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國民性和立人（教學論文）

發布時間：2016-6-15 編輯：互聯網手機版

內容摘要：“國民性”問題是魯迅文學思想中最有名的論題之一，《燈下漫筆》更是魯迅先生批判“國民性”的抗鼎之作。在這篇文章里，中國人的“奴性”在歷史文化的手術臺上暴露無遺。魯迅先生從現實生活和歷史文化兩個維度深刻地揭示了幾千年來積淀在中國人內心深處的奴性，振聾發聵地喊出了“中國的歷史就是一部奴隸史”的警世之聲。魯迅先生批判“國民性”的目的是立“人”，《燈下漫筆》背后蘊涵著思想家深深的人文主義價值關懷。

關鍵詞：國民性奴性立人

很多時候，我們在教學過程中都努力地引導學生剖析魯迅在《燈下漫筆》里所批判的國民性中的“奴性”，當然這是必要的。但是，往往我們只是注重了這一面；而忽視了魯迅在批判奴性的同時，試圖“立”人的那一面。這樣以來，理解往往就會陷入片面，學生往往會提出這樣的疑問：魯迅是不是只破不立或者魯迅的思想對于今天的社會是否已經過時了呢？其實，魯迅很早就認識到“人”的價值在國家富強中的重要地位，他在《文化偏至論》說：“是故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為了感悟先哲的精神，《燈下漫筆》無疑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契機。

“人性”的缺失

盧梭曾經說過：“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1]生于中國傳統文化沒落的近代社會，魯迅對舊文化給中國人帶來的歷史惰性深惡痛絕、深感悲哀。在“人”尚未立起來的社會，民眾只能作為看殺頭的對象存在。對于《阿Q正傳》、《祝福》里那些麻木的庸眾，魯迅愛之切、恨之深。《燈下漫筆》更是從歷史文化的深處打量著那些醉生夢死的中國人。

魯迅從文化現實和歷史文化這兩個維度來審視中國人的國民性，前一個維度是魯迅思考和批判的契機，而從歷史文化的維度探索人性使對現實的批判具有了高屋建瓴式的深刻。

首先，魯迅從文化現時性的角度提取了傳統熏陶下中國人奴性十足的心理性格。魯迅思想的偉大之處在于它從來沒有脫離過中國的社會現實。在《燈下漫筆》中，“銀元事件”成了魯迅思索的起點。透過這件日常生活中發生的小事，魯迅聯想到“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后還萬分歡喜”，為什么會這樣呢？如果按照今天的經濟規律，一旦金融受到波動，這種委曲求全的兌換是無可非議的。但是作為那個時代的啟蒙者，魯迅卻從現實生活小事中窺視到自己靈魂深處的文化陰影。魯迅批判中國人的奴性恰恰是從自己開始的，“但當一包現銀塞在懷中，沉墊墊地覺得安心，喜歡的時候，卻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后，還萬分歡喜”，“假如有一種暴力，‘將人不當人’，不但不當人，還不及牛馬……有如元朝定律……為什么呢？因為他雖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馬了”。從現實出發，魯迅由己推人，從現實走向了歷史。在魯迅的眼里，這種消極的歷史惰性與奴性沒有什么本質上的區別。魯迅深惡痛絕中國國民“人性”中的麻木不仁、蒙昧無知，如果說《狂人日記》描述的“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和《藥》里“頸項都伸得很長，仿佛許多鴨，被無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者”是用一種文學形象對這種卑劣的國民性進行控訴的話，《燈下漫筆》就是近乎憤怒和苦痛的吶喊：“但實際上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

其次，魯迅從歷史文化的維度反思了中國國民“人性”的缺失。

現實的背后總是由歷史文化來支撐的。魯迅在所謂“三千余年古國”的中華史中找到了中國人樂意當奴的證據。在這篇課文的開始，他提出了一個假設性的心理分析和論證，假如有一種暴力，“將人不當人，甚至不及牛馬” ，但當人突然陷入“亂離人不及太平犬”的境地時，又給了他略等于牛馬的待遇，盡管還不算人，但大家都“心悅誠服”了。這也說明了“兌換銀元”時國民的屈從心理與傳統歷史文化中的奴性心理有著一脈相承的關系。魯迅觸摸到了傳統文化積淀中的負面東西，這種負面的東西往往被掩蓋在溫情脈脈的傳統式的歷史文化之下。譬如在暴力下，百姓是樂意當奴隸的，甚至還害怕自己當不了奴隸。無文化的百姓如此，有文化的文人更是如此，他們拋棄了文人的清高和自尊，為暴力撰寫歷史，成為暴力“粉飾太平”的工具，他們應是高級的奴隸。可見，這種奴性意識在中國社會分布層面之廣，滲透程度之深！魯迅斷言：“中國的歷史就是奴隸的歷史，我們不但做奴隸，還要粉飾這部奴隸的歷史，現在的歷史看得不太明白，其實與以前的歷史是一回事。” 如果說課文開始從一件小事得出的論斷“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變成了之后還萬分歡喜”僅僅是魯迅的推斷與聯想，那么后面對歷史冷峻的爬梳則證明了這種聯想就是事實。魯迅不得不發出令人心痛的吶喊：“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我們就是奴隸”。

