。但是好意總是想讓風格改變，就令沈氏兄弟很是無奈。

　　沈龍朱說：“真正保持原樣已經不可能了。過去坡下頭、口外頭是一個舊的水車、碾坊，但是這塊地現在蓋起了三層樓，看不見河了。老百姓私下亂建，縣政府也沒辦法。”

　　沈虎雛說：“河道本來很幽靜，兩邊柳樹很好。結果現在沿河都搶著蓋出來旅館，三層的甚至更高的，幾個月他就能賺回錢來，而且都是違章建筑。違章建筑一直逼近墓地，堵著墓地的進口，全都蓋滿了，而且高度把從墓地往外的視野都擋住了。去了墓地，原來的感覺也沒有了。蓋房子的是當地的居民。蓋房速度非常快，幾天房子起來了，政府去制止，制止不了。你管我，那家你怎么不管?沿河幾里路都蓋上了，那就難辦了。”

　　遷墓有可能嗎?沈虎雛說：“沒有這個打算，任何人都沒有提過這事。墓地跟城區之間，原來很好的沅河自然風光全沒了，變成兩邊全是房子非常狹窄的一條小過道。本來鳳凰有規劃的，這一段完全沒有車，是步行的。從規劃進入無序競爭，都是為了追逐利潤。政府沒有約束住，這一個管不住，其他的都來了。為什么會造成無法控制的局面?從動機來說都是為了賺錢，但是行政上頭沒有辦法去約束這個，我就說不清楚怎么回事了。”

　　你到鳳凰看到的不是沈從文的鳳凰

　　許多人是沖著沈從文去的。沈虎雛說：“去了，看到的是變了味的東西啊，看到的都不是沈從文作品里的鳳凰了，現在都已經改頭換面了。變化反正越來越厲害了。”

　　2011年秋天我去看沈虎雛的時候，他剛剛從鳳凰回來不久。他說：“現在一年到頭是持續的旅游，大概客房床位已經兩萬張了，到高峰時還不夠用。沈從文離開的時候幾千人都沒有。而今那么多人擠在那個地方，完全就是另外一種味道了是吧?這是沒辦法的事。”

　　回鳳凰，沈龍朱和沈虎雛兄弟都不進沈從文故居。因為沈從文故居已經承包出去了，承包期是50年。就是說開發商一下買斷了50年經營權。50年之后，熟悉沈從文的這些人都沒了，故居里的東西還是不是原來的東西?故居被改造來改造去，有多少真實留給五十年后的人?

　　現在的鳳凰不僅是沒有沈從文當年的味道了，而且也沒有1992年沈龍朱第一次回去時的味道了。沈龍朱說：

　　還有個不好在哪兒呢?我們后來去的時候，找河邊的吊角樓住，為的是河邊的感覺。結果，對岸燈紅酒綠，夜里頭一直到十一點閃著霓虹燈，迪斯科的音樂遍布全河。你夜里在睡，外面就完全是在那兒閃動著，而且有重音樂。要是優雅點，中國古曲，哪怕西洋古典音樂也好啊!他不，他是那個跳舞的，這就大大地煞風景。

　　邊城，不是爸爸的邊城

　　邊城不在鳳凰，鳳凰不是邊城。邊城在哪里?

　　沈從文寫《邊城》的時候，沈龍朱、沈虎雛兄弟都沒出生。沈從文去世多年后，沈龍朱、沈虎雛兄弟來到了父親筆下的邊城——茶峒。茶峒在湖南省吉首市西北，在湖南、貴州、重慶交界處，也就是花垣縣的茶峒鎮。

　　2005年7月，茶峒以政府更名的方式，正式成為“邊城”。沈虎雛不能理解這種做法。

　　但為了改名后吸引游客，政府沒有少花力氣。著名的大手筆，一是投入一千萬元修建了“翠翠島”，上面有民間絕技表演場和漢白玉翠翠雕像。二是修建了“中國邊城百家書法園”，把六萬多字的小說《邊城》以書法樣式刻在巖石上。

　　沈虎雛說：“完全變了味了。你看了《邊城》再到那兒看，根本找不到感覺，完了。弄了一個城市公園一樣的東西，很丑。你去看看就知道了。去了之后，你看，跟你從文章上看到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旅游開發的做法，讓不熟悉歷史淵源的游客，很可能以為是沈從文寫錯了。

