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dǎo)讀]曾鞏不像那些弄虛作假的政客，有一點泡子就吹噓成氣球那么大。
曾鞏是宋代新古文運動的中堅，散文成就很高。在文學創(chuàng)作方面，他遠學韓愈，又師承歐陽修，主張“文以明道”。宋代以降，許多人將其作品奉為典范，他因此成為了“唐宋八大家”之一。然而，縱觀曾鞏一生經(jīng)歷，他不但是一位文學家，更是一位實干家，只不過在那個文化重于經(jīng)濟、詩文貴于粟粒的特殊時代，其行政才干被耀眼的文名所掩蓋住罷了。
1057年，39歲的曾鞏考上進士。在這之后，除了在京城當過幾年集賢校理、實錄檢討官外，他大部分時間都在浙江、山東、江西、福建等地的基層任職，前后長達10余年，所到之處，打擊豪強、抵制兼并、興修水利、減賦救災(zāi)，為老百姓做了很多實事好事，成效卓著，頗有政聲，是那個時代少有的能臣干吏。
越州：下令讓富戶出售糧食
1069年，在京城任職數(shù)年的曾鞏，因在王安石與司馬光關(guān)于變法的爭執(zhí)中把兩邊都得罪了，心生不安，遂向宋神宗請求外調(diào)。宋神宗安排曾鞏出任越州（今浙江紹興）通判。
北宋的通判，雖然是個副職，但在處理政事上，是與知州同享權(quán)、共擔責的，即所謂“與守臣通簽書施行”。曾鞏當年6月到任，隨即察民情、訪貧苦、搞調(diào)研。越州這地方有個老習慣，那就是從酒坊征收賦稅，供衙門使用。曾經(jīng)有一段時間，酒坊錢有限，不夠財政開支，州上便想了個法子，不足部分，分攤到老百姓身上征收，而且一下子就確定了7年的期限。然而，7年后，期限已到，衙門卻“責賦如初”，橫征暴斂，絲毫沒有按規(guī)定停征的跡象，老百姓怨聲載道。曾鞏了解情況后，馬上停止了這筆賦稅的征收。
曾鞏在越州沒待多長時間，又碰上當?shù)仞嚮模瑸?zāi)情嚴重，民生凋敝。曾鞏考慮到常平倉（古代一種調(diào)節(jié)糧價的方法，建造倉庫儲備米糧，糧價低時就從外面高價買來，糧價高時就把倉庫中的減價出售）的糧食不夠救濟災(zāi)民，而遍布鄉(xiāng)野的老百姓又不方便到城里購糧，為解燃眉之急，便安排人廣貼告示，要求各縣富戶如實申報自家糧食的儲量。當曾鞏看到富戶們申報上來的儲量達到15萬石時，他的心里踏實了。他立刻發(fā)布政令，要求各地富戶以比常平倉糧價略高一點的價格向百姓出售糧食，從而使饑民能就近購買，無異于雪中送炭。同時，他還籌集了5萬錢的資金，借給無錢的農(nóng)戶購買種子。
通過這些措施，越州百姓平穩(wěn)度過了災(zāi)年，沒有出現(xiàn)大量餓死人的情況，百姓的農(nóng)事也沒有扔下，廣袤的田野上又泛起了新綠。
齊州：一舉端掉“霸王社”
1071年，曾鞏調(diào)任齊州（今山東濟南）知州。知州可是地方上的一把手，曾鞏深知責任重于泰山。自古以來，齊魯便以民風強悍著稱，所謂“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齊魯多勇猛響馬之幫”。黃巢起義、宋江落草，乃至清末義和團，皆發(fā)端于齊魯大地。曾鞏所任職的齊州，就被評價為：“野有群行之盜，里多武斷之家”，是個有名的難治之鄉(xiāng)，豪強地霸比比皆是。所以，曾鞏這個知州，絕對不好當。他清醒地認識到其難治之處，決定重拳出擊，打擊豪強，樹立威信。
當時有一周姓富戶，其子周高為富不仁，橫行鄉(xiāng)里，民憤極大，但周家“力能動權(quán)貴”，與地方官沆瀣一氣，百姓敢怒不敢言。曾鞏初來乍到，便以此為突破口，搜集證據(jù)，迅速將周高法辦，百姓拍手稱快。章丘一帶有一伙叫做“霸王社”的土豪，殺人越貨，無惡不做，曾鞏派兵將他們悉數(shù)抓獲，一舉端掉了這個犯罪團伙，將31名罪犯判刑，發(fā)配邊疆。他還在齊州開創(chuàng)了“保伍”之法，以5戶為一保，監(jiān)督出入，實行外來人口登記，有盜賊則鳴鼓相援。通過曾鞏的治理，齊州盜、劫等犯罪明顯下降，由治安案件多發(fā)之州變成了平安之州，風氣為之一清。
