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蓉兒
轉自牟平信息港之讀書時間
一、序
記得梁啟超先生在《〈中國之武士道〉自敘》中曾指出：“中國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而這“武”從來便是和“儒”、“道”、“禪”思想相輔相連，不可區(qū)分的。
從遠古時期的部落戰(zhàn)爭，阪泉之戰(zhàn)(1)，逐鹿之戰(zhàn)(2)，習武就在當時人們的社會生活中占據了十分重要的位置。至夏商周三代，雖已開始強調禮樂教化，卻仍然很重視武備，教育亦施行文武并重。當時“文藝”:禮、樂、射、御、書、數，應是“武”與“儒”最初的結合。而周武王《劍銘》中：“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則更是強調“以仁德為武”，至此“武”與“儒”便愈發(fā)不可分了。
以后，游俠之風日盛，青少年多以身為游俠為榮，詩人騷客都崇尚書劍飄零、仗劍遠游的生活。這些游俠總是或隱身山林、或略顯神技后便飄然遁去，不知所終，頗具道士之風。《史記(游俠列傳》更是以史書的形式記載了游俠的瀟灑執(zhí)著，話語間贊譽之意溢滿文筆。
最后我們來談談禪家思想，佛教的傳入較儒、道思想的產生要晚，其與“武”的關系大概是緣于釋迦牟尼習武修身養(yǎng)性之說開起，到少林寺以習武修身養(yǎng)性而出名罷。
“武俠”從其誕生的第一天起，就一直是屬于平民階層，武俠倫理實際上就是民間社會用以規(guī)范人際關系的道德標準，是一種“情義倫理”。它不僅和“儒家”思想相結合，又與“道家”、“禪家”等各種思想相結合，蘊涵了很深的倫理，包容了極大的范圍，是個不斷再包容的文化。雖然在歷史上，它們曾一度互相排擠、互相貶低，但隨著歷史發(fā)展到今天，它們可以說是完全融合，分不清彼此了。正如劉鶚所言：“儒、釋、道三教，譬如三個鋪面掛了三個招牌，其實都是賣的雜貨，柴米油鹽都是有的，不過儒家的鋪子大些，佛、道理的鋪子小些。皆是無所不包的??”(3)。早在西漢時期，儒教已經過統(tǒng)治者的“獨尊儒術”成為那時中國唯一的顯學，深深植根于人們的觀念和社會中；佛教（從現有史料上看）于西漢末傳入我國，至東漢后便逐漸流行，略思便可知，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國立足、得以傳播，必是依附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思想，與中國社會意識形態(tài)相適應，援儒入佛，設法通過儒士傳播其教義，才快速流行起來的。其中最典型的要屬東漢牟子的由儒而佛了，據《牟子》十四章云：“（儒與佛）如金玉不相傷，精魄不相妨”，可兼信，亦可互補。西晉的孫綽在《弘明集嚕道論》中也曰：“周孔即佛，佛即周孔，蓋內外名之耳。……”。且當時君王信佛之人亦不勝枚舉。顯而易見，他們不過走的是一條道，用的是不同的方法而已。而在宋代，理學思潮的崛起，從根本上是衰微的儒家振興自救，以對抗泛濫猖獗的佛教與道教的一次文化運動，它在排辟佛道中又融合了佛道，對儒家傳統(tǒng)文化的結構進行了一次新的調整。由此可見，中國傳統(tǒng)文化從來都是“據于儒，依于道，逃于禪“的，從來都是以此來平衡國人因進與退、仕與隱所帶來的巨大反差心理的。
至于“武”與“俠”結合的開始，則早在先秦春秋時期，由“士”化分而出，即所謂“文者為儒，武者為俠”。在這一方面，儒家的對立面_法家的創(chuàng)始人韓非子在《韓非子(五蠹》中敘述的很明白：“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話雖有其偏激之處，然卻一語道破了“武俠”與“儒家”同出一源的事實。(于是，中國傳統(tǒng)中最具影響力的二大文化傳統(tǒng)產生了，即儒家文化（上層文化的主體）與武俠文化（大眾文化的主體），它們之間互相抗衡，互相影響。(4)