　　茶峒，這個美麗了中國，美麗了世界，以內在的精神力量感動了無數讀者的著名邊城，在政府發展旅游的沖動中，已經從世間消失。翠翠是沈從文有感于邊地人生命的美麗而創造出來的形象，當政府把這種創造轉化成俗氣的景點的時候，于是翠翠和邊城只能在沈從文的文字里找到。

　　不過，也有一種觀點認為，鳳凰就是邊城。可是，無論怎么說，由于主持開發的行政人員不能理解沈從文，不能理解沈從文那不凡的氣質，不能理解沈從文寄托在“邊城”的社會理想與道德主張，以背離沈從文思想的方式開發沈從文的文學遺產，于是，我們看到的今人以大量資金和拙劣手段塑造出來的“邊城”，都離沈從文的精神境界越來越遠。

　　沈從文的骨灰融入泥土，那塊五彩石上刻著沈從文自己的話。把這句話刻在石頭上，是全家討論的結果。

　　張兆和與龍虎兄弟選擇了“照我所思”這句話，肯定了沈從文思考的一生，是否也表明了家人對沈從文的理解過程呢?沈龍朱說：“對。我們后來逐漸理解了爸爸，覺得爸爸這個話很重要。他堅持：我不管人家到底認識我到什么程度，我自己該是什么樣就是什么樣。你別看我父親表面軟哩咕唧的，但他的性格還是很倔、很犟，非常犟，軟硬軟硬的，軟犟軟犟的。有些不想做的事情，他就不做。”

　　在兒子沈龍朱、沈虎雛身上，沈從文活著;在孫女沈紅、沈帆身上，沈從文活著;在更多的似乎和沈從文沒有血緣關系而實際上延續了沈從文藝術良知的人身上，沈從文一樣活著!沈從文站在中華民族偉大思想家的行列中，用他的思考和愛，溫暖昨天，溫暖今天，溫暖未來!成為我們民族貢獻給世界的偉大財富，與人類共享!

　　沈從文既在鳳凰，也在世界各地每一個熱愛他的讀者的心中，永生!

　　拓展閱讀：

　　作品簡介

　　《邊城》是沈從文創作的中篇小說，首次出版于1934年。

　　該小說以20世紀30年代川湘交界的邊城小鎮茶峒為背景，以兼具抒情詩和小品文的優美筆觸，描繪了湘西地區特有的風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純愛故事，展現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由于《邊城》的美學藝術，《邊城》這部小說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具有獨特的地位。

　　該小說入選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排名第二位，僅次于魯迅的《吶喊》。

　　創作背景

　　《邊城》成書于1934年4月，那正是沈從文愛情事業雙豐收的季節。1931年社會雖然動蕩不安，但總體上還是稍顯和平，這個時候中國有良知的文人，都在思考著人性的本質，沈從文自然是走在前沿的，于是，他希望通過自己對湘西的印象，描寫了一個近似于桃花源的湘西小城，給都市文明中迷茫的人性指一條明路。人間尚有純潔自然的愛，人生需要皈依自然的本性。[3]

　　作品中女主人公翠翠的原型，是一個絨線鋪的姑娘。沈從文在行軍的途中，有一個叫趙開明的好友，在瀘溪縣城一家絨線鋪遇到了一個叫翠翠的少女，她長得俊秀。趙開明發誓要娶她為妻。17年后，沈從文乘坐的小船又停靠在瀘溪。他站在船頭上，回憶到翠翠的美麗形象，便朝絨線鋪走去，在門前意外地看到了一個和翠翠長得十分相似的少女，熟悉的眼睛、鼻子、薄薄的小嘴。沈從文驚訝得說不出話來。原來這是翠翠的女兒小翠。當年的翠翠嫁給了追求她的趙開明。這時她已死去，留下父女兩個。為了不打擾趙開明，沈從文沒有跟他打招呼，但感情上的震撼卻久久不能平復。翠翠，這個美麗、樸實的少女，他怎么也無法忘懷。1934年，他坐在院子里，在陽光下的棗樹和槐樹枝葉陰影間寫《邊城》時，翠翠的形象便躍然紙上。沈從文在《湘行散記·老伴》中提到：“我寫《邊城》故事時，弄渡船的外孫女明慧溫柔的品性，就從那絨線鋪子女孩脫胎而來。”

