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隱《海濱故人》賞析

發布時間：2016-6-26 編輯：互聯網手機版

關鍵詞：海濱故人廬隱彷徨苦悶

蘇聯心理學家維戈茨基認為，既然社會人的心理被視為該時代的包括藝術在內的一切意識形態的共同的土，那也就是承認，藝術最直接地受社會人的心理的制約和規定。作為“五四的產兒”的女作家廬隱在其代表作《海濱故人》中記錄了她的悲哀的生涯，同時也突出再現了她自身內在的情緒。“魯迅先生曾援引過匈牙利詩人裴多菲題B.S.夫人相片的詩句：因為她是苦惱的夜鶯。同樣，廬隱也是‘苦惱的夜鶯’。”①

“五四”新文化運動高喊婦女解放、婚姻自由的口號，然而傳統觀念根深蒂固，封建勢力頑固，使婦女解放步履維艱。處于中西文化大碰撞的時代，廬隱要求婦女解放，渴望愛情自由，但她同時也是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氛圍中長大的，身上又刻著傳統文化的烙印，使她的現代思想與傳統思想相互交織，常使她陷入人生抉擇的兩難境地：一方面無法抗拒感情上的召喚，另一方面又帶有一種負罪感。這樣的一種矛盾心理，使她只能在兩者的夾縫中苦苦掙扎。作為一只“苦惱的夜鶯”，這些使她對女性人生的個體追求和不可知的前途充滿了絕深的悲怨，也就是在這種心態的交織下使她對女性的命運有了更深切的體驗。

這種心態，在她的小說《海濱故人》中體現得尤為明顯。《海濱故人》是廬隱的成名之作和代表作，同時也是她作為“苦惱的夜鶯”歌唱的結晶。它清晰地勾勒出一批“五四”知識青年從追求到幻滅的心靈歷程、作品的主人公露莎和她的同窗好友玲玉、蓮裳、云青、宗瑩，這群在女高師范讀書的青年本來“都是很有抱負的人，和那醉生夢死的不同”。她們天真活潑，假期住在海邊，“對著白浪低吟，對著激越高歌”,過著無憂無慮的日子。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她們產生了反對封建禮教、追求婦女解放和愛情自由的強烈的愿望。她們以“探索人生”為己任，但“人生到底是什么”這個問題她們并不清楚。她們抱著美妙的幻想走向生活，希望做一個“社會的人”，可是年青的心靈同舊的習俗觀念又難以割斷。于是，當她們接觸愛戀，踏入社會時，便“不幸接二連三都卷入愁海了”。露莎為著思考“人生到底是作什么…”而犯了哲學病，不由得產生了究竟是知識誤我，我誤知識？”心理，“弄得精神衰頹”，陷入了苦悶的深淵。她在于梓青的交往中與其結為知己，但梓青卻是使君有婦的青年，因而他們的戀愛受到世俗的非議。于是露莎轉而追求自由的精神生活。可精神戀愛的道路依舊行不通，于是露莎最終與梓青結合，飄零而去。但他們不知所往的結局，任舊只會是悲劇。“原想作一個完美的教育家”的云青，為了家庭割舍了自己的愛情，最后走上了一條歸隱之路。宗瑩、玲玉、蓮裳也都經受了愛情上的煩惱痛苦，個人與社會，理想與現實，感情與理智的矛盾使得這些覺醒的知識女性個個籠罩在“生的苦悶”和“愛的苦悶”之中，這同時也是“苦惱的夜鶯”歌唱的內容。廬隱的這部作品中的人物不同的遭遇、經歷和命運，寫出了她們共同的不幸，真實而深刻地表現出“五四”時代一部分知識女青年的苦悶、彷徨。

正如茅盾在《廬隱傳》中曾經這樣感嘆過：“我們現在讀廬隱的全部著作，就仿佛再呼吸著“五四”時期的空氣，我們看見一些“追求人生意義”的熱情的然而空想的青年們在書中苦悶的徘徊，我們又看見一些負荷著幾千年來傳統思想束縛的青年們在書中叫著“自我發展”，可是他們的脆弱的心靈又動輒多所顧忌”。從側面我們可以看出當時五四知識青年在理想面前的苦悶、徘徊，同時又帶有心靈脆弱的特征。廬隱在寫作時，把自己的內在情緒投射到她的筆下的人物身上，是她們具有作家本身的思想情感，愛與恨和矛盾。

