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與《桃花源詩并記》

發布時間：2016-9-18 編輯：互聯網手機版

摘要：東晉著名詩人陶淵明寫著的《桃花源詩并記》作為其代表作，一千六百年來爭論不休，從李白、蘇軾到陳寅恪、唐長孺等人皆對此進行探索。桃花源問題因何不能定論？千古之謎在于：一、桃花源里的居民是什么人？來自何方？二、“桃花源”是否真實存在？在哪里？三、陶淵明創作此文的背景是什么？其受到哪些傳聞影響？

關鍵詞：陶淵明；《桃花源詩并記》；武陵蠻人；傳聞；

關于陶潛的《桃花源詩并記》[1]一文的真實性，千年來一直爭論不休。近人陳寅恪1936年的《桃花源記旁證》[2]認定桃花源在北方的弘農或上洛，與塢堡類似，并給出詳細的邏輯推理。唐長孺則在1956年的《讀“桃花源記旁證”質疑》[3]中反駁桃花源故事本為南方的傳說，是武陵蠻人的故事，與塢堡并無關系。

然而二者的論證也不過是兩種可能性，論證多為推測，材料亦很不足。如陳先生認為桃花源雖本在北方之弘農或上洛，但以牽連劉驎之入衡山采藥事之故，不得不移之于南方之武陵。和唐先生認為蠻人的故事“事先在荊、湘一帶傳播”，之后“又流入蜀地”，都不過是主觀的設想。正因如此，后來的學者在這條桃花源路仍在爭論不休。筆者認為桃花源之所以神秘，未解之疑在于：一、桃花源里的居民是什么人？來自何方？二、“桃花源”是否真實存在？在哪里？三、陶淵明創作此文的背景是什么？其受到哪些傳聞影響？

在這幾個問題中，桃花源居民的身份歸屬最為重要，故首先探討。

唐長孺先生認為桃花源居民乃武陵蠻人，他們因受徭役賦役壓迫入山。筆者贊同此觀點。原因是如果像陳先生所說桃花源人避的是前秦之亂，前秦與陶淵明所處的東晉時代（太元年間，即373-396年）不遠，里面人不致如此驚異。另外，魏晉南北朝數百年一直處于動蕩，若要避亂，何不早避呢？而在賦役方面，秦的暴政是極為苛重的，賈誼亦認為繁重的徭役是秦滅亡的主因。《桃花源詩》開頭為“嬴氏亂天紀……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不提戰亂而多提徭役。又如陳先生所說，塢壁一般有首領率領入山，且塢主與成員是庇護者與被庇護者的關系，被庇護者需要繳租服役，存在一定剝削壓迫。而《桃花源詩并記》中太古之風能如此長存，顯然是一種無等級無壓迫的氏族社會，成員皆為逃亡難民。“怡然有余樂，于何勞智慧”，桃花源里沒有官吏，沒有捐稅，沒有壓迫和欺詐，一切只有淳樸安樂。由于蠻族此時大致處于氏族公社末期，內部階級矛盾尚不尖銳。又因為避亂入山，面臨山林未開墾、生產工具和土地條件不足等艱困條件，必然要求通力互助以保證生存，很可能又恢復公社組織。“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的句子表明桃花源里的土地經過統一規劃，田地較為集中，大家一起勞動，這也就是桃花源人聚族而居的情形。

關于桃花源人是武陵蠻族的研究，彭伊立、覃武陵在《<桃花源記>并非虛構--論桃花源與武陵蠻》[4]中給了更充分的證明，其主要論據有：

（1）公元前3世紀秦滅巴后，巴人其中一支，流入五溪。成為武陵蠻的先民之一。其具備了“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的人文背景。巴人是最早的稻作文化民族之一，其有著優良淳厚的風俗，文中“便要（邀）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正是巴文化淳厚民風的寫照。即桃花源居人是避秦時亂的巴人后裔。

（2）自秦漢起，中原封建王朝在武陵山區均是“古所設縣、并無其官”。長期實行“以蠻治蠻”的政策，對蠻酋，以撫為主，只求降服，納貢。部落首領僅是原始社會的社會組織的頭人，不脫離生產。《桃花源記》中的無階級、無壓迫、人人勞動、自由平等相處的社會環境正是當時“武陵蠻”生活環境的真實寫照。

（3）漢朝數次進攻武陵山區，終因武陵山區險惡的地形和氣候環境原因失敗告還，自此后武溪山區“蠻夷”民族一直過著相對比較安定、和平的生活。魏晉時期武陵蠻聚居區亦有200多年沒有戰爭，成了和平、寧靜的“世外桃源”，與外界嚴重隔離。武陵山區腹地是桃花源的典型原型，這些和“桃花源記”中所描述的情景相一致。

