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京人》的喜劇底蘊
在戲劇評論界，曾有一種相當流行的看法，以為《北京人》是一出“憑吊往昔”的悲劇。曹禺卻用明確的語言說明他寫的是一出禮贊青春的喜劇。他說：
“有人曾說《北京人》是作者唱出的一首低回婉轉的挽歌，是纏綿悱惻的悲劇，是對封建社會唱的一首天鵝之歌。這些說法我都不同意。我覺得《北京人》是一個喜劇……我覺得喜劇是多種多樣的……我說《北京人》是喜劇，因為劇中人物該死的都死了，不該死的繼續(xù)活下去，并找到了出路，這難道不是喜劇嗎？”
曹禺認為喜劇有多種樣式。有莫里哀的喜劇樣式，但這并不是惟一的樣式。曹禺把《北京人》的喜劇性與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的喜劇性相提并論，他說：“我覺得《北京人》是一個喜劇，正如我認為《羅密歐與朱麗葉》是喜劇一樣，《羅》劇中不少人死了，但卻給人一種生氣勃勃的青春氣息，所以是喜劇。”
因此，要理解《北京人》的喜劇性，主要并不是著眼于劇中的像江泰這樣的曾有喜劇性性格特征的人物，而是應該著眼于全劇的“一種生氣勃勃的青春氣息”的精神升華。
我們要認清貌似悲劇的喜劇底蘊。比如瑞貞與曾霆的協(xié)議離婚，表面看來是讓人感傷的事件（曾霆畢竟也是個品性不錯的男孩兒呀），但仔細一想，他們的離異給他們都帶來了重新生活的可能。再如，曾文清的死，乍一看來也是件悲傷事，但實際上這正是曹禺所說的“劇中人物該死的都死了，不該死的繼續(xù)活下去，并找到了出路”的喜劇性底蘊，因此曾文清的死也不啻是一個“人間喜劇”。
盡管《北京人》的調子有些憂郁，但曹禺說這種憂郁的調子是他“對那個時代的感覺”，并不影響整個劇本蘊含的生氣勃勃的青春氣息。
曹禺對于《北京人》是個喜劇這一觀點的堅持，有助于我們找準對這個劇本思想意蘊作整體把握的角度。與其說《北京人》是對舊的、沉淪中的昨日的“北京人”的一曲挽歌，毋寧說是對于新的、成長中的明日的“北京人”的一首贊歌。劇本揭露了封建大家庭的黑暗，但更反襯出了勇敢地從這個封建泥潭中掙脫出來的新的青春生命的光焰。因此，《北京人》里占主導地位的情緒是淡淡的欣喜，是深蘊的樂觀主義。
二、《北京人》中的新人形象
《北京人》的樂觀主義的高潮是瑞貞與愫方的最終離家出走，這對應著全劇的最后一句舞臺指示──“遠遠傳來兩聲尖銳的火車汽笛聲”。她們乘火車上哪兒去了呢？曹禺后來說：“我清楚地懂得她們逃到什么地方去了，那就是延安。但是，我沒有點明。”這就是《北京人》中的新人的形象高度。
瑞貞是最早覺悟的。她受的是新式教育，容易接近革命思潮。在戲開幕之后，她已經下定了走出這個封建家庭的決心。她的戲劇行動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勸說愫方與她一起出走。
愫方是曹禺筆下最美的一位女性形象，在這個形象里注入了他的極大的精力與情感（曹禺承認在愫方的形象里有他妻子方瑞的影子）。曹禺用詩一般的語言描述了愫方的“典型環(huán)境中的典型性格”：
“見過她的人第一個印象便是她的‘哀靜’。蒼白的臉上恍若一片明靜的秋水，里面瑩然可見清深藻麗的河床，她的心靈是深深埋著豐富的寶藏的。在心地坦白人的眼前那豐富的寶藏也坦白無余地流露出來，從不加一點修飾。她時常幽郁地望著天，詩畫驅不走眼底的沉滯。像整日籠罩在一片迷離的秋霧里，誰也猜不著她心底壓抑著多少苦痛與哀怨。……她溫厚而慷慨，時常忘卻自己的幸福和健康，撫愛著和她同樣不幸的人們。然而她并不懦弱，她的固執(zhí)在她的無盡的耐性中時常倔強地表露出來。”
