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相對于佛道有一特點，即它的“入世”精神。基于此“入世”精神而抱有較為強烈的憂患意識。《周易系辭下》中說：“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自孔子以來，從中國歷史上看，儒家學者多對社會政治抱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憂患意識。儒家的這種“憂患意識”也許可以說是儒家不同于現代知識分子的一種對社會政治的中國士大夫特有的批判精神。它是由于儒家始終抱有的對天下國家一種不可推卸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而產生的。孔子生活在“天下無道”的春秋時代，《說苑建本篇》說：“公扈子曰：春秋，國之鑒也。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孔子對此“禮壞樂崩”的局面有著深刻的“憂患意識”，我們查《論語》，有多處講到“憂”（憂慮，憂患），其中“君子憂道不憂貧”可說是代表著孔子的精神。“道”是什么？就是孔子行“仁道”的理想社會，其他富貴貧賤等等對孔子是無所謂的。《論語陽貨》中有一段表現孔子“憂國憂民”的抱負：“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悅，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孔子認為，假若有人用他治世，他將使周文王、武王之道在東方復興。可見，孔子所考慮的問題是使“天下無道”的社會變成“天下有道”的社會。在《禮記檀弓下》有一則孔子說“苛政猛于虎”的故事，這深刻地表現著他“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這種“憂患意識”體現著孔子“仁民”的人道精神。同時也表現了他對“苛政”的批判意識。孟子有句常為人們所稱道的“名言”：“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孟子告子下》），這種“憂患意識”正是因為他要“以天下為己任”，而批判那些“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的諸侯君王。我們讀《孟子》也許能十分深切地感到中國士大夫要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才能真正地立于天地之間而無愧。我認為，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儒者的特有的批判精神。有這種精神，就可以抵制和批判一切邪惡，甚至可以“大義滅親”、“弒父弒君”。周公不是為了國家百姓殺了他的親兄弟嗎？管仲不是初助公子糾，后又相桓公，孔子還說他“如其仁，如其仁”嗎？當齊宣王問孟子：“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回答說：那些殘害“仁義”的君王之被殺只是殺了個“獨夫”吧！
在中國古代的傳統社會中，君王對社會政治無疑起著極大的作用，因此臣下能對君王有所規勸是非常重要的。《郭店楚簡魯穆公問子思》一條：
魯穆公問于子思曰：“何如而可謂忠臣？”子思曰：“恒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矣。”公不悅，揖而退之。成孫弋見，公曰：“向者吾問忠臣于子思，子思曰：‘恒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矣。’寡人惑焉，而未之得也。”成孫弋曰：“噫，善哉言乎！夫為其君之故殺其身者，效祿爵者也。恒稱其君之惡者，遠祿爵者也。為義而遠祿爵，非子思，吾惡聞之矣。”
這段故事說明，歷史上有些儒者總是抱著一種“居安思危”的情懷，為天下憂。子思認為能經常批評君王的臣子才是“忠臣”，成孫弋為此解釋說：只有像子思這樣的士君子敢于對君王提出批評意見，這正因為他們是不追求利祿和爵位（金錢與權力）的。中國歷史上確有一些儒學者基于“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而能持守此種精神。漢初，雖有文景之治，天下稍安，而有賈誼上《陳政事疏》謂：“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賈誼此《疏》義同子思。蓋他認為，治國有“禮治”和“法治”兩套，“夫禮者禁于將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難知也”。他并認為此“禮治”和“法治”兩套對于治國者是不可或缺的。此“禮法合治”之議影響中國歷朝歷代之政治制度甚深。在中國歷史上有“諫官”之設，《辭源》“諫官”條說：“掌諫諍之官員。漢班固《白虎通諫諍》：‘君至尊，故設輔弼置諫官。’諫官之設，歷代不一，如漢唐有諫議大夫，唐又有補闕、拾遺，宋有左右諫議大夫、司諫、正言等。”按：在中國歷史上的“皇權”社會中，“諫官”大多虛設，但也有少數士大夫以“憂患意識”之情懷而規勸帝王者，其“直諫”或多或少起了點對社會政治的批判作用。此或應作專門之研究，在此不贅述。
宋范仲淹有《岳陽樓記》一篇，其末段如下：
“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這段話可說是表達出大儒學者之心聲。蓋在“皇權”統治的專制社會中儒學之志士仁人無時不能不憂，其“憂民”是其“仁政”、“王道”理想之所求，而此理想在那專制制度下，是無法實現的，故不能不憂。其“憂君”，則表現了儒家思想之局限，僅靠“人治”是靠不住的。在“皇權”的專制制度下，仁人志士之“憂”雖表現其內在超越之境界，但終難突破歷史之限度。儒學者可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但不僅不能動搖“皇權”專制，反而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幫助鞏固了皇權統治。這或是歷史之必然，不應責怪這些抱有善良理想良知之大儒，他們的主觀愿望是可歌可泣的。個人的善良愿望必須建立在變革這專制制度上才可能有一定程度上之實現。
儒家的“憂患意識”雖說對“皇權”專制有一定的批判作用，但它畢竟不同于現代社會中知識分子的“批判意識”。這是因為現代知識分子的“批判意識”是建立在“人人平等”的基礎之上的。現代知識分子的“批判意識”不僅僅是對某個個人的批判，而必須是根據理性對某種體制的缺陷的批判。面對今日中國之社會風氣敗壞、信仰缺失之現實，必須把儒家原有的具有一定程度批判精神的“憂患意識”加以提升并深化，而不能與非真理或半真理妥協，因此它應當是得到“自由”和“民主”保障的有獨立精神的批判。可是話又要說回來，無論如何儒家這種“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中包含的某種程度的批判精神和勇氣，仍然是我們要在繼承的基礎上認真總結的，而且要把它提高到現代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上來。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過程之中，儒家基于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的“憂患意識”在我們給以新的詮釋的情況下，將使我民族能夠不斷地反省，努力地進取，并使儒學得以日日新，又日新，中華民族得以長盛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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