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采蓮曲》全詩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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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采蓮曲》全詩翻譯

　　《采蓮曲》是唐代詩人白居易的一首七言絕句。此詩寫采蓮少女的初戀情態，喜悅而嬌羞，如聞紙上有人，呼之欲出。尤其是后兩句的細節描寫，生動而傳神，如靈珠一顆，使整個作品熠熠生輝。以下是小編整理的白居易《采蓮曲》全詩翻譯，希望對對大家有所幫助。

白居易《采蓮曲》全詩翻譯

　　《采蓮曲》

　　白居易

　　菱葉縈波荷飐風，荷花深處小舟通。

　　逢郎欲語低頭笑，碧玉搔頭落水中。

　　【譯文】

　　菱葉在水面飄蕩，荷葉在風中搖曳，荷花深處，采蓮的小船輕快飛梭

　　采蓮姑娘碰見自己的心上人 ,想跟他打招呼又怕人笑話 ,便低頭羞澀微笑 ,一不留神，頭上的玉簪掉落水中

　　【注釋】

　　①菱葉縈波荷飐風：菱-俗稱菱角，水上之葉呈菱形。荷-指荷葉。下句寫花。

　　②搔頭：簪的別名。

　　【賞析】

　　《采蓮曲》，樂府舊題，又稱《采蓮女》《湖邊采蓮婦》等，為《江南弄》七曲之一。內容多描寫江南一帶水國風光，采蓮女子勞動生活情態，以及她們對純潔愛情的追求等。盛行于江南一帶，為采蓮女所唱。一說為梁武帝所創，見《樂府詩集》。描寫采蓮生活的詩歌很早就出現了，漢樂府中就有《采蓮曲》《江南可采蓮》“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 南北朝出現了不少寫采蓮生活的名作，如《西洲曲》“采蓮南唐秋，蓮花過人。低頭弄蓮子，蓮子清如水頭。”到了唐代，寫采蓮更是成為一種時尚，很多名家如李白、白居易、王昌齡、戎昱、崔國輔、皇甫松等都寫過這類詩歌。白居易的《采蓮曲》寫得尤為細膩動人。

　　這首詩表現了一位采蓮姑娘靦腆的情態和羞澀的心理。全篇語言清新、明快，富有江南民歌的活潑、風趣，猶如一幅純潔、質樸的愛情的畫面。

　　“菱葉縈波荷飐風，荷花深處小船通”首句即展現出非常美妙的意境。水面上碧波蕩漾，浮游水面之菱葉，上下左右搖擺，是為縈波;加上荷花迎風招展，與菱葉交相爭艷，令人心曠神怡。而荷花深處，小舟翩翩，又增添了景物的動態感。

　　“逢郎欲語低頭笑，碧玉搔頭落水中”是上承“荷花深處小船通”而來，由寫景轉為寫景中之人。荷花深處，遮天蔽日，涼風習習，是水鄉少男少女在勞動之余私下相會的極佳場所。這里并沒有說明他們是故意尋找還是無意撞見，也許是兼而有之吧。詩歌僅以欲語而止、搔頭落水兩個動作細節的描寫，就活靈活現刻畫出一個癡情、嬌羞、可愛的少女形象。戀人相遇，互訴衷腸，何止千言萬語，而此時此地，這個嬌羞的少女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惟有低頭含笑而已;而且情貫一心，甚至不小心將碧玉搔頭落入水中，這些都是初戀少女在羞怯、微帶緊張的狀態上才會有的情態，被詩人細心地捕捉住并傳神地再現出來。在男女受授不親的年代,小姑娘有這個膽是不容易的,過去的三從四德和封建禮法約束人,是現在我們不可想像的.

　　《采蓮曲》為民歌體裁，同類的作品歷來很多。但白居易沒有落入俗套，在短短的四句二十八個字中，既寫景，又寫人，生動形象，富有情趣，層層深入，活靈活現。此詩用樂府舊題寫男女戀情，少女欲語低頭的羞澀神態，以及搔頭落水的細節描寫，都自然逼真，意味無窮。猶如一卷望不盡的畫面，使人百讀不厭。

　　創作背景

　　此詩創作于白居易出任杭州之時。此時，詩人遠離上層政治集團的勾心斗角，沉醉在旖旎的江南風光和與友人的詩酒酬和之中，生活輕松、舒心。詩人無意間捕捉到一對年輕男女在荷塘上相遇的有趣一幕，隨即創作了本詩。

　　作者簡介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號香山居士，生于河南新鄭，祖籍山西太原，葬于洛陽，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他倡導的新樂府運動，在當時產生了很大影響。他的詩深入淺出，以平易、通俗著稱，通暢、樸素、內容充實，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

