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位老人開始引起人們的關注。車洪才，中國傳媒大學國際傳播學院特聘教授，編纂的《普什圖語漢語詞典》將要出版。36年的時間，車洪才最終完成了一項國家任務。然而，除了編纂者，已經沒有人還記得有這樣一項國家任務了。這項國家任務始于1975年的全國辭書會議；1978年，受命的商務印書館將它委托給了車洪才，然而直到2012年車洪才將他和張敏共同編纂的200多萬字的《普什圖語漢語詞典》交付商務印書館的時候，那里的工作人員都不知道曾經國家還有這樣一項工作。
今年人們才知道 車洪才的國家任務
車洪才生于1936年。中年時，他接下普什圖語的詞典編纂任務，伏案36年，其間無名。直到2014年，已過古稀的車洪才，因為他和他的國家任務，被公眾熟知。
2012年的4月，中國傳媒大學國際傳播學院特聘教授車洪才將他和張敏共同編纂的200萬字《普什圖語漢語詞典》交付商務印書館。車洪才記得，那一天帶著這本辭書的部分樣稿到印書館時，接待他的工作人員也一時沒有明白眼前這位老人和他所編纂的普什圖語字典是什么。
隨后的時間，車洪才與商務印書館的編輯多次溝通。編輯讓他放心，詞典已經通過選題。
2013年6月，車洪才和另一位詞典編纂者張敏陸續補充一些新的詞條，此外，他還將自己編纂詞典時使用的普什圖語軟件刻入光盤，一并交付給商務印書館。
詞典出版的合同簽訂時，當年參與過一段時間編輯工作的宋強民已經去世。輾轉取得對方家屬的委托書后，車洪才代曾經的同伴簽下合同。
車洪才看到過一次排版的樣本，但他一眼發現順序顛倒了。由于普什圖語書寫順序從右往左，排版和印刷過程中需要特別注意。
“這本詞典正在編寫中，爭取能在今年年底出版面世。”商務印書館外語室主任崔燕告訴北青報記者，詞典字數在200多萬字左右，屬于中型詞典，將一冊付印。按照合同簽訂的規定，車洪才獲得每千字80元的稿費。
“幾十年都過去了，書現在能夠出來，他的工作也算結束了。”車洪才的妻子學平說。
為編纂詞典，車洪才幾年前開始跟著兒子學會了用電腦，如今電腦出現一般的小毛病，78歲的車洪才也能自己動手解決。
“現在上網看新聞，查資料。”車洪才對北青報記者說這番話時，妻子學平在一旁笑著補充，“他還可以上網購物。”
記者獲悉，車洪才和他的搭檔張敏又接下《普什圖語漢語--漢語普什圖語精選詞典》的編纂工作。
老人36年后來交稿
編輯人員一時沒聽明白
在1978年接下國家交給他的詞典編纂任務時，車洪才已近中年。
任務時間跨度近36年，中間經歷中斷，又被車洪才再度重啟。
2012年，詞典編纂任務初步完成。這年4月，車洪才帶著打印好的詞典編寫過程、體例說明、幾頁已排好版的樣稿以及主編人的簡歷，獨身一人乘坐公交，從中國傳媒大學的家中出發，經兩次換乘，來到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商務印書館。
他推門進入，卻不知道該找誰。
“你來這里干什么？”門衛問。車洪才答，“我要出一本書。”得知車洪才要出的書是外文類，門衛建議他前往外文室。這是車洪才在1978年以后，第一次來到商務印書館。
其間走錯一次門，等車洪才尋對位置，編輯室一位小姑娘接待了他。車洪才說，要出一本《普什圖語漢語詞典》。對方一時沒有聽明白。在聽車洪才提到詞典的字數是200多萬字后，小姑娘起身叫來編輯室主任。
“這是國家交給我的任務，我現在來交稿。”車洪才將帶來的材料一并交給聞訊趕來的編輯室主任，兩人交談了約30分鐘，這位主任當場表示，會認真研討車洪才帶來的材料。
在闡述編寫過程的材料中，車洪才提到詞典經過商務印書館立項。商務印書館的工作人員隨后在館內資料室查詢，組織編寫《普什圖語漢語詞典》的任務記錄的確在檔，時間是1978年。
我國辭書史上
一次重要的會議
普什圖語是阿富汗的官方語言，了解的人不多。編寫這本《普什圖語漢語詞典》的源頭還要追溯到1975年。
20世紀七八十年代，國內圖書市場書目稀缺，而辭書類圖書幾近成荒。從1975年5月23日到6月17日，一場中外語文詞典編寫出版規劃座談會在廣州召開，會議討論的內容，就是在1975年到1985年這十年間，規劃編寫出版160種中外語文詞典。