廬隱本人是不幸的，可以說是命運多舛。廬隱生于1899年，這時，資產階級維新派的“戊戌變法”慘遭失敗。中國的大地在帝國主義列強的鐵蹄下呻吟悲哭。這是一個被詛咒的時代，一個有著濃厚的悲劇色彩的時代。中國人民反抗斗爭的一次次的失敗和喪權辱國條約的簽訂使社會形成一種普遍的悲觀心理。廬隱就是在這樣內憂外患的環境中長大的。這個充滿著屈辱和憂傷的時代，在廬隱的心靈上投下了一片濃郁的陰影，而她的不幸的童年經歷更使她心靈蒙上了憂郁色彩。她出生于一個封建的官宦家庭，因為她降生的這一天，正是她的外祖母去世的日子，迷信的母親便很不喜歡她，使這個富裕人家的女兒從小得不到愛，她是在以為貧苦農家的善良奶媽的哺育下長大的。由于在家里備遭冷漠與歧視，所以性情抑郁。從記事開始，幼小的心靈就帶著創傷。在稍微長大了之后，又獨行千里，寄居異鄉，過早的嘗盡了世態炎涼的苦，隨著母親的離世，夫亡、友逝的重擊，這崎嶇坎坷的命運，“使她總拿一聲嘆息，一顆眼淚，去籠罩宇宙，去理解一切”。②以至于在后來的寫作中隱隱透著“生的苦悶”情感關照，在作品中奏響了“苦惱的夜鶯”歌唱的最高音。

廬隱的身世在廬隱身上留下了鮮明的印記，同樣，廬隱也她那些“五四時期”的時代兒身上，抹上了一層濃厚的感傷色彩。在《海濱故人》中露莎這樣說道：“世界上的事情，本來不過爾爾，相信人，結果就不免孤零之苦，就是不相信人，何嘗不是依然感到世界孤寂呢？”作者用筆寫出新女性人物憂郁的心境，而這些卻又恰恰就是作者本人的心聲，以至于她自己也承認：“我簡直成了悲哀的嘆美者”。③

在《海濱故人》中，開篇就交代了露莎的身世：這時她正好出世……但同時意外發了…… 她的祖母死了…… 露莎的母親感到露莎的身世有些不祥，把思量母親的熱情變成憎惡露莎的心了！…… 露莎已不在她母親的懷抱，那個新奶媽，是鄉下來的……露莎住在奶媽家里……露莎回家時已經四歲了……后來在露莎外地讀書期間，接到來自家里的電報，說母病危，于是露莎回家，結果母已經死了。在文本中露莎的身世與廬隱本人的身世是如此的相似。

同樣在外貌和性情方面，《海濱故人》也確切地勾勒出了她自己的外貌和性情“露莎有一個很清瘦的面龐和體格，卻十分剛烈。朋友們給她的贊語是短小精悍。她的脾氣很爽快，但心思又極深，對于世界的謎，仿佛已經識破，對人們交流總是詼諧的”。“《海濱故人》是廬隱前半生的自傳，露莎就是廬隱自己。”④

關于戀愛，廬隱說過，“我自然不會主張來戀愛要以金錢地位、年貌為條件，可是也不相信是絕對無條件的。”她的條件是什么？是精神！她自己對待愛情便是這樣。在一次學生的同鄉會活動中，結識了郭夢良，兩人一見傾心。可是郭夢良是使君有婦，廬隱對此充滿了矛盾。她不愿為了她自己的幸福，逼迫自己所愛的人拋棄妻子，同時他自己本來已經是一個主動要求毀婚的女子，偏偏又愛上了一個已經結婚的人。他們的行為時不能被世俗所接受的，廬隱陷入了苦苦的掙扎與彷徨中。對愛的期盼與向往使她不能放棄這份愛，現實的困境又讓她看不到出路，因此想要用精神之戀來安慰自己。她說：“其實我生平講精神生活的，形跡的關系的有無，都不成問題。”她又在給郭夢良的信中寫道：“我們相知相諒，到這步田地，申言絕交，自然是矯情。好在我生平主張精神生活，我們雖無形式的結合，而兩心相印，已可的到安慰了。”廬隱的困擾困擾讓他們的戀愛陷入了兩難的境地。后來廬隱在她的《海濱故人》中完整地再現了這一苦戀的過程。小說中的露莎是追求精神之戀的一個典型例子。露莎與梓青原是相愛的兩個人，可是梓青已經是結婚的了，在舊的倫理綱常依舊十分強大的情況下，露莎的心理深感恐懼，正如她給云青的信中所說的：“梓青與沙之情愛，成熟已久，若環境順適，早賦于飛矣，乃終因世俗之梗，夙愿莫遂。沙于梓青非不能鏟除禮教之束縛，樹神圣愛之旗幟，特人類殘茍已極，其毒焰足逼人至死，是可懼耳！”于是露莎只能無奈的尋求精神愛戀以慰藉兩個痛苦的靈魂。露莎其實就是廬隱自己，露莎的這種心態可以說是廬隱自我心聲最直接的表達。在《海濱故人》的結尾處。露莎與梓青在海濱建造了一座精廬，可兩人卻不知所蹤。顯然，這座房子是他們理想生活的象征，他們想要一座這樣的房子，獨立于世俗之外，可他們又建造的勇氣，卻沒有住的勇氣。這樣的結局可以說是露莎苦悶矛盾心理的最好結局。同露莎一樣，另外四位女子也陷入了苦悶中。他們五個人沒有一個人對未來持有積極的人生態度：“人壽究竟有幾何？窮困潦倒過一生，”以及“以后的事情還講不到，且把眼前的快樂享受了再說”。在面對愛情的美妙時，她們得到愛情并且也需要愛情，同時更堅信“情事滋潤草木的甘露，想要開出美麗的花，必定要用情汁來澆灌.”但是她們本人在現實生活中，用”情汁精心澆灌“出來的生命之花，卻不是愛情的“美麗”，而是煩惱的“愁海”：宗瑩被師旭猛烈進攻，云青被蔚然糾纏不休，玲玉被劍卿拖入愛河，而蓮裳則愛上了一位姓張的青年。按照常理來講，這些青年女性應該為自己找到歸宿而高興才是，可他們為什么卻沒半點喜悅之感，相反都流露出了精神的絕望的頹廢情緒呢？那是因為“使君有婦”。而她們有拒絕被世人看成是落伍者，但同時又恐懼中國傳統的婚姻，使她們成為一個矛盾體，最終由于個人力量的渺小，她們妥協了，同時成為犧牲品：活潑潑的露莎從此憔悴了！消沉了！而宗瑩也好像變了一個人似的，失去了往日的活潑清爽的性格，像籠子里的鸚鵡，毫無生氣。”愛情成了她們唯一的旗幟，唯一的依靠，唯一的屏障，但愛情卻只是婚姻結合的前身，這是一個淡淡無望的開始。曾今為獲得戀愛自由權利而戰的五位新女性，都對她們本能所追求的戀愛自由產生了動搖。