　　主題思想

　　《邊城》寄托著沈從文“美”與“愛”的美學理想，是他的作品中最能表現人性美的一部小說。《邊城》極力謳歌的傳統文化中保留至今的美德，是相對于現代社會傳統美德受到破壞，到處充溢著物欲金錢主義的淺薄、庸俗和腐化墮落的現實而言的。《邊城》描寫的湘西，自然風光秀麗、民風純樸，人們不講等級，不談功利，人與人之間真誠相待，相互友愛。外公對孫女的愛、翠翠對儺送純真的愛、天保兄弟對翠翠真摯的愛以及兄弟間誠摯的手足之愛，這些都代表著未受污染的農業文明的傳統美德。作者極力狀寫湘西自然之明凈，也是為了狀寫湘西人的心靈之明凈。《邊城》寫以歌求婚、兄弟讓婚、外公和翠翠相依之情，這些湘西人生命的形態和人生的方式，都隱含著對現實生活中古老的美德、價值觀失落的痛心，以及對現代文明物欲泛濫的批判。作者推崇湘西人的人生方式，也想以此重建民族的品德和人格。[8]

　　藝術特色

　　《邊城》采用了兼具抒情詩和小品文的優美筆觸描繪了湘西特有風土民情。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細膩的心理描寫。心理描寫是對人物在特定環境中的意志、愿望和思想感情等內心活動的描繪。或展開人物的美好心靈，或揭露人物的丑惡靈魂，以表現人物的精神狀態和性格特征。其方法多種多樣：或通過對話、獨白、行動、姿態、面部表情等直接剖析；或采用幻想、夢境間接揭示；或借助景物描寫、氣氛渲染及周圍人物的反映等側面烘托。本文有兩種方式：一是通過人物的幻想、夢境來披露人物心理。翠翠離奇的“胡思亂想”，讓人感到漸漸有了自己心理的少女的孤單寂寞，以及愛情的幼芽時心靈的躁動；翠翠“頂美頂甜”的夢境，展示出對朦朧愛情的甜蜜感受和潛意識里對愛情的向往。二是通過人物在特定環境下的語言、神態的描寫，形成強烈的暗示，誘使讀者從人物的語言、神態上去體味人物的內心奧秘。翠翠“帶著嬌，有點兒埋怨”地一再央求爺爺丟下渡船上的活回到她身邊，讓人感受到翠翠對爺爺的無比依戀之情。聽著爺爺唱的“那晚上聽來的歌”，“翠翠自言自語說：‘我又摘了一把虎耳草了’”則讓人感受到情竇初開的翠翠對甜美愛情的神往。

　　二是詩畫般的環境描寫。小說中的環境描寫，不僅烘托了人物的心理活動使人物的情感沉浸在富有詩情畫意的氛圍中，而且為我們展示出湘西邊陲特有的清新秀麗的自然風光。在作者筆下，啼聲婉轉的黃鶯、繁密的蟲聲、美麗的黃昏、如銀的月色……奇景如畫，美不勝收。這些又都隨著人物感情世界的波動而自然展開。或是以黃昏的溫柔、美麗和平靜，反襯翠翠愛情萌動的內心的躁動、落寞和薄薄的凄涼；或是以柔和的月光、溪面浮著的一層薄薄的白霧、蟲的清音重奏，烘托翠翠對儺送情歌的熱切期待，以及少女愛情的純潔和朦朧。

　　作者簡介

　　沈從文（1902—1988），原名沈岳煥，湖南鳳凰縣人，漢族（其父為漢族），但有部分苗族（沈從文祖母是苗族）和土家族（沈從文母親是土家族）血統，現代著名作家（備注：雖然沈從文生活在當代，但是他的作品主要集中在1949年之前，所以只稱之為現代作家）、歷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說代表人物，筆名休蕓蕓、甲辰、上官碧、璇若等。14歲時，他投身行伍，浪跡湘川黔邊境地區，1924年開始文學創作，抗戰爆發后到西南聯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學任教，建國后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服飾的研究，1988年5月因心臟病突發，在其北京寓所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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