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那樣的集前代之大成者，并且作出了劃時代的創造，成為百代的楷模，具有化育天下的力量。“神”則是最高層次的“美”，“神”是“圣而不可知”的意思，是說這種人格美仿佛是渾然天成一般，沒有刻意的痕跡便達到了“圣”的境界，“善”、“信”的道德原則已完全融入個體中。
“大”、“圣”、“神”都是以“美”為基礎,它們不僅是充實了“善”、“信”而且具有了光輝，能夠照耀他人，化育天下，使天下人都達到較高的人格層次，人人都能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便達到了孔子追求的“里仁為美”的社會。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朱熹注曰：“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5]就是認為美的世界應該是一個有仁厚之俗，應該是一個和睦的大同世界，孟子不僅繼承了孔子的這一社會理想，而且還做了更進一步的深化，將這種和睦的社會建構在人格美的基礎上，使這一理想有了堅實的基礎。
以上，我對孟子所理解的“美”進行了評價分析。概括起來，“美”主要涉及到事物之美、自然之美、人格之美、社會之美等，孟子的主要貢獻在于明確地指出了個體的人格同事物、自然一樣都具有審美性質，可作為審美的對象，給人帶來一定的審美感受。孟子還將人格美劃分為六個層次，道出了人格化育天下，建構和諧社會的力量，從而高揚了人的主體力量，使得我國形成了圣人的文化傳統，而非西方國家的神文化，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有著深遠的影響。
二、孟子對“詩”的探討
“美”是一種抽象的概念，它必須有一定的感性形式，從而與人們一定的審美感受相聯系。而較直接、較純粹又非常普遍的美的感性形式便是各類藝術作品。那么，藝術品是什么？藝術品是指那一件件的雕塑、繪畫、電影、音樂、舞蹈、戲劇以及文學等等。[5]
《孟子》一書中出現的藝術品主要是“詩”，涉及多達三十九處，其中大多都是引用《詩》來論證、說明自己的政治觀點。如，《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孟子告子上》）來論證人性是本善的；《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孟子公孫丑上》）用來闡述他的“以德服人”的觀點；《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孟子告子上》）來說明人應該以仁義之德為尊貴等等。此種引用在《孟子》中還有許多，在此不多做舉例。
就詩的本質而言，孟子還是認為詩同史一樣是歷史的記載。《孟子離婁下》：“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意思是說《詩》沒有了，孔子便寫了《春秋》這表明了孟子認為《詩》與《春秋》都是記載齊桓、晉文之事的史書，有此可見孟子并未區分詩與史這兩種文體，強調《詩》承載歷史文化和褒貶善惡的社會功能，而忽略了《詩》作為藝術品的文學性。過分強調了《詩》的社會性，違背了《詩》的創作規律，這必然會導致對《詩》的誤讀，如《萬章章句上》中：“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句詩見于《小雅北山》本來的意思是，遍天下沒有一塊不是天子的土地；環繞土地的四周，沒有一人不是天子的臣民，如果是原詩的這種解釋就違背了社會父父子子的倫常，所以孟子解釋說：咸立蒙對他所引得詩的理解不正確。那詩的意思并不是說普天之下的每一個人都是天子的臣子，而是詩人在哀嘆每一個為人臣子的人都應該為王事盡力，而自己卻獨獨比別人多勞，以致不得事養父母。這顯然違背了該句詩的初衷，破壞了詩句所固有的審美感受。又如，《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與齊宣王的一段對話：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
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
王曰：“善哉言乎！”
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