對于辭書出版來說，這次會議被認為是一次重要的辭書會議。著名的出版人、商務印書館原總經理楊德炎在2005年撰文提到，“這是我國辭書史上第一次有關辭書編纂出版的規劃會議，也是至今業內最為重要的會議。”
詞典規劃（草案）經會議討論后，部分地方的代表主動承擔下一些任務。
國務院在下達的通知中，要求中央各部委，以及各省、市（區）有關方面加強協作，力爭提前完成規劃中提出的任務。列入規劃的160種中外語文詞典中，不乏寵兒。而像《普什圖語漢語詞典》一類的，分屬小語種詞典，則由商務印書館承辦下來。
1978年受命
接下國家任務
1975年領回《普什圖語漢語詞典》的任務，商務印書館又找到了當時的北京廣播電臺，國家任務交接給廣播電臺的普什圖語組。此時車洪才在北京廣播學院外語系，但已被借調到廣播電臺的普什圖語組。
“當初沒有明確分工，負責普什圖語的有十幾個人，有些人做，有些人旁觀。”詞典的后期主要編纂者張敏回憶，后來，車洪才和他的學生宋強民慢慢接下這個任務。
1978年，隨著車洪才工作調動，國家任務被他帶回北京廣播學院外語系。他以前的學生宋強民成為助手，另一位編纂者張敏則偶爾過來幫些忙。
商務印書館向車洪才提供了一本從俄語翻譯過來的普什圖語詞典。以這本詞典為藍本，車洪才和宋強民進行普什圖語詞典的編簒。但很快，車洪才發現，俄語的翻譯導致不少普什圖語詞匯的意思產生變化，藍本只能當做參考資料，不能直接使用。
“詞典是后世之師，至少要影響后邊的兩三代人，有承前啟后的作用，而且，像普什圖語這樣的語種出版機會不多，所以，我們工作非常認真。”車洪才說。
在編纂中，為了讓每個詞的釋義都盡量準確，在原文解釋的基礎上，車洪才又找來普什圖語俄語、普什圖語波斯語、波斯語英語、普什圖語烏爾都語等多種版本詞典互校來確定。
編纂詞典的內容涉及詞的搭配，還要列出適量的例證，其中包含了相當數量的成語、習語和諺語。
“這本詞典雖然不是百科性詞典，但由于語言背景比較特殊，涉及歷史人物、風俗習慣及與宗教有關的詞條，也用簡單的文字略加介紹，免得讀者無處查閱。”車洪才說，自己有時候轉了一上午，為了確定一個詞，而有時，一天也搞不出幾個詞。
他和搭檔整理
10萬張詞匯卡
除了要付出時間，詞典編纂工作幾乎沒有任何經費支持。兩個人，北京廣播學院5號樓一間不大的辦公室，一張桌子，一個手工做起來的托架，還有一臺借來的普什圖語打字機。
為了排版和保存的方便，詞匯需要逐個抄寫在卡片上。團隊里，宋強民主要負責抄寫和中文的潤色，沒錢購買卡片，車洪才和宋強民托關系找到一個印刷廠，將印刷剩下的邊角料收下，再切割成10cm×15cm規格的卡片。
從1978年到1982年，車洪才的全部精力都用到詞典的編寫上。到1981年，3年時間里車洪才和宋強民整理出了10萬張卡片，他們把卡片放在木制的卡片箱里，塞進文件柜，足足裝了30多箱，這是詞典約百分之七十的工作量。
然而，之后一系列的工作調動使車洪才被迫暫停了編纂工作，盛著10萬張卡片的文件柜在他的辦公室里安安靜靜地待了好幾年。車洪才不放心，有一次回去正好辦公室裝修，他發現卡片竟被工人們鋪在地上墊著睡覺，發了一通脾氣以后趕緊將卡片都拿回家，一一查驗后發現還是少了很多。
“后來一段時間，我都不敢看這些卡片。”搬回家的卡片就這么放著，車洪才看一眼都覺得心里難過，“那是很多人很多年的心血。”此后，車洪才和張敏對毀壞遺失的卡片進行過一次補錄。
當年的任務
被漸漸遺忘
10萬張詞匯卡抄寫完成，詞典的編著工作進度是70%。正當任務講稿完成時，車洪才與他的搭檔的人生經歷變化，任務漸漸被遺忘。
“好像沒有人再提起這本詞典，它一下子銷聲匿跡了。”后期的主要編纂者之一張敏告訴北青報記者，在變化的時代里，大家都各搞各的工作去了。
在車洪才提交的《普什圖語漢語詞典》編纂材料中，團隊有6個人。車洪才與張敏是主編，最早參與進來的宋強民也在編纂團隊名單里。
宋強民忙于工作，后又去了美國，車洪才自己的命運也因國家安排而不斷變化，編纂詞典的任務無暇顧及。
當年躊躇滿志地接下編纂詞典的任務，到2012年小心翼翼地拿著材料走進商務印書館，歷經34年。其間，車洪才回校教書，參與新專業建設，借調外交部在中東從事外交工作。
