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九齡：盛世功業夢

發布時間：2016-5-15 編輯：互聯網手機版

何書彬

科舉造就的不僅僅是一個龐大的人才群體，也在大幅度地改變著文官集團的運轉模式，塑造著文官集團的整體性格，這種影響在開元時期初現端倪，并將在后來中國一千多年的歷史中持續不斷地表現出來。

公元734年（開元二十二年）的除夕剛過，正在家鄉丁母喪的張九齡突然接到了來自京城的加急詔書：玄宗命他馬上進京拜相。

幾乎來不及做任何思考，張九齡就聽命火速北上。其時玄宗移駕東都洛陽，從張九齡的家鄉韶州曲江（今廣東省韶關市）到洛陽有四千一百四十二里，途中多需跋山涉水。張九齡日夜兼程，二十多天后與玄宗相見。

從青年時代就深懷佐國夢想的張九齡自然很清楚，在三十多年的宦海沉浮后，而今他終于遇到了一個可以施展平生抱負的好機會，可依照他崇奉的古禮，拜相詔書顯然來得不是很合時機，他向玄宗請求，希望能在丁憂期滿后再到長安上任。

玄宗直截了當地拒絕了張九齡的請求，對他說，現在正是國家急需用人之時，不需拘泥于禮法，請他立即斬斷哀思，開始處理政務。（唐玄宗，《答張九齡讓起復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批》）

玄宗的說法并不能平息張九齡內心的沖突，帶著一絲不安，張九齡赴任宰相一職。這個職務非常有利于張九齡實現他的文治夢想，但是數年后，張九齡將會發現，在是否應在丁憂期滿后再上任這個問題上，玄宗和他的不一致正是表現了兩個人的不同，那就是玄宗并沒有像他一樣真正把儒家學說作為立身經世的最高準則。

但畢竟是玄宗給了張九齡實現功業夢的機遇，在本朝開國的近百年里，朝政一直由關隴士族牢牢地掌控著，玄宗的即位改變了這種狀況，一大批庶族士子通過科舉大批地進入中樞。在張九齡之前，宋璟、劉幽求、蘇頲、張說等人先后拜相，他們和張九齡一樣，都是進士出身，玄宗與他們合力開創了開元之治，使唐朝迎來盛世。

■ 入仕

公元702年，25歲的張九齡得中進士。后來，他又兩次參加朝廷為選拔精英人才而在科舉中設置的特科考試，均以才鑒得顯。

因為生在嶺南，又出身于寒庶，即便是在貴顯以后，張九齡仍會自稱為“嶺海孤賤”，即偏遠地區的寒微之人。對科舉這樣一個不依門第、論才取士的制度，張九齡一直有著特殊的感情，多年以后，當他執掌相權，他還對這個制度再做調整，使其在朝廷的人才選拔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初入仕途的張九齡正逢上唐室的多事之秋，先是武后掌權，接著是中宗太子重俊作亂被殺，繼而是安樂公主與韋后合謀毒死中宗，然后又是玄宗在繼位初期與太平公主的爭斗。不同的政治集團走馬燈似的輪換，眾多士人也因之成為多變的政局和殘酷的政治迫害的犧牲品，一套新的用人機制也慢慢形成。

早在武后還沒有建周代唐時，她在選拔人才上，就表現出了和太宗、高宗完全不同的方式。在唐初武德一朝的12位宰相中，除了劉文靜外，其余全是士族出身；在貞觀一朝，寒門出身的宰相也僅占宰相總數的三分之一。在選拔人才的原則上，唐初崇尚的是“立功”和“立事”，所謂“立功”，主要指的是開國功勛，“立事”則指的是“尤明時務”“長于吏道”，以文學見進的，在唐初寥寥無幾。武后掌權后，開始大刀闊斧地改變這一局面，“大崇文章之選，破格用人。”

選官原則的變化使得科舉的地位快速提升，眾多的寒庶士子，通過科舉這條平等的途徑，紛紛以文識進入仕途。進士科尤受重視，成為無數士子夢想中的求進捷徑，關隴集團的士族在權力中樞快速退卻，代之以大批的以文學特見拔擢之人，社會風氣一時為之大變。對此，陳寅恪在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說，“武周之代李唐，不僅為政治之變遷，實亦社會之革命。”

在眾多憑科舉入仕的士人當中，張九齡無疑是極有代表性的一個，他不僅是庶族出身，還出生在當時尚被視為蠻荒之地的嶺南。從大環境而言，當時的嶺南在文化方面，要遠遠落后于中原，但對于張九齡而言，他幸運地出生在了一個詩書傳家的家庭。張氏的祖輩本非嶺南人，一直到張九齡的曾祖，才因官落籍于韶州曲江，張九齡的祖父和父親，也都曾擔任縣令等地方官員，雖然職位不高，但都極為崇尚詩禮傳家之儒風，這使張九齡在幼年時代就受到了嚴正純和的良好家教。張九齡的從叔張弘雅還于高宗顯慶四年，在明經科科舉及第，成為初唐時期嶺南地區屈指可數的幾位科舉及第者之一。