然而，分久必合，兩種文化的融合點逐漸擴大。從“武”可以健身看，與“儒家”、“禪家”的“修身養(yǎng)性”，“道家”的長生不老就不謀而合。至此，“武”再也不是上古時代單純的用招術、用兵器互相格斗了。它已經成了一種倫理，一種文化，已經上升為一種“俠”，一種精神，甚至成為一種民族的象征，一種獨特的集體潛意識??人格崇拜，一種追求人格完美的中華民族的民族情結。
直至今日，在中國人的社會中，處理和規(guī)范人際關系時所依據的標準，仍是以武俠倫理的許多準則為主。因為武俠倫理的主要內涵，早已深入到中國人的思想意識深處，被視為一個傳統(tǒng)美德，而成為中華民族共通的倫理價值觀。
既然“武俠”結合了“儒、道、禪”的思想，既然武俠與社會有如此大的聯(lián)系，那么我們就通過這樣一位奇士，一位紅樓中的奇士柳湘蓮，來看看它們是如何被曹公（雪芹）聯(lián)系成一體的。
二、紅樓武俠柳湘蓮
“那柳湘蓮原是世家子弟，讀書不成，父母早喪，素性爽合資，不拘細事，酷好耍槍舞劍，賭博吃酒，以至眠花臥柳，吹笛彈箏，無所不為。”(5)
曹公雪芹詩書畫皆通，深受封建倫理文化的重陶，然而家變的驟然、清王朝的逐漸衰敗、社會階級矛盾的充份暴露（唐末、宋末、明末的多次大型農民起義提出“等貴賤均貧富”等進步口號；以及明朝后期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使他深藏的“頑石”性格更加幡然醒悟。在這種巨變之下，他接觸了人民，接觸了深層的黑暗，于是開始批叛，開始成為尋路人。當然他的尋路只是自身理念上的尋找和破滅，沒有真正通過事實的檢驗，只是通過自己的超時代的思想，通過自己對歷史反叛的研究，預示了某些道路的失敗（如游俠??個人英雄主義的失敗，即本文所述之柳湘蓮；又如改良的失敗，即賈探春的賈府改制等）。《紅樓夢》一書是封建社會的沒落挽歌，這也許不是曹公著書之本義，但時代卻賦予了它應有的悲劇結局。
柳湘江蓮在紅書中并非重點人物，他只是一個縱間即逝的例子，一個曹公用來尋求救國之路的例子。因此，曹公安排他 一出場便定了格，用上述一段文字全面地介紹了他的家世乃至性格。
而這家世、這性格，不正與賈寶玉的家世、性格大有相似之處嗎？讓我們來看看映照寶玉家世和性格的《西江月》二詞不達意：“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縱然生得好皮囊，腹中原來草莽。 潦倒不通世務，愚頑怕讀文章。行為偏僻性乖張，那管他人誹謗！”：“富貴不知東業(yè)，貧窮難耐凄涼。可憐辜負好韶光，于國于家無望。 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寄言紈绔與膏梁：莫效此兒形狀！”(6)(兩廂一比較，豈止是相似，幾乎一模一樣，只不過一個是反叛在于行動，已徹底脫離家庭；一個則反叛多在言語，還在家庭這個封建枷鎖的控制之下。
怪道他倆處的那般好呢，原來柳湘蓮僅是寶玉的一個化身而已，是脫離了家庭枷鎖的寶玉。曹公是想讓這個“寶玉”來替他實踐一下，檢驗一個，在封建勢力如此強大的威壓下，反叛者即使是脫離了家庭，也難逃社會這個封建大枷鎖的禁錮。即使會武功，以一個的力量又能如何，只能救數人而不能救一國，最后恐怕連自己也救不了。即使是這樣曹公也要讓他試一試。這正是“儒家”典型的“入世”思想??“知不可為而為之”。柳湘蓮是賈探春改良救國之先的一個武俠救國的例子，是一個救國失敗的例子。因此，柳湘蓮是如此的痛苦和孤獨，曹公給他的不是快樂，是被人瞧不起??被人當作妓男；曹公給他的也不是希望，是被“情”所困，被惡勢力所吞沒，最后只好逃逸到四大皆空的佛門道行之中。曹公賦予他高強的武功，傲世不倔的品質，卻只給了他一個人的力量，所以他終于失敗了。畢竟曹公的思想被局限在一個有限的階段，他只能盲目地反抗，揭露封建制度的罪惡，卻找不出一個補救的方法，因此等待他的只有毀滅。