筆者認為桃花源人除了是武陵蠻族外，另外一種可能性是桃花源居民是北人南渡入山。魏晉時期北人南渡的兩個方向為“東晉南朝政治中心和經濟發達地區”以及“不發達地區，尤其是深入山區。”由于桃花源“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顯現出的秩序井然，民風純樸和表現出來的相當深厚的農耕文化淵源，與蠻族有一定差別，然而也不排除文章具有相當程度的夸張性。

第二個問題是：桃花源是否真實存在？如果存在，在哪里？

南朝后期黃閔所著《太平御覽》卷四十九引《武陵記》云：“武陵山中，有秦避世人居之，尋水號曰：‘桃花源’，故陶潛有《桃花源記》”。又曰：“昔有臨沅黃道真，在黃聞山側釣魚，因入桃花源。陶潛有《桃花源記》。今山下有潭，立名黃聞。此蓋聞道真所說，遂為其名也。”[5]，即認為陶淵明是根據紀實而非一人虛構寫著《桃花源記》。又酈道元《水經沅水注》云：“沅南縣西有夷望山，孤聳中流，浮險四絕，昔有蠻民避冠居之，故謂之夷望也。南有夷望溪。”而《桃花源記》記載的時間是東晉太元年間，即公元376年至396年間的事，與陶淵明處于同一時代。其筆下的太守、武陵漁人、劉子驥均是同時代的真實人物。

關于桃花源是否真實存在這個問題，眾家皆認為桃花源是有確切地存在的，所爭議的不過是該地的具體位置。陳寅恪先生認為桃花源在北方的弘農或上洛，唐長儒先生對此觀點是否認的，其認為桃花源應在南方之武陵，并引用與陶淵明時代相當的劉敬叔《異苑》中武陵蠻人射鹿故事及《神仙感遇傳》中庾沖關于武陵酉陽縣孤山的描述證明。1969年，勞榦發表《桃花源偶記》[6]一文，亦反對陳寅恪先生的說法，認為北方干枯的黃土峽谷，與《桃花源記》“良田、美池、桑竹之勝”不相宜。桃花源地爭論的最大難點其實是魏晉時期的特殊性造成的，魏晉時由于人口的流動帶來文化的融合，桃花源里聚族群居式的生活不獨為北方所有，桃花源的傳說也可能在南北方同時流行。

但是不難看出，《桃花源記》中所描寫的自然環境，更有可能是江南的環境。這和作者陶淵明是南方人是吻合的。“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沿溪行……”陶淵明的筆鋒直指當時的武陵。武陵在南方，捕魚業也更廣泛的存在于魚米之鄉的南方。

　　現今全國大約有三十幾處自稱是桃花源原址。其中典型說法有這樣幾種：

1、江蘇連云港宿城西麓說。宿城地處云臺余脈，三面高山，一面向海，與外界隔絕，形成天然塢壁。當年陶淵明為鎮軍劉牢之參軍時到過宿城，并留下《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等詩文，其地至今還保留著武陵的地名。

2、湖南新化的奉家山說。其根據是發現了奉姓人族譜中有先世避秦亂遷徙此地的相關記載，其后人認為奉姓即秦姓的演變。[7]

3、湖南常德桃花源說。這個“桃花源”面積約2.5平方公里,桃源山是文化的中心,從西晉到晚明,以桃源山為主的名勝古跡,代有聲名。

4、湖北十堰竹山縣說。此地曾為古武陵縣所在地，西漢置，東漢廢；三國魏復置，南朝梁廢；唐初又置，貞觀十年又廢；而湖南常德的武陵縣隋代才設置，相隔千年。且該地與劉子驥所在的南陽較為接近。[8]

要弄清桃花源究竟實指何處，首先必須考證一下“武陵蠻”所處的地理環境。筆者較為認同的是當時武陵蠻存在于荊、湘一代的武陵山地區，即現今的湖南、湖北省西部。陶淵明本人對武陵蠻是十分了解的，其曾祖陶侃生于鄱陽，而鄱陽為當時奚蠻雜居區域。《晉書》卷六十六《陶侃傳》記載：“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在本傳末論曰：“士行（侃字）望非世族，俗異諸華”。《世說新語》更載有溫嶠罵陶侃為“奚狗”。[9]陶侃在西晉時任荊州刺史，親自督占過五溪蠻。陶淵明祖父陶茂亦曾做過武昌太守，其親妹妹出嫁武昌程氏，405年病故后他還親自到武昌奔喪，這些都是他進一步了解“武陵蠻”社會狀況的有利條件。