僅僅用“善良”二字來形容愫方的好心腸還不夠，至少要在“善良”前面加個“太”字。她太善良了，以至于會這樣真情投入地去愛那個不成器的曾文清，會那樣逆來順受地去照拂那個虛偽而暴戾的曾皓，這些我們不一定能認同的愫方的行為，卻又是她那真誠忘我與以德報怨的美德的一個反映，她的似乎是有局限性的地方反倒顯示她的博大。因此，《北京人》一劇導演蔡驤當年在對愫方作形象分析的時候，說了這樣的話：“你不能不承認，即使你不同意她的生活態(tài)度，卻不能不贊揚她的善良品質。”而曹禺說得更明確：“人都說愫方傻，她怎么能愛上文清這個‘廢物’？她不是傻，是她心地晶瑩如玉，是她忘記了自己。”
然而，美麗善良的心靈是最容易接近真理的陽光的。愫方終于也覺醒了，而愫方的覺醒，使這樣生長在黑暗山谷中的幽蘭吐露出沁人心肺的芳香。
三、關于詩化戲劇
如果把《北京人》與《雷雨》《日出》等劇相比較，評論者們都會指出，《北京人》有更高的文學性。
曹禺在談論《北京人》的時候，說了一句很值得注意的話：“現(xiàn)實主義的東西，不可能那么現(xiàn)實。”我的理解是曹禺在這里說到了戲劇的詩化的可能。
《北京人》第一幕里北京猿人黑影的出現(xiàn)就是一個曹禺自己提及的實例：
“曹禺同志談到古人論詩，說詩有‘賦、比、興’。就《北京人》里猿人的黑影出現(xiàn)的情節(jié)論，這種安排就好比是起了詩中的‘興’的作用。”
《北京人》中有不少具體的、具象的東西是可以為抽象提供可能的，從劇本開頭的“鴿哨聲”到劇本結尾的“火車汽笛聲”，這里蘊含著接近于詩的象征意味。
而《北京人》中最令人難忘的音響效果當是第三幕第一景的“號聲”。請看曹禺是如何在舞臺指示里對它形容的：“在蒼茫的塵霧里傳來城墻上還未歸營的號手吹著的號聲。這來自遙遠，孤獨的角聲，打在人的心坎上說不出的熨帖而又凄涼，像一個多情的幽靈獨自追念著那不可喚回的渺若煙云的以往，又是惋惜，又是哀傷，那樣充滿了怨望和依戀，在薄塞的空氣中不住地振抖。”
就是在這“像一個多情的幽靈”般的“號聲”的聲響背景下，曾瑞貞和愫方進行了心貼心的交談──
愫方……（忽然揚頭，望著外面）你聽，這遠遠吹的是什么？
曾瑞貞（看出她不肯再談下去）城墻邊上吹的號。
……
愫方（眼里涌出了淚光）是啊，聽著是凄涼啊！（猛然熱烈地抓著瑞貞的手，低聲）可瑞貞，我現(xiàn)在突然覺得真快樂呀！（撫摸自己的胸）這心好暖哪！真好像春天來了一樣。（興奮地）活著不就是這個調子嗎？我們活著就是這么一大段又凄涼又甜蜜的日子啊！（感動地流下淚）叫你想想忍不住要哭，想想又忍不住要笑啊！
這一場戲是《北京人》里的華彩樂章。和《雷雨》不同，《北京人》里最動人的戲劇場景，不是劍拔弩張的激烈沖突性場景，而是表現(xiàn)經過心靈碰撞之后心靈得到進一步升華的抒情性場景。
而決定著《北京人》的詩情基調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曹禺塑造的愫方這個永遠向往著美的女性形象。所以蔡驤導演有理由說：“如果《北京人》是詩，那么這首詩的靈魂是愫方。”
《北京人》是一出有點兒“契訶夫味道”的戲。契訶夫戲劇給予曹禺的啟發(fā)是，戲不必寫得那樣“張牙舞爪”，戲可以在平易中見深邃；戲不必寫得那么“像戲”，戲可以散文化。而曹禺的《北京人》，在做戲劇“散文化”的嘗試中，達到了詩的境界。
追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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