對于這五位新女性的“愛情恐懼癥”，應該說都與她們卷入了婚外戀有著必然的聯系。由于作者本人的戀愛也屬于婚外戀，這個婚外戀當然是相對于郭夢良而言的，更是由于當時“五四”時期提倡婚姻自由后遺留下的后遺癥，社會上稍微有點知識的女性幾乎都積極的實踐著這個口號。廬隱對此深感憂慮，于是廬隱借《海濱故人》來警醒世人。五位新女性被動地卷入到這情感的漩渦中，處在被玩弄的境地中。而那些男性呢，卻始終保持著一副楚楚可憐的樣子，以圖得女性的同情以至于進一步的發展。同時作者又將這些卷入婚外戀漩渦中的女性以靈魂的逃遁的命運作結，反映了新女性處于新舊交替時代的思想局限性。宗瑩婚后“把昔日所談的求學著書的話，一概收起，”而云青婚后，“開始研究佛經，出世之想較前更甚，”露莎雖然并沒有完全墮入到婚外戀的愛情陷阱中，但她也神情黯然萬念俱灰地意識到：“人間譬如一個荷花缸，人類譬如缸里的小蟲，無論怎樣聰明，也逃不了人間的束縛。”最后在故事結局處，露莎也只能建一小屋，上面寫著“海濱故人”四個字，來逃避人間的煩惱。廬隱處在一個以男權為中心的時代，又不能以直接之言來勸誡青年女性，只能以這種較隱晦的方式，去警醒當時的青年女性，而正是這種方式，使廬隱感到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掙扎的苦悶與痛苦，反映出她對婦女解放的悲觀情緒。

廬隱的“愛的苦悶”還體現在同性之愛上面。廬隱讀書期間結識了三個人，他們四人合稱為“四公子”，一個是王世瑛，一個是陳實秀，一個是程俊英。可是由于時局關系，四人也漸漸失去了聯系，當日的激情亦不復存在。“在她的《海濱故人》露莎系自指，云青、玲玉、宗瑩，似乎是分指她們三人”。⑤ 在小說中五位新女性用同性之愛建立起一個與世隔絕的城邦，可后來由于承受不起世俗的壓力而土崩瓦解，這五位姐妹也只能回到污濁的塵世中去了：嫁人的嫁人，回鄉的回鄉，甚至有人看破紅塵。昔日相知相伴的海濱故也只能留下空空的一座海濱精廬任人憑吊了。同性之愛在現實中找不到出路，最后只能以各個姐妹的妥協來作結，油然而生一種難以抑制的幻滅感，在同性之愛面前的無力感與苦悶情緒。

廬隱是苦悶的，作為一個“苦惱的夜鶯”，“現代有幾個人不曾感覺到？經驗過？但別人諱莫如深，唯恐人知，廬隱卻很坦白地暴露出來，又能從世俗非議中毅然決然地找尋她苦悶的出路，這就是她的天真和偉大之處。”⑥廬隱的《海濱故人》寫出了新時代女性的苦悶：“生的苦悶”與“愛的苦悶”，再現了作者的真實情感體驗，可以說《海濱故人》是廬隱“生的苦悶”和“愛的苦悶”的結晶，同時也是作為“苦惱的夜鶯”歌唱的結晶。

參考文獻：

① 錢虹：《文學與性別研究》，同濟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② 茅盾：《<中國新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

③ 《廬隱的生平和創作道路》，載肖鳳：《廬隱》的“附錄”部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

④ 劉大杰的《黃廬隱》，載肖鳳《廬隱》的“附錄”部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

⑤ 蘇雪林的《關于廬隱的回憶》，載肖鳳《廬隱》的“附錄”部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

⑥ 蘇雪林的《關于廬隱的回憶》，載肖鳳《廬隱》的“附錄”部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

趙倩

[廬隱《海濱故人》賞析]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