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文的回憶錄開頭第一段寫道：我嘗試用下述方式來寫這篇自傳，就好像自身處于另一個世界，卻回首把自己當做是一個亡故的人來寫一生的傳記。
小時候的頑劣難阻達爾文對自然的好奇心，他收集各種雜物并將之歸類，試圖成為一個研究分類的自然學家。據達爾文自己的說法，這種欲望十分強烈而且確實是天生的。而達爾文的父親對人性的驚人判斷能力，似乎也促成了少年達爾文對人性的好奇心。例如有一次，達爾文的父親借給一個素不相識的愛爾蘭人20英鎊，相信那個愛爾蘭人一定會歸還，果不其然，他的判斷最后應驗了，愛爾蘭人如期歸還了錢。達爾文有眾多兄弟姐妹，他根據自身經驗認為表兄弟弗蘭西斯高爾頓的看法確鑿無誤：教育和周圍的環境，對一個人的性格所起的影響不大；我們自身的性格，大都是天生就有的。
由于成績不佳，達爾文從中學退學，然后被父親送入愛丁堡大學學醫。在愛丁堡，達爾文遇見了格蘭特醫生，這是一名外冷內熱的人，對拉馬克及其進化思想非常推崇。但達爾文認為格蘭特對拉馬克的贊揚并沒有使他對拉馬克立即產生興趣。因為達爾文的祖父伊拉斯莫已寫過一本《生物規律學》，其中觀點與拉馬克差不多，但對達爾文也沒有產生觸動。當然，有可能這些關于進化的思想潛移默化影響著達爾文，最后導致他以另一種不同的方式提出了進化的觀點。
在愛丁堡度過了兩學年休閑時光，達爾文的父親覺得不能讓達爾文游手好閑下去，讓他轉而去劍橋學習當一名牧師。達爾文謹遵父命開始閱讀《皮爾遜論教義》等神學典籍，卻發現要把自己無法了解也難以理解的東西，說成是自己相信的東西，非常不合邏輯。就這樣，本著“愛父但更愛真理”的態度，達爾文最終沒有信奉上帝。
在劍橋達爾文熱衷于收集甲蟲，有些稀有的甲蟲被收入到斯蒂芬斯的《不列顛昆蟲圖集》，并注有“達爾文先生采集”字樣。達爾文覺得看到這幾個富有魅力的字句，不亞于詩人發表自己的處女作。達爾文一生中最重要的際遇就在劍橋大學，這多少說明一所綜合性大學在啟人心智方面，確有不少獨到之處。達爾文在劍橋大學認識了亨斯洛教授，并與之結交。亨斯洛亦循循善誘，使達爾文在科學研究上的信念逐漸確立。盡管亨斯洛本人是一個虔誠的教徒，但這對達爾文并無影響。
劍橋畢業后，達爾文自費登上了貝格爾艦做自然學家。如達爾文所說“貝格爾艦的航行，是我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它決定了我此后全部事業的道路”。達爾文在后來的《旅行筆記》中記錄了他所到各地的地質考察以及采集動物標本的事情，所以在《回憶錄》中就一筆帶過。但通觀達爾文的經歷，不難發現一個科學家是如何成長的。達爾文回憶自己從這次航行中獲得的經驗：勤奮和對自己所研究的任何事物的專心致志，這一習慣使他在科學研究方面能做出一點成績來。另外一個重要的經驗是，把自己思考過或讀到過的一切與自己看到的事物聯系起來，運用思考，這種聯系思考的經驗貫穿了達爾文五年的航行經歷，成了非常寶貴的習慣。
航行結束后，達爾文內心有許多想法涌現，加上沒有結婚，單身漢的活力促成了大量研究成果發表，1837年7月達爾文開始寫作《第一本筆記》，其內容就是后來《物種起源》一書的原始事實材料。在邊做研究的同時，達爾文開始涉獵其他領域的作品，包括彌爾頓的《失樂園》等，其間達爾文重新思考了宗教的問題，并得出結論，我們越是對自然界固有法則知道得更深刻，奇跡就越變得不可信賴。他不禁寫道：這（基督教）真是一種該死的教義！ 定居達溫宅之前的三年多時間里，達爾文與諸多名人交往，既是生活中的交往也是學術上的交流，這串名單至少有地質學家賴爾、植物學家布朗、胡克以及赫胥黎等人。在最后定居達溫宅的回憶錄中，達爾文只用了兩頁不到就敘述完畢。不過在1881年5月1日，又補寫了《我的幾本出版著作》一章。《達爾文回憶錄》原名
“Recollecti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y Mind and Character”（《我的思想與性格發展回憶錄》）。達爾文記錄了其思想發展的過程，所以在《回憶錄》最后達爾文還寫了一章“對我的智力的評估”，回顧了自己一生的工作。
上海遠東出版社重版了周邦立之子周國信修訂的《達爾文回憶錄》。周邦立（當地下黨時的名字叫畢黎）1981年譯就此書。當時對達爾文進化論的翻譯，南有周邦立，北有葉篤莊，稱“南周北葉”。周邦立后來英年早逝，由葉篤莊編譯成《達爾文進化論全集》13卷，成為國內研究達爾文思想的重要作品。達爾文的語言非常樸實，的確也如他在回憶錄開頭所說，好像是看一個已經死了的人的故事，娓娓道來，竟也稀松平常。這多少和他的自謙是難以分離的。值得一提的是周之所譯中文版《達爾文回憶錄》是目前最全的版本，譯者畢黎（周邦立）的譯筆忠實于達爾文的筆調，143個腳注和長達123頁的7個附錄，也說明了譯者所下的工夫，無愧“南周北葉”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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