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糇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后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在這段話中，三次引用了《詩》，而且全部都對詩重新做了社會意義的觀照，“哿矣富人，哀此煢獨”見于《小雅正月》，本意是感嘆富人安處而自己孤獨，到這里則成了文王發施仁政的根據。“乃積乃倉”七句，見于《大雅公劉》本意是言公劉舉族遷徙前的準備，到這里則成了圣主愛財的證明。“古公亶父”六句，見于《大雅帛系》篇，本意言古公亶父準備遷往周原，攜夫人一同勘察地形，到這里則成了明君好色的證明。顯然孟子根本不是解詩，而是為了說明“王道”之易，表示王道太容易，只要你愿意，并努力去做，就能夠實現王道政治。這一處引《詩》暴露了孟子以詩為史的觀點，表明了孟子還未明確地意識到《詩》作為文學作品的文學審美性質。
除了引《詩》來論證外，《孟子》中中最為后人稱道的便是孟子提出的兩種解詩方法，一是“以意逆志”，一是“知人論世”。孟子曰：“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孟子萬章上》）意思是說解說詩的人，不要拘于文字而誤解了詞句，也不要拘于詞句而誤解愿意，要用自己的切身體會去推測作者的本意。此中的“文”在《離婁》篇中也出現了“節文斯二者是也”這里的“文”顯然不是指文章而是修飾的意思，“不以文害辭”就是要理解修飾，不要僅僅從字面上去解詩，這就區分了文學語言和非文學語言。“不以辭害志”就是要求解讀詩歌要抓住凝凍在詩中的作者之志，而這個“志”就是作者寄托于詩歌形式中的審美經驗，“意”是指讀者主觀方面的想象、情感等，“以意逆志”的過程就是讀者通過自己的情感、想象去把握詩人寄托于作品中的審美體驗。這一過程充分體現了詩的審美性質，是一個獲得審美體驗的過程,是欣賞文學作品的關鍵之舉。此外，孟子還以“知人論世”的原則來解讀詩，孟子說：
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萬章下》）
就是說讀古人的詩，應該“論其世”，“知其人”。“論其世”就是要了解作者生活的時代背景，這表明孟子在一定程度上還是以“史學”的眼光來解讀《詩》，而另一方面“知其人”就是要了解作者的生平事跡、經歷和遭遇，這又說明了孟子不再單純地把《詩》看做是古代的一種歷史文獻，而是認為《詩》是作者思想情感的體現。“知人論世”的解詩方法表明了孟子對《詩》作為藝術作品的理解還很模糊,不夠明確。這兩種解詩的方法都反映了孟子已經朦朧地認識到詩與史的區別，但孟子的這些解詩的理論并沒有應用到實踐中去，《孟子》一書中更多的地方仍是對《詩》的斷章取義。
言和辭與詩相近，且在《孟子公孫丑上》中：“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氣。’不得于心，勿求于氣，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這句話道出了言與辭是內心的表現，也是美的感性形式，不僅如此，還道出了言辭與內心的矛盾，“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意思是說言語不能表達的，不要求之于心，這是不對的，可見言語的局限，不能完全地表現人內心的感受。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民焉”（《孟子滕文公上》）意思是說堯君給人的崇高感是無法形容的，這也說明了言辭與內心感受的矛盾。但同音樂和《詩》一樣，孟子同樣過分強調其社會功用性，如《孟子盡心下》中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此句可見，孟子所謂的善言必須蘊含一定的意義，沒有所指再具有文學性的語言都不能稱之為善言。
總起看來，孟子對于詩作為文學作品的獨特性有了些無意識的了解，特別是他提出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論世”的解詩方法，抓住了如何理解藝術作品的關鍵。但是，孟子并沒有將這種無意識提升到意識的層面，在意識層面上詩同史一樣是承載歷史的工具，沒有社會功用的詩是毫無價值的，因此《孟子》一書中有許多對《詩》的牽強附會、斷章取義的理解。可知他忽略了詩的文學意義，沒有擺脫傳統的“說詩”方法。在中國歷史上，完全把詩作為藝術作品來欣賞的，應該說是到了魏晉才有，孟子在戰國時代就提出了“以意逆志”、“知人論世”的觀點已經是很可貴的了。
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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