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專稿：對高考統考模式的批判
2002-07-08 上海第二軍醫大學 晏揚
又是一年一度高考時。今年走進高考考場的考生，有527萬，如果再加上他們的親人、老師、朋友、考試的組織者、宣傳者，全國一共有多少人參與高考、關注高考，這個數字恐怕很難統計，說“全民高考”有些夸張，但高考確實成為了我國社會生活一件大事。人們可以不理睬領導講話、紅頭文件，可以不關心政治軍事、股票行情，不收看世界杯足球賽，卻不能對高考試卷和它的標準答案掉以輕心，因為孩子的每一筆、每一劃，都關系到他們的前途和命運，都決定著他們后大半輩子的苦樂酸甜。
我國的教育制度，尤其是高考制度，已經成為老百姓最不滿意的制度之一。如果說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是一場革命，一場由集中管制轉向分散放開的革命，那么這場革命還沒有觸動高考這座修筑于計劃經濟時代的“堡壘”。如果說，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復是順應了改革開放的時代潮流，那么當我國逐步建立起市場經濟體制之后，原有的高考體制就明顯地滯后于改革開放的進程，甚至可以說，現行的高考制度已經背離了公平公正的競爭原則，并逐漸成為市場經濟發展的阻礙。
現行高考制度的最大弊端，在于“一考定終身”，而“一考定終身”制度的根源卻在于全國統一考試。在我們這樣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搞統一考試，組織工作量非常巨大，這就注定了高考只能每年進行一次，一次考試定終身，并且每次考試成績僅限于當年當次有效。綜觀教育比較發達的國家，一年至少可以考兩次，一次考試的成績至少在兩年內有效，有些國家（如以色列）甚至規定一次考試成績在五年內有效（《環球時報》1999年4月30日）。更重要的是，許多國家是由各省（州、市、區等）分別自主考試，或者由各大學自主考試，且相互錯開考試時間。如此一來，只要一名考生愿意參加考試并且交納考試費用，他便會有很多次的考試機會，一個學生只要學得好，就一定有機會考得好。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高等院校，各有“校情”，各具特色，選擇錄取學生自然有不同的標準；現代社會條件下的高中畢業生，各有所長，各有所短。而目前的全國高考卻是用統一的試題、統一的打分標準去衡量各不相同的學生，用全國統一的標準代替各個高校的不同標準，這不僅無法照顧和滿足各個高校對生源的特別要求，也無法考察和發現不同考生的真實才能和發展潛質。在這樣統一考試模式的引導之下，我們的中小學校失去了特色，我們的中小學生失去了個性，繼而使得我們的高等院校培養出來的大學生只能是“中規中矩”的人才，而很難具有創造天賦。
由于是全國統一考試，全國同時有500多萬考生參加高考，在這種情況下，唯一可選的考試方式只能是筆試，口試、面試則根本無法進行。而但凡從事過管理工作的人都懂得，口試、面試之于人才的選拔是何等重要，其重要性幾乎不亞于筆試。據報載，教育較發達國家都無一例外地重視考生的口試成績，俄羅斯更是將考察考生的“說話能力”作為升學考試的主體（《光明日報》2001年8月20日）。如果說，筆試側重于考察考生的書本知識，口試、面試則側重于考察考生的綜合能力和素質，那么長期以來我國教育重知識輕能力的弊病，和高考只限于筆試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可以說，高考的“百病之源”在于它的全國統考模式。因此筆者認為，高考的統考模式應該逐步過渡為分散考試模式，即先由各個省市區分別組織考試，再逐漸轉變為少數名牌大學自主考試，最后完全由各個高校自主考試。分散考試不僅可以削弱甚至消除目前全國統一考試的種種弊端，而且可以避免由于全國統一考試、統一錄取、統一畢業給社會造成的巨大震動，有利于社會運行的平穩有序。
另外，筆者很贊同中國人民大學顧海兵教授的建議：全國統一考試不應該繼續由教育行政部門組織實施，而應該由全國或部分省市區的中學教師聯合會，或高校教師聯合會，或各個高校自主負責，教育行政部門只是發揮監督、裁判的作用。要知道，把全國高考的權力集中于一個機構，集中于政府的一個部門，是非常危險的！
實際上，近年來北京高考卷和上海高考卷的“試驗”成功也表明，考生的范圍越小，考題的靈活度就越大，考試和招生中的問題就越少；相反，考生的范圍越大，考題的靈活度就越小，考試和招生中的問題就越多。分散化是高考改革的大方向，它并不會導致混亂，而只會是利大于弊。京滬兩地的成功“試驗”似乎預示著，高考統考模式該壽終正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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