曾鞏不像現(xiàn)在有些官員，眼睛只盯著上面的好惡，專揀上頭喜歡的事做，唯領(lǐng)導(dǎo)馬首是瞻，“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反倒把本身的守土愛民之責拋卻一邊，甚至不惜弄虛作假，勞民傷財。曾鞏既勤政，又務(wù)實，而且凡事能從實際出發(fā)。當時，為治理黃河，朝廷從各地調(diào)集民工，要從齊州調(diào)丁2萬。按當時注冊的戶口計算，3個勞動力里就要調(diào)一個，抽調(diào)比例高達1/3。當曾鞏聽說一些地方的戶口有漏登、瞞報現(xiàn)象后，馬上決定開展人口普查工作，從下至上，層層上報，反復(fù)核實，最后發(fā)現(xiàn)，9丁抽1就能滿足征丁之需。他的這一務(wù)實作風，使許多尋常百姓免去了徭役之苦，減輕了他們的負擔。
其實，曾鞏在齊州的政績還遠遠不止這些，比如他推行王安石的新法，刺激了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修建齊州北水門，解決了困擾齊州城多年的水患問題；疏浚了大明湖，如今它已是濟南的著名景點；等等。后人曾在千佛山建曾公祠，還在大明湖畔建南豐祠（曾鞏又稱南豐先生），都是為了紀念曾鞏為齊州所作的巨大貢獻。
洪州：把官舍改為臨時收容所
1076年，曾鞏調(diào)任洪州（今江西南昌）知州，兼江南西路兵馬都鈐轄（武職，主要負責防務(wù)）。洪州是當時有名的文化繁榮之地，唐代王勃一篇《滕王閣序》，使“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天下聞名。這里也的確是一個物華天寶、人杰地靈的地方，晏殊、歐陽修、王安石這些曠世名儒，包括曾鞏自己，均出自這里。到洪州，是曾鞏多次向朝廷請求的結(jié)果，因為他母親已經(jīng)近90歲高齡，需要照顧。
任職之初，恰逢江西瘟疫流行。曾鞏趕緊調(diào)配救災(zāi)物資，迅速命令各縣、鎮(zhèn)儲備防疫藥物，以備萬一。他安排人騰出州衙門的官舍，作為臨時收容所，給那些生病的士兵和染病無力自養(yǎng)的百姓居住，不但分派醫(yī)生給他們治病，還給他們免費提供飲食和衣被，使這些人不至于在忍受病痛的同時挨餓受凍。他派人隨時記錄疫情，把染病和沒染病者均登記造冊，及時匯總，然后從國庫調(diào)撥資金，按輕重緩急，依次有序地分發(fā)救濟款。曾鞏這一系列舉措，從死亡線上挽救了許多鮮活生命，充滿著那個時代少有的人文關(guān)懷。
當時，曾鞏還有一件事干得非常漂亮。朝廷派兵征討安南（今越南），要求沿路州府提供食宿糧草，搞好這支遠征軍的過境接待。俗話說：“匪過如梳，兵過如篦”，數(shù)萬人吃喝拉撒，當?shù)匮瞄T一個安排不周，軍隊擾民的事情就有可能發(fā)生，這個協(xié)調(diào)工作可不容易干。所以，大軍南下，一路浩浩蕩蕩，弄得沿途百姓苦不堪言。曾鞏絲毫沒有掉以輕心，而是提前作出籌劃和安排，及時調(diào)度物資，巧妙安排過境時間。最后，大軍過境，倒也秋毫無犯，許多百姓甚至根本不知道有大軍路過本地。
福州：當官不與民爭利
1077年，曾鞏由洪州轉(zhuǎn)任福州（今福建福州）知州，這一年，他已經(jīng)59歲了。在北宋，這種高齡還在任地方官的，除了照顧養(yǎng)老，就是被貶外放，要么就是不被皇帝重視，曾鞏也許屬于后者。他自1069年外放越州以來，已在多州任職9年，以曾鞏的文學名氣和政治作為，皇帝只要稍微關(guān)注一下，早就可以回京點翰林、當學士了。所以，同僚們都認為他懷才不遇，《宋史?曾鞏傳》對他的評價就是“鞏負才名，久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不過，曾鞏并無怨言，依然兢兢業(yè)業(yè)。他在福州任職僅1年，時間雖然很短，政績卻不俗。