唐人既視嶺南為落后地區，嶺南也由此成為朝廷貶謫官員的目的地，但對于張九齡的成長而言，這卻是一件極具正面作用的事情。大批文人學士南遷到嶺南，給嶺南士子帶來了中原文化和文風的影響。張九齡十三歲那年，仿效當時流行的風氣，投書于廣州刺史王方慶，希望獲取關注。王方慶乃北周文學家王褒之曾孫，是當時一位學識淹博的儒者，他在看了張九齡的文章后，大為贊賞，認為“此子必能致遠”。十余年后，當時文儒集團的領袖人物張說被貶嶺南，途經韶州，張九齡以文章面呈，又得張說之厚遇，不僅僅如此，面對這個自己極為欣賞的年輕人，張說還與之通譜系，結為“本家”。張九齡得中進士后，張說入朝為相，力薦張九齡之才干。

科舉制度肇始于隋，成于唐初，到唐玄宗時，科舉考試成為了所有入仕途徑中最受推崇的一條，科舉出身者大量進入中高級官吏的行列，進士科更一躍而成為制造上層官僚的最重要而性能穩定的機器。《新唐書選舉志》載：“大抵眾科之目，進士尤為貴，其得人亦最為盛焉。”

參加科舉考試的士子主要來源于兩個方面：由中央國學和地方學校選拔出來的為“生徒”，自行報名參加州縣一級考試通過后獲取入京考試資格的，稱為“鄉貢”。在唐初，“生徒”在科舉中占有明顯的優勢，但到了玄宗時期，“鄉貢”的人數激增，超過了“生徒”，成為大勢所趨。相對而言，“鄉貢”對門第的要求不高，面向的是更廣泛的階層和人群。“生徒”和“鄉貢”兩者地位的變化，表明科舉正向越來越多的寒門庶族敞開大門。

■ 功業

玄宗還是太子時，就開始關注張九齡的才干，那時玄宗為了準備登基后的施政措施，就選官制度肆濫、府兵制敗壞等弊政策問文士：如何改革選官之法？如何改變軍事制度？如何實現“安人”“重谷”？張九齡在對策中說，君主應“正其本”“循良擇人”，就會找到合適的人才；在武備上，應做到有備無患，居安思危；在安定社會方面，應注意選擇能者為吏，則民得其利，天下安定。這些回答都得到了玄宗的賞識。

從開元六年起，經受了歷練的張九齡開始進入仕途上的順利時期，先是詔拜左補闕，繼轉禮部員外郎、司勛員外郎，后又轉翰林供奉，再加中書舍人。翰林供奉一職雖然級別不算很高，但是由于其擔負為皇帝起草文件之職，而備受時人重視，被視為“異日入相之階”。

在唐初沿襲隋制建立的科舉制度，也在此時走向了全盛時期。如果說，以往科舉的作用還僅僅是一個選人制度的話，那么，在經過玄宗的改革后，科舉制度進一步變為了用人制度。開元年間，國家正式從制度上把科舉考試延伸到了吏部對官員的選拔中，通過把錄取者下放為縣令等基層崗位觀察表現，吏部再決定如何唯才是用。通過科舉進入仕途的士子，開始成為文官集團的主要依靠力量。從宰相到地方官員，眾多的“寒士”以文學進用，他們不僅支持著龐大的國家機器的運轉，同時也造就了一個新的階層。陳寅恪在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把這個階層稱為“近世新族”“新興階級”，與以往的士族政治不同，這個新階層不講求出身，而是以“文治”考量個人的才干，同時以儒家的經世理想作為共同的精神紐帶。后來的中國把這個群體稱為“士紳”，他們無論在實際政治上，還是在道德理想上，都成為中國社會的核心力量。

張九齡在任宰相后，又對科舉制度作了大幅調整，把考功郎掌貢舉改為禮部職掌，此舉對提高科舉錄取者的地位和身份，發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作為科舉的受益者和新興的文官集團的領袖，張九齡不遺余力地全力維系文人政治的局面。

無數的寒門士子，因為張九齡執政的重文取向而備受激發，他們希望能像張九齡一樣，能通過科舉以文章見用，出將入相，輔佐王化，實現“致君堯舜上”的治世理想。

王維等人先后追隨張九齡并得到提攜，張九齡的經歷使他們相信“圣主詔天下，賢人不得遺。”“明時無棄才。”孟浩然甚至直接投書給張九齡說，他“欲濟無舟楫，端居恥圣明。”迫切地希望有機會一展宏圖。