　　個人作品

　　主題

　　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確。為使主題更明確傳達給讀者，或詩題下加小序點明主題，或“卒章顯其志”突出主題。其次，白詩的藝術特色還表現在刻畫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但白詩的詩意并不淺顯，他常以淺白之句寄托諷喻之意，取得怵目驚心的藝術效果。《輕肥》一詩描寫了內臣、大夫、將軍們赴會的氣概和席上酒食的豐盛，結句卻寫道：“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這是一幅多么慘烈的情景。

　　閑適詩和諷喻詩是白居易特別看重的兩類詩作，二者都具有尚實、尚俗、務盡的特點，但在內容和情調上卻很不相同。諷喻詩志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緊相關聯，多寫得意激氣烈；閑適詩則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與元九書》），從而表現出淡泊平和、閑逸悠然的情調。

　　白居易的閑適詩在后代有很大影響，其淺切平易的語言風格、淡泊悠閑的意緒情調，都曾屢屢為人稱道，但相比之下，這些詩中所表現的那種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閑適”思想，以及歸趨佛老、效法陶淵明的生活態度，因與后世文人的心理較為吻合，所以影響更為深遠。如白居易有“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來飲酒七首》其七）、“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對酒五首》其二）的詩句，而“后之使蝸角事悉稽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號論，“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于白樂天詩云”（龔頤正《芥隱筆記》）。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于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于樂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詩話》）凡此種種，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詩的影響軌跡。

　　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孟子說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他終生遵循的信條。其“兼濟”之志，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三千首詩，還提出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為“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與元九書》），而情感的產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時政。因此，詩歌創作不能離開現實，必須取材于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重視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強調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則。《與元九書》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

　　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于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歷（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亦有針砭作用。但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于現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創造和風格的多樣化。

　　創作主張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作品風格

　　語言優美、通俗、音調和諧，形象鮮明、政治諷喻。

　　主要成就

　　官場

　　翰林學士

　　前期是兼濟天下時期，后期是獨善其身時期。白居易貞元十六年（800年）29歲時中進士，先后任秘書省校書郎、盩至尉、翰林學士，元和年間任左拾遺，寫了大量諷喻詩，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樂府》五十首，這些詩使權貴切齒、扼腕、變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親因患神經失常病死在長安，白居易按當時的規矩，回故鄉守孝三年，服孝結束后回到長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贊善大夫。

　　江州司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歲時，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殺，武元衡當場身死，裴度受了重傷。對如此大事，當時掌權的宦官集團和舊官僚集團居然保持鎮靜，不急于處理。白居易十分氣憤，便上書力主嚴緝兇手，以肅法紀。可是那些掌權者非但不褒獎他熱心國事，反而說他是東宮官，搶在諫官之前議論朝政是一種僭越行為；于是被貶謫為州刺史。王涯說他母親是看花的時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寫賞花的詩和關于井的詩，有傷孝道，這樣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貶為江州司馬。實際上他得罪的原因還是那些諷喻詩。

　　貶官江州（現九江）給白居易以沉重的打擊，他說自己是 “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長。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幫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憲宗暴死在長安，唐穆宗繼位，穆宗愛他的才華，把他召回了長安，先后做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等。但當時朝中很亂，大臣間爭權奪利，明爭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聽勸諫。于是他極力請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職期間，他見杭州一帶的農田經常受到旱災威脅，官吏們卻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議，發動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壩水閘，增加了湖水容量，解決了錢塘（今杭州）、鹽官（今海寧）之間數十萬畝農田的灌溉問題。白居易還規定，西湖的大小水閘、斗門在不灌溉農田時，要及時封閉；發現有漏水之處，要及時修補。白居易還組織群眾重新浚治了唐朝大歷年間杭州刺史李泌在錢塘門、涌金門一帶開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條件。

　　文學

　　居易是中唐時期影響極大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閑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著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同時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這里的“質而徑”、“直而切”、 “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于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著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并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

　　《琵琶行》與《長恨歌》是白居易寫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藝術表現上的突出特點是抒情因素的強化。與此前的敘事詩相比，這兩篇作品雖也用敘述、描寫來表現事件，但卻把事件簡到不能再簡，只用一個中心事件和兩三個主要人物來結構全篇，諸如頗具戲劇性的馬嵬事變，作者寥寥數筆即將之帶過，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寫和環境氣氛渲染上，則潑墨如雨，務求盡情，即使《琵琶行》這種在樂聲摹寫和人物遭遇敘述上著墨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聲和事緊緊聯結在一起，聲隨情起，情隨事遷，使詩的進程始終伴隨著動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這兩篇作品的抒情性還表現在以精選的意象來營造恰當的氛圍、烘托詩歌的意境上。如《長恨歌》中“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琵琶行》中 “楓葉荻花秋瑟瑟”“別時茫茫江浸月”等類詩句，或將凄冷的月色、淅瀝的夜雨、斷腸的鈴聲組合成令人銷魂的場景，或以瑟瑟作響的楓葉、荻花和茫茫江月構成哀涼孤寂的畫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傷、悵惘意緒為詩中人物、事件統統染色，也使讀者面對如此意境、氛圍而心靈搖蕩，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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