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羚羊木雕》寫道：“我”上體育課刮破了褲子，為免家長責罵，按形影不離的好友萬芳所出的主意，跟她易褲而穿。萬芳又沒有向母親道明真相，結果代“我”挨打受罰。“我”擅自將父親從非洲帶回來送給“我”留念的羚羊木雕轉送給萬芳作為答謝。父母得知后軟硬兼施地逼“我”去跟萬芳要回了木雕，使我失信于好友。

有的評論認為：孩子之間互相幫助，患難與共，有情有義；父母應當尊重孩子之間這份真摯的情誼，不應當重財輕義，逼孩子要回木雕，以至破壞孩子之間良好的關系，挫傷孩子的自尊心。

我認為這種觀點誤導了孩子。

理由是，孩子在“褲子事件”和“木雕事件”中是一錯再錯，才導致孩子與父母之間的誤會與矛盾，才導致父母采取一系列合理法但不合情義的舉措。

第一， 在“褲子事件”中，孩子沒有向父母如實交代事情的真相，反而采用調包的方式

來欺騙家長，以至萬芳無辜挨打受罰。這就使事情復雜化、事態擴大化，在子女和父母之間產生無謂的誤會和矛盾。

況且，用假話來隱瞞真相、以謊言來掩蓋事實，是不忠誠老實、不光明磊落的表現。把互相幫助建立在弄虛作假的基礎上，是學友之間無原則地講義氣，是好心辦壞事。這樣為人、這樣行事，有情義但不合法理，是不值得肯定的。

我由此聯想到，謝霆鋒開車出了交通意外，竟跟人調包，叫人頂罪，企圖逍遙法外。結果被視為作假口供，妨礙司法公正，被判做社會服務。

“褲子事件”中兩個孩子的所作所為本質上跟“謝霆鋒事件”相似，只不過對社會、對公眾并未構成危害，錯誤程度相對輕微而已。

第二， 在“木雕事件”中，作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我”在沒有征得監護人同意的

況下，把監護人贈與的很有紀念價值的羚羊木雕轉送給學友，屬于私相授受，是不受法律保護的。如果“我”的監護人對這起轉贈提出異議，想要索回木雕的話，就絕對是合理合法的。

孩子們一錯再錯，造成父母的誤解、責罰、打罵、逼迫，就不足為奇了。只能說這是孩子們咎由自取。

當然，父母的舉措雖然事出有因，但不能說完全沒有錯誤。好比說，萬芳媽打罵萬芳，罰萬芳長久站立，教育方式簡單粗暴。“我”父母硬逼我向萬芳索回羚羊木雕，的確過于講求原則，重財輕義，沒有顧及“我”的臉面。盡管孩子犯了錯誤，但是作為家長應該重在說理教育，不能專制粗暴地打罵孩子。否則，物極必反。

一言以蔽之，孩子的行為重情義不合法理，父母的做法是合法理不重情義。

父母閱歷廣，經驗足，作為孩子，犯了錯不能隱瞞真相、自作主張，必須及時且如實地向家長匯報，開始走向自主獨立、卻又單純稚嫩的孩子更要如此。因為如此才有可能得到父母的理解、原諒、指導、協助和支持。否則就會引起誤解對立，引發矛盾沖突，造成隔閡分裂。孩子長大了，可以有自己的主見，但絕不能繞開父母，甚至跟父母對抗，也絕不能自把自為，我行我素，胡搞亂來。孩子要懂得跟父母溝通，要懂得尊重父母，要明辨自己的行為是否合乎情義和法理，要明白自己行為權利的上限。

梁永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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