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處 ：不詳 　　諸宮調是一種有說有唱而以唱為主的文藝樣式，因為它用多種宮調的曲子聯套演唱，所以稱為諸宮調。它在北宋時期已經出現，據王灼的《碧雞漫志》和吳自牧的《夢梁錄》等書記載，知道當時已有創作和表演諸宮調的民間藝人，可惜沒有作品流傳(注：《碧雞漫志》卷二：“熙豐元佑間……澤州孔三傳者首創諸宮調古傳，士大夫皆能誦之。”《夢粱錄》卷二十“妓樂”條：“說唱諸宮調，昨汴京有孔三傳編成傳奇靈怪，入曲說唱。”)。　　董解元的生平事跡無可考。據《錄鬼簿》和《輟耕錄》的記載，知道他主要活動于金章宗時期(1190-1208)。“解元”是當時對讀書人的泛稱，不是他的名字(注：明湯顯祖評本董西廂，說他名朗。)。他的《西廂記諸宮調》，又被稱為《弦索西廂》或《西廂掐彈詞》，是今存宋金時期唯一完整而又標志了當時說唱文學水平的作品，也是王實甫《西廂記》以前寫崔鶯鶯與張生愛情故事的最完美的作品。　　唐元稹寫《鶯鶯傳》以后，北宋時秦觀、毛滂用〈調笑令〉，趙令寺用〈商調蝶戀花〉鼓子詞歌詠過鶯鶯與張生的故事，但都比較簡單，在內容上沒有什么發展。《西廂記諸宮調》是在崔張故事經過了民間長期流傳的基礎上寫成的。它根本上改變了原作的主題。以崔張出走和最終團圓代替了張生拋棄鶯鶯的悲劇結局；糾正了原作認為鶯鶯是“尤物”和稱許張生始亂終棄的行徑為“善補過”的封建觀點。作品描寫了崔鶯鶯、張生為爭取自由結合同封建勢力的斗爭，并且成功地塑造了兩組對立的人物形象，因而深刻地表現了新的主題。　　在《西廂記諸宮調》里，鶯鶯已不再是受盡委屈而只能寄哀婉于尺牘詩柬的柔弱人物，作者著力表現了她對封建禮教的反抗和對愛情的大膽追求。張生也被改寫成有情有義、始終忠實于愛情的正面人物，他和鶯鶯一起為自由結合而斗爭。老夫人一意阻撓鶯鶯與張生自由結合，是典型的封建勢力的代表，作者把她和鄭恒等放在同鶯鶯等相對立的地位加以諷刺和揭露。對于這兩組人物，作者表現了明顯的愛憎，從而第一次賦予了崔張故事以鮮明的反抗精神，使故事獲得了新的生命。更可貴的是作者塑造了紅娘和法聰的形象。紅娘在《鶯鶯傳》里原不重要，而在《西廂記諸宮調》里這個下層奴婢卻成為活躍的人物。她熱心為崔張奔走，勇敢機智地向老夫人展開斗爭。法聰是個不怕強暴，見義勇為的和尚，他“不會看經，不會禮懺，不清不凈，只有天來大膽”。在“白馬解圍”中他表現得最英勇，在老夫人第二次賴婚后，對張生很同情支持。在這些人物形象上表現了作者的進步傾向，并為此后戲曲小說里這類人物的塑造提供了先例。　　作品展開了張君瑞鬧道場、崔張月下聯吟等場面，增加了張生害相思、鶯鶯探病、長亭送別、出奔團圓等許多情節，描寫崔張爭取美滿愛情的過程，不僅豐富了故事內容，也突出了作品反封建的主題。　　《西廂記諸宮調》在藝術上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首先是結構的宏偉和情節的曲折變化。作者把三千字的《鶯鶯傳》擴大為五萬字的說唱文學作品。在用曲詞吟唱的同時，間以說白復述情節，使故事脈絡分明，情文相生，發揮了說唱文學的特長。在故事緊要關頭，又故意盤馬彎弓，遲回不發，慣用“忽來紅娘”、“驀地出聰”的轉換寫法，在山窮水盡之際，別出一段煙波。　　其次，董詞最善于敘述，無論景物點染，氣氛醞釀和人物事件的進展，都能揮酒自如地運用曲詞說白加以表現。而且擅長人物內心的刻劃，如鶯鶯與張生在長亭分別后，作者用〈黃鍾宮〉一套九支曲子來刻劃鶯鶯的心緒十分成功。　　第三，作者提煉了民間生動活潑的口語，也吸收了古典詩詞里的句法與詞匯，寫成樸素而流暢的曲詞。如寫鶯鶯相思：　　〈黃鍾宮出隊子〉滴滴風流，做為嬌更柔，見人無語便回眸。料得娘行不自由，眉上新愁壓舊愁。天天悶得人來彀，把深恩都變做仇，比及相見待追求，見了依前還又休，是背面相思對面羞。　　再如《長亭送別》：　　〈黃鍾宮尾〉馬兒登程，車兒歸舍，馬兒往西行，坐車兒往東拽，兩口兒一步離得遠如一步也。　　語言字字本色，可以明顯地看出長短句歌詞在民間藝人手里是沿著和詞家不同的道路發展的。　　《西廂記諸宮調》也存在一些缺點，主要是情節不夠集中和有的人物性格不夠完整。前者如兵圍普救寺一場，用了很多篇幅敘述對陣廝殺，處理有失輕重。后者如張生聽說老夫人已把鶯鶯許了鄭恒，他沒有據理力爭，反而退縮避讓地說：“鄭公，賢相也，稍蒙見知，吾與其子爭一婦人，似涉非禮。”其后還要與鶯鶯一同自殺。此外，作品中還有部分庸俗色情的描寫，也是它的缺陷。但這些并不能掩蓋它的卓越成就和它對戲曲、說唱文學所起的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