對于玄宗的知遇之恩，張九齡一直心懷感激，他相信自己遇到了一個“不世出”的明君，使他獲得了千載難逢的建功立業的機會，他的經歷也鼓舞著眾多士子，而此時的唐朝，也正迎來開國后最為強盛的時刻，自然而然地，張九齡給出的“人生理想圖式”成為天下士子仿效的對象，如李白就坦露自己的功名意識為：“一生欲報主，百代思親榮。”詩人陶翰亦有同感：“人生志氣立，所貴功業昌。”他們一個個意氣風發，與友人互相勉勵，“各自務功業，當須激深衷。”（岑參，《送王著作赴淮西幕府》）

“開元中前期文人政治格局的初步形成也是盛唐詩人產生遠大抱負的一個重要契機”，學者杜曉勤在其著作《初盛唐詩歌的文化闡釋》一書中論述說，開元年間的寒門士子跳出了長期以來甘做文學侍臣的理想模式，因為文人政治的實現而變得格調高遠、志向宏大，“朝野上下整個庶族階層普遍表現出高昂的政治熱情、強烈的功名意識，就是‘文人政治’格局對詩人心態正面的影響。”

■ 罷歸

在武后和中宗時期，雖然有眾多寒門士子經由科舉進入權力中樞，但受高壓政治的影響，君臣關系經常處在一種緊張、不穩定的狀態之中，玄宗的即位使朝臣們看到了重建理想君臣關系的契機，如吳兢做《貞觀政要》，就津津樂道于貞觀朝“君臣合德”之事，意在為玄宗提供一個范本。玄宗也正如眾人之愿，在即位后和姚崇、宋璟、張說、張九齡等重臣連續保持了穩定的關系，這不僅使得寒門士子的地位進一步提高，也使得整個社會表現出積極樂觀，剛健進取的人文氛圍。可是，在玄宗的晚年，這種情況開始轉變，政局隨之急轉直下。

當玄宗欲廢太子時，尚古禮的張九齡力言古人重嫡長之義。李林甫譏嘲說，張九齡這是“拘古義，失大體。”開元二十四年，玄宗欲重用李林甫推薦的牛仙客為相，張九齡又諫止，認為牛仙客“不知書”，不宜受重用，結果又引發玄宗的不快。

晚年的玄宗，失去了往日勵精圖治的決心，他開始沉迷于逸樂，而不知道他曾經重視的才鑒之士，正在李林甫的排擠下一一離開。開元二十四年，張九齡罷相。

離開長安后，張九齡擔任了荊州刺史，政治上的挫折大大影響了他的心境，長安政局的急轉直下更是使他陷入深深的憂慮之中，無奈的他只得托物言志，寄辭草樹：“蘭葉春葳蕤，桂華秋皎潔。欣欣此生意，自爾為佳節。誰知林棲者，聞風坐相悅。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張九齡，《感遇》）

在三十多年的宦海沉浮中，張九齡曾一度向往道家的生活方式，早在開元四年時，他也經歷過一次貶謫，那時他仿效陶淵明，過了一段“邀歡逐放草”的悠閑生活，但不久后，他便又開始懷念在長安的功業。被貶荊州后，在人生最后的幾年里，張九齡開始認真地反思自己的人生追求，他覺得，像他這樣的士人之所以運乖命舛，都在于對“吾道”、也就是理想的追求太過執著了，如果能保持道家的生活態度，隨順自然，也就不會受到那么多苦惱的折磨了。

看起來，晚年的張九齡進入了另外一套哲學體系，“道家貴至柔，儒生何固窮。始終行一意，無乃過愚公。”他寫詩說，“物生貴得性，身累由近名”，并勸導人們，“雖然經濟日，無忘幽棲時。”

失意的張九齡從道家的學說中獲取安慰，他曾用心維持的“文人政治”格局，則在他被貶謫后迅速消退。李林甫、楊國忠相繼用事，朝中文士紛紛被排擠出長安，連接不斷的打擊，激起中下層文士的憤懣情緒，盛唐詩壇多了悲壯、慷慨之音。

在長安，張九齡的離職還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開元之治轉向了天寶之亂。

當初安祿山入朝奏事，甚為驕橫，張九齡觀察后認為，安祿山為“亂幽州者”。后來安祿山率軍討伐奚、契丹，恃勇輕進導致敗績，依律當斬，張九齡請玄宗速斬之，以絕后患，玄宗不聽。天寶十四年，安祿山果反，玄宗倉皇出逃。

連綿的戰火徹底結束了開元盛世，唐室從此一蹶不振，逃難到四川的玄宗想起了張九齡是何等忠直，他后悔當初沒有聽從張九齡的勸告，不知道今后還能否遇到這樣的一位賢相。涕淚橫流的玄宗，隨即派使者前往韶州曲江祭奠張九齡，并厚賞張九齡的家人，而此時，張九齡已經去世15年了.

[張九齡：盛世功業夢]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