清人蔣維光《游桃花源》寫到：“此境何人辟？淵明記一篇。”，認為湖南的桃花源出現于文章之后。此地雖有美好的自然生態環境和田園風光，但它處于我國封建社會統治的核心區域，戰爭頻繁，很難有無階級、無壓迫、無紛爭“世外桃源”的社會環境。而湖北的竹山縣說也尚未成定論。真實的桃花源只有一個，也正因為該疑問無人能解。近年來，為旅游業的需要，全國爭相申報桃花源原址的地區如雨后春筍，可謂壯觀。

最后一個問題：陶淵明創作此文的背景是什么？其受到哪些傳聞影響？要弄清這個問題，首先要了解陶淵明的生平。

陶潛，字元亮，號淵明，又稱五柳先生。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市東南）人。生于公元365年，歿于公元427年，終年63歲。[10]其曾五次出仕，七次辭官，405年，不為五斗米折腰而歸隱，寫出了著名的《歸去來兮辭》。418年（晉安帝義熙十四年）寫作《桃花源詩并記》，此時，陶淵明已年屆五十四，歸隱田園達13年。陶淵明在此背景之下，寫下了夢幻的千古名篇《桃花源記》，其用意何在？想要表達什么樣的思想？這還要從其五次出仕，七次辭官說起。

1、393年（東晉太元十八年），29歲的陶淵明首次出仕，任江州祭酒。其深感大志難酬，不堪吏職，不久解職歸田。后來州里召他做主簿，他辭不受命。

2、399年（隆安三年），大約在35歲，其充任荊江二州刺史桓玄的幕僚。不久桓玄在江陵籌備篡位的陰謀敗露，陶淵明覺得自己“投冠旋舊墟”看錯了人，401年（隆安五年）冬，母孟氏卒，陶淵明還潯陽居喪。從而找藉口離開了桓玄。但這次在江陵生活的見聞，使他了解了“武陵蠻”的生活現實，為其晚年撰寫《桃花源記》提供了寫作題材。

3、404年（元興三年），陶淵明在劉裕幕下任鎮軍參軍，不久亦看清了劉裕篡權的野心，失望之下辭官，結束第三次出仕。

4、405年（義熙元年），陶淵明再次到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劉敬宣處任建威參軍。不久，劉敬宣上表辭職，陶淵明亦自然離職，第四次出仕的時間很短暫。

5、同樣是405年，陶淵明為了生計出任彭澤縣令。到任八十一天，潯陽郡派督郵至，其不愿意“束帶迎之。”故嘆道：“我豈能為五斗米向鄉里小兒折腰。”遂授印去職。

五次出仕未遂的曲折歷程，使陶淵明終于認識到“世與我而相違”，寫下了膾炙人口《歸去來兮辭》，開始田園隱居生活。觀其一生，陶淵明的性格具有兩重性，這與他受到他外祖父孟嘉和曾祖父陶侃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陶侃是一位被后人推崇為“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的良臣，其早年當過武岡令，后又被荊州刺史劉宏辟為南蠻長史，負責荊州少數民族事務。亦親任荊州刺史多年，死后葬于長沙。其一生和荊州、武陵蠻有著許多難解之緣。這或許成為陶淵明晚年寫作《桃花源記》生活渠道之一。陶淵明一生的品德操守受其曾祖父陶侃影響至深，少年時期就有“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11]的大志。他關心人民疾苦，痛恨戰亂，希望像曾祖父陶侃一樣兼濟天下，卻目睹官場種種黑暗，其為了維護自身氣節，最終辭官歸隱。

另一方面，陶淵明自幼喪父，與母親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當代名士，“行不茍合，年無夸矜，未嘗有喜慍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亂；至于忘懷得意，傍若無人。”[12]日后，他的個性、修養，都很有外祖父的遺風。時代思潮和家庭環境的影響，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兩種不同的思想，培養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愛丘山”的兩種不同的志趣。

陶淵明生活的東晉時代，宗室內部的斗爭，軍閥對政權的野心，不斷引起血腥的殺戮乃至激烈的火拼。這種社會動亂不僅給人民帶來災難，同時在社會上層也造成嚴重的不安全感。在這種權力爭奪之中，又存在著一切卑污血腥的陰謀。直至最后，陶淵明“愛丘山”的素愿壓倒了“逸四海”的猛志。正是陶淵明退隱后的閱歷、遭遇，對君權的不滿和憤慨，促使他寫著了千古名篇《桃花源詩并記》。其集畢生之見聞，特別是在江陵生活時對武陵山區武陵蠻的見聞，以武陵蠻的生活現實為原型，以極平淡質樸形象的筆調，描繪了一個這個與世隔絕、和平安定、民風淳樸的桃花源。