2000年年初，車洪才和張敏都被返聘回高校教授普什圖語，其間為教學籌備編寫了4本普什圖語教材，但受限于普什圖語軟件的缺乏，文字書寫差異在編寫教材中難以克服。直到2003年，車洪才在瑞典的一個阿富汗語網站找到一款普什圖語軟件。
普什圖語詞典的任務也在2008年前后得以恢復。此時車洪才和張敏教完兩屆學生，正式退休。兩人沒有事務牽掛，一碰頭，決定就做了出來--將詞典剩下的部分做完。
“國家與個人都在經歷變遷，從中阿關系，到商務印書館，也都在變化著。”商務印書館外語室主任崔燕試圖向北青報記者解釋國家任務為何被遺忘。但最后，她也說不太清楚其中原委。“情況變化太大了。”崔燕說。
“他的團隊人太少。”崔燕對比大部分中型以上詞典的編纂工作，背后往往都有一個團隊的工作。崔燕回憶，當車洪才拿著詞典的材料來到商務印書館時，外語室編輯團隊心生敬佩，決定要做出這本詞典。
“這個群體，多是不計名利，把文化傳承視為擔當。”崔燕從這位老教授身上看到老一代辭書人的典型特質，“你要知道，編纂一本詞典，并不能作為科研項目，很多年輕的學者并不愿意進入這個行業。”
如今所見的重要辭書《辭源》（修訂本）、《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中國大百科全書》等都是在1975年列入國家任務的。生于同時代的許多詞典早已赫赫有名，而《普什圖語漢語詞典》還待出版。本版文/本報記者 羅京運
攝影/《人物》雜志特約攝影記者 天宇
回溯
對話
老教授：國家忘了，我自己沒有忘
北京青年報（以下簡稱北青報）：知道普什圖語的人并不多，您是如何接觸到這門語言的？
車洪才：1957年，我考上北京外語學院學習英語，大三時，國家有指示，從全國外語類學生中挑選出一批人學習小語種。考慮到小語種叫法有歧義，那時叫非通用語。可以去的國家有十幾個，我接受組織安排，前往阿富汗的喀布爾大學文學院學習普什圖語。
當時，面對組織分配，沒有挑選可言，國家的需要就是個人的志愿。我們受到那一代的教育，具有那一代人的典型特點。
北青報：您是如何接下詞典編纂任務的？
車洪才：1975年國務院在廣州召開全國辭書工作會議，制定了辭書出版計劃。計劃中有《普什圖語漢語詞典》，由商務印書館承辦。當時我在北京廣播學院，借調到北京廣播電臺的普什圖語組。任務交給電臺，電臺交給我們組，幾經變化，任務又交給了我。
1978年，我帶著編寫詞典的任務從國際臺回到外語系，借調來一位改了行的畢業生作我的助手，以商務印書館提供的一本從俄語翻譯過來的詞典為藍本，進行編簒。
北青報：詞典編纂的工作后來怎么停止了？為什么又再度編纂？
車洪才：當時大家都不考慮這個任務了。宋強民后來移民去了美國。我整年編寫詞典長期沒有為系里做工作，1982年外語系要增開國際新聞專業，抽調我外出進行生源調查，論證開辦國際新聞專業的可行性。后來，又去了外交部，忙于其他事，詞典就被擱置了。我與宋強民后來見了一面，我們倆都沒有提這件事。
雖然忙，但我心里也在想，國家忘了，我自己沒有忘。直到2000年這個任務慢慢恢復。我被返聘回學院教普什圖語。當時沒有教材，我們邊教書，邊編寫教材，積累了不少經驗。后來技術慢慢成熟，電腦也有了普什圖語的軟件。
北青報：這期間，您委屈嗎？
車洪才：我沒有委屈，但經歷過傷心的事。卡片曾經被毀壞過一批，我把卡片從辦公室帶回家，我女兒上大學，回來看到卡片，幫著我收拾。后來一段時間，我都不敢看這些卡片。卡片就那么放著，看一眼心里都難受。那是很多人很多年的心血。
北青報：這36年，你都在做什么事？
車洪才：2000年，我返聘回校教普什圖語，和張敏一邊教書，一邊編寫教材，前前后后有四本。2008年至今，除了《普什圖語漢語詞典》，中間又與別的出版社合作，編纂了三本普什圖語字典，其中還有一本軍事用語詞典。這些詞典都是根據《普什圖語漢語詞典》為母本進行參考。那么多年都干什么了，這些詞典就是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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