在課文思想的展開處，魯迅深刻地吶喊所要尋求的是要穿越歷史的重重彌障，直指文化的最深刻處： “實際上，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是如此，然而下于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中國幾千年來人的生存境遇豁然被魯迅道了出來，面對這樣的事實，有良心的中國人都會對傳統文化在近代的淪落作出深刻地反思。魯迅的反思卻是這樣的徹底，他在《狂人日記》中寫到：“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地每頁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而在字縫里去看，每頁都寫著吃人。”“中庸之道”給人們帶來的實惠是當戰爭來臨時，受到官兵和強盜的雙重掠殺，魯迅在《吶喊頭發的故事》里借N先生的嘴曾說過：“頑民殺盡了，貴老都壽終了，辮子早定了，洪秀全又鬧起來了，我的祖母曾對我說，那時的百姓才難順，全留著頭發的被官兵殺，還是留著辮子的被長毛殺。”毫無生氣和喪失更新能力的文化傳統使中國人陷入兩難境地。愚昧的老百姓只剩下了熱切的盼望，這希望不是寄托在自己身上，而是希望能有一個固定的主子來制定讓他們安心當奴隸的規則，這與兌銀后的“萬分歡喜”如出一轍，中國人對讓自己做奴隸的規則不僅歡喜在心，還希望它能萬世不衰地維持下去。

但是，魯迅是個覺醒者，面對血淚的時代和殘酷的現實，他注定扮演的是吶喊者角色，“這樣的中國幾乎是困在沒有鐵窗的屋里，永遠見不到光明，永遠在奴性中心安理得沉睡”。魯迅對中國的百姓愛之深、恨之切，對封建暴君的殘酷、御用文人的“瞞與騙”充滿了厭惡，他恨儒學的“三綱五常”讓人“存天理，滅人欲”，恨封建暴君的殘酷，恨文人無恥地成為暴君的“幫兇”，恨中國的“人吃人”，恨中國百姓甘心“被人吃”，恨也正是中國的庸眾培育出了中國一代又一代的暴君，他們在屠刀未至時，就伸長脖子等待。可是，魯迅又如此地關心著中國的命運，他希望立起一個大寫的“人”。

吶喊中“立人”

在《燈下漫筆》中，當魯迅和其他人一樣去兌換銀元并萬分歡喜時，魯迅和其他人沒有任何區別，那就是甘心為奴并且為這個身份而萬分歡喜了。但如果僅限于此，魯迅恐怕不會成為今天的魯迅，讓我們再來咀嚼他那句驚天地、泣鬼神的警醒之語：“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變成了之后還萬分歡喜。”這句話表明在千千萬萬個奴隸中有一個人開始覺醒了，“開始在黑暗的鐵屋睜開昏睡的雙眼，去尋找光明 ”，正是從這一刻，魯迅不再為奴，心中的“人性”開始生長。換句話說，魯迅是從中國千千萬萬奴隸中走出來的第一個覺醒者，他注定要擔負起中國的普羅米修斯、中國的查拉圖斯特拉的重任，他成了中國奴隸們的先知，他是在腐朽文化黑暗中燃燒的一座燈塔。

在《燈下漫筆》中，魯迅把樹人的希望寄托于第三樣時代，把這個使命交給了青年，希望他們能夠重新樹立起一個個大寫的“人”。這又當如何理解呢？魯迅的偉大就是從來不是從抽象意義上去認定中國應該擁有什么樣的國民，他始終把社會現實和民族歷史當作自己立“人”的地基。他批判國民性只是在充分感知到了中國人缺乏健全的“人性”的條件下展開的，面對世界上大部分國家正在闊步進入現代化大潮，魯迅對中華民族的命運憂心重重。那么，魯迅到底認為中國應該立一種什么樣的人呢，他沒有告訴我們明確的答案，《燈下漫筆》也沒有告訴我們，其實，他的任何一篇文章都沒有從“應該”的角度來對未來的中國人作出質上的界定。但這并不是說魯迅是抽象的人本主義者和虛無主義者。在《故鄉》里，英雄少年閏土的想象性刻畫就包含著魯迅對未來健康國民性的向往：“其間有一個十一二歲的少年，項帶銀圈，手里捏著一柄剛叉，向一匹猹盡力地刺去。”魯迅熱愛青年，并且把希望都寄托在青年的身上，因為在他看來，青年還沒有被文化歷史的惰性熏染。“魯迅以滿腔的熱情挖掘了他們具有的洵美的天性、真樸的童心，并通過對他們閃光的生命的贊美，寄寓著自己對于生活的信心、對于人類的希望和對于未來的向往。”[2][在他看來，孩子和青年的人性缺失，封建思想和傳統文化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魯迅在《謾罵》曾經說過：“兒童的行為，出于天性，也因環境而改變……”明朝的李贄也曾從相同的角度指出了文化中僵死的思想對人心靈的侵蝕，他說：“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蓋方其始也，有聞見從耳目而入，而以為主于內而童心失……”[3]這里的聞見也就是在舊的思想文化語境下塑造出來的國民病態的靈魂，使人性喪失活潑的生命力，逐漸染上奴性。

總之，魯迅通過批判國民性中奴性的人格來展望未來中國人的理想的人格，這一點，在《燈下漫筆》具體的教學實踐中不可不察。

注釋：

[1] 盧梭：《社會契約論》，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4頁。

[2] 朱壽桐：《孤絕的旗幟》，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頁，。

[3] 李贄：《童心說》，轉引童慶炳《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意義》，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72頁。

[4] 注：文中關于魯迅的原文一律引自《魯迅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馬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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