在第二個疑問中，我們確定了桃花源應處于荊、湘一代的武陵山地區，但是《桃花源記》的形成還融合了一定的傳說。唐長孺先生認為《桃花源記》的故事經過了一個民間傳說的過程，最終的作品有作者一定的想像和虛構。而胡懷琛先生的探究支持此觀點，他認為陶淵明之《桃花源記》與劉敬叔之《異苑》、任昉之《述異記》在故事結構上是完全相同的，所不同者是《桃花源記》“詞彩更為豐美，篇幅更長，更接近于一篇獨立的小說”。其根據它們的繁簡程度，進而指出：“應該是簡單的在前，繁復的在后。”[13]

另外，《桃花源記》深藏著至少是三個流傳頗廣的傳說故事的精髓。即誤入仙境、秦人古洞和爛柯山故事。[14]武陵漁人誤入桃花源化用了東漢時已在民間流傳的“誤入仙境”的故事。入桃花源被洞人盛情款待與“秦人古洞”的傳說極其相似。而漁人出來后，尋向所志，不復得焉，隱晦地表達出了桃花源仙境早已茫然、無法問津。

　關于陶淵明寫作《桃花源詩并記》究竟受到了哪些“傳聞”的啟發？唐長孺先生認為是來源于南方蠻族傳說。陳寅恪先生懷疑，陶淵明間接或直接得知了東晉義熙十三年（417）春夏間，戴延之等進入函谷關途中的所見所聞，《桃花源記》的紀實成分可能取材于這里。

筆者認為《桃花源記》的另一個疑點是劉子驥。唐代編修的《晉書隱逸傳》[15]中記載：“劉驎之，字子驥，南陽人，光祿大夫耽之族也。驎之少尚質素，虛退寡欲，不修儀操，人莫之知。”劉子驥根本就無意于奔走仕途，他遠離塵世，過著隱逸的生活。“好游山澤，志存遁逸。”“車騎將軍桓沖聞其名，請為長史，驎之固辭不受。”他不追求功名利祿，并偏愛靈山異水。從這個方面來說，他與陶淵明是志趣相投的，也無怪乎陶淵明在文中稱其為“高尚士”也。《晉書隱逸傳》中有一段對其傳奇經歷的記述“嘗采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囷，一囷閉，一囷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囷中皆仙靈方藥諸雜物，驎之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

《桃花源記》全文為何會出現一個有真名真姓的人物？這個與陶淵明同時代并且有相同志趣的人是否與陶淵明接觸交談過？陶淵明是否從這個愛好山水的人身上聽聞了一些傳說？如今都不得而知。

陶詩以田園詩最為著名，其田園詩的藝術魅力，與其說在于它是田園生活的真實寫照，不如說在于其中寄托了陶淵明的人生理想。田園是他在痛苦世界中的一座精神避難所。陶淵明心目中有自己的理想社會。這個理想社會就是他在《桃花源記》中所描繪的世外桃源，是一個與世隔絕、不受外界干擾的地方。在那里生活著著普普通通的人，他們自給自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違農時。他們不交苛捐雜稅，生活寧靜而幸福。但詩人知道在一個充滿著陰謀、屠殺、戰爭的社會中，他的“世外桃源”只能是一種奢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陶淵明的歸隱之路，實際是其理想與當時的現實無法調和的結果，《桃花源記》亦是黑暗的社會現實與其崇尚自然的本性發生沖突的產物。

參考：

[1]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中華書局，1979，P165；

[2]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P168-178；

[3]唐長儒，《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9，P163-174；

[4] 彭伊立、覃武陵，《<桃花源記>并非虛構--論桃花源與武陵蠻》，《民族論壇》，2004年05期；

[5]《太平御覽》，卷四十九，中華書局，1998；

[6] 勞榦，《桃花源偶記》，轉引汪榮祖《史家陳寅恪傳》，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P141；

[7]粟海、粟利宇，《古“桃花源”新考--陶潛<桃花源記>≠摩爾“烏托邦”》來源:世界論文網（http://www.worldthesis.com/2002/shkx/wx/0051.htm）；

[8] 潘世東、饒燕，《<桃花源記>與東南西北桃花源求真》，《十堰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6年04期；

[9]見《晉書》卷六十六，列傳第三十六“劉弘陶侃”條；另《世說新語容止》“石頭事故朝廷傾覆”條記庾亮畏見陶侃，而溫嶠勸庾亮前往之言云：“溪狗我所悉，卿但見之，必無憂也。”

[10]按照《宋書》及《晉書》本傳來計算，尚有清人吳汝綸考定為52歲，及近人梁啟超考定為56歲等。

[11] 袁行霈，《雜詩十二首》，《陶淵明集箋注》，卷四，中華書局，2003，P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