福州任上，曾鞏提出一個觀點，那就是：當官不能與民爭利。當時，地方官的待遇不錯，除了正常的工資、津貼之外，朝廷還撥給一定面積的“職田”（權(quán)屬國家的固定田產(chǎn)），通過收取這些田地的租子來發(fā)放補助。福州沒有“職田”，但有一塊面積很大的菜園，州上經(jīng)營這塊菜地得當，單算菜錢，州官們每年就能得到三四十萬錢。
不過，官府的蔬菜大量上市，擾亂了市場，導(dǎo)致菜價越來越低，以種菜為業(yè)的菜農(nóng)倒是賣不掉他們的菜了，收入大減。所以，州府的這個讓官吏們富得流油的菜園子，成了老百姓“賣菜難”的禍根。曾鞏了解到這一實情后，憤慨地說：“太守與民爭利，可乎？”官員應(yīng)該設(shè)法增加農(nóng)民收入，怎么能與民爭利呢？他立刻取消了這個“富官傷農(nóng)”的菜園子，雖然自己的油水少了一大塊，但保障了菜農(nóng)的利益，老百姓為之歡呼。
福州這地方還有一個怪現(xiàn)象，買官的少，買住持的多。為何會出現(xiàn)這種情況？原來，福州歷來興佛教、多寺廟。除了國家會撥付一定產(chǎn)業(yè)給寺廟外，許多百姓、富戶，也紛紛給寺廟捐贈金錢、地產(chǎn)等，寺廟和尚因此比衙門官差還富。一時之間，投身寺廟當和尚，成了人人向往的熱門職業(yè)，一些好逸惡勞的地痞流氓破落戶到處鉆營，為撈一個當和尚的指標而費盡心機。一些頗有聲望的社會名流甚至都會買通關(guān)節(jié)，賄賂官府，爭當住持，搞得福州上上下下烏煙瘴氣。曾鞏斷然決定采取措施，剎住這股歪風。
曾鞏頗有超前意識，他知道，要杜絕住持買賣，唯有“直選”。他安排人分別前往各地寺廟，把和尚們聚在一處，通過他們的無記名投票推舉住持，然后把“直選”出來的住持層層上報州府，由州府發(fā)布聘任文書，一切都明著進行，從而堵住了后門。
以上只是曾鞏從政的點滴，60歲之后，他還被朝廷安排到明州、亳州、滄州等地任過知州，所到之地，也均有政績。與那個時期許多更有名的士大夫不同，在實際工作中，曾鞏少于議論，多于實干，說得少，做得多。他以儒家的忠君愛民為出發(fā)點，簡單、純粹、執(zhí)著。他一生輾轉(zhuǎn)七八個州，大多數(shù)時間都在基層任職，及時處理了很多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問題，為百姓真正做了一些實事、好事。當他任滿離開時，竟有百姓緊閉城門，極力挽留，不愿意他離開。
然而，曾鞏不像那些習慣于弄虛作假的政客，有一點泡子就吹噓成氣球那么大，甚至影子都沒有的政績也要瞎吹一番，欺上瞞下，拼命“打扮”自己。他對于自己的政績從不張揚和炫耀。每次上書皇帝，他只說些盡孝養(yǎng)親之類的尋常家事，其它只字不提。而這，恰恰成了曾鞏的短處。由于他不擅宣傳自我，加上他在基層推行了王安石的新法，反對變法的資政殿大學士呂公著便在宋神宗面前打小報告，說曾鞏“為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把他評價為一個品格低下、碌碌無為的庸官，斷言他不堪大用。曾鞏于是一直無法以才干立朝，一輩子沒有得到更好的機會施展抱負。后世的人們只知其文章，不知其政績，他的卓越才干，便淹沒在歷史的塵埃中不為人知，堪稱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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