曹公是一個想“入世”的人，他通過如許人物來驗證他認為失敗了的救國之法，最終用“遁世”來解釋自己不作官只寫書的行為，走入了“道家”思想的漩渦。
縱觀曹公全書，滿紙是“情”，而無一句尋路，可是所謂的“情種”不就是反叛者嗎？而反叛者不就是尋求救國之路的人嗎？他們所追求的“情”不也正是要尋的“路”嗎？曹公筆下的女子正寓示著這出路，她們并不單單是女人，她們的純潔、她們的反抗正是國家的出路。她們大都崇尚個性解放。而個性解放是能夠完全革命的基礎，是主線；人類要全部解放，首先應解決個性解放問題。不可否認，她們之中也有封建勢力的維護者，但崇尚個性解放是她們的共同點，不論是熙鳳的戲謔賈瑞，還是晴雯的心比天高，還是鴛鴦的以死明志??她們永遠都是崇尚自由的。尤三姐也曾經“淫蕩”，而這淫蕩其實不是真正的淫蕩，而是她的一種大膽的反抗形式，她以這種形式與封建勢力決裂。她要同柳湘蓮這樣一個流浪者，一個可能“作強梁”的反叛者結合，正表明了她的決心。她對封建勢力決不妥協(xié)的決心，才是柳湘蓮的出路。可是曹公自己實際上并沒有真正找到出路，他不知道比個性解放更深入一步、更有力的方法是什么，因此，他只好讓尤三姐這個出路漂渺模糊，只突出她的反抗面，卻沒點明出路是什么。
柳湘蓮正是“尤相憐”的諧音，其與尤氏相憐，又與寶玉相憐。他是一個“情種”，面冷而心熱，為給秦鐘修墓而省錢，為尤三姐的死而痛哭出家，他的內心有一團火，默默地在心靈深處燃燒，到了一定的時候便會爆發(fā)無遺。他和尤三姐的悲劇不僅僅是“情”的悲劇，也是其“追求“的悲劇。他逃離了家庭，一心想擺脫封建枷鎖的束縛，卻仍被卷入了封建枷鎖的漩渦之中，不能自拔。他打了薛蟠，卻又救了薛蟠，且和這個欺壓人民的封建勢力的袒護者、施行者結成生死之交，這正說明了他的猶豫。他既看不慣封建的腐敗，想沖破封建枷鎖，又不能夠完全脫離；他對他們還有同情，還是藕斷絲連地聯(lián)系著，不能夠完全拋棄。而尤三姐正是柳湘蓮要尋找的出路，這個出路隱藏在眾多的腐敗中間，他沒有看清，也不可能找到看清它辦法，于是他的盲目導致了他的失敗。尤三姐的死，是柳湘蓮“入世”的失敗，是柳湘蓮尋求救國之路的失敗，是儒家自身的軟弱性所造成的。其實道家亦如此，“道”之“無為”實是“有為”，處于“材于不材之間”(7)，貌似無用，卻并非是真的無用，只是不為世所用罷了。曹公想找個出路，為自己，也為封建社會制度，這個出路也許是挽救，也許是毀滅，但他始終沒有找到一條正確的可行的路，因為他畢竟還不很相信勞動者的力量（雖然書中有劉姥姥這個人物，有其救巧姐之說，但畢竟帶有因果報應的思想，不能作為曹公的一慣觀點）。于是最終曹公只有讓尤三姐“揉碎桃花紅滿地，玉山傾倒再難扶”，讓“雌劍”帶走了這個出路；又用“雄劍”給寶玉做了個榜樣，即柳湘蓮的懸崖撒手，這實際正是寶玉結局的前兆。
如上之法也應是自古以來文人墨客、豪俠之士的慣用方法，他們想入世，想輔佐君王，振興朝國，但卻屢遭排擠，不為君王所用。數次碰壁之后，為了保身，為了所謂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他們百般努力“入世”不成，便隱身江湖，歸入山林，看似逍遙，實則無奈。柳湘蓮正有此種想法，他尋路不成，萬念俱灰，只好選擇逃遁人世，逃避自我，于是便入了“道”，成了曹公的一個寄托。
那么既然柳湘蓮萬念俱灰，他為什么不自殺呢？因為佛家是提倡“護生”的，強調“頓悟”，柳湘蓮就是“悟”了，所以才遠離塵俗，不問世事，視三界如火宅，視人生若冤家，以白了為旨趣，以出世為終。當然，這只是禪學所具的兩面性中的一面。中國佛道一從印度傳入就已與本土的儒家思想相結合，沒有過份地陷入于神學的激動，也沒有接受超越人性的迷狂，而是仍然洋溢著人世間的清醒理性，梁啟超先生曾曰：“佛教乃智信而非迷信；入世而非厭世；乃積極而非消極；乃兼善而非獨善。”佛教不僅僅接受了“遁世”的思想，還擁有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普渡眾生”的論調。這一論調使文士游俠們“入世”而不庸俗，“遁世”而不“棄世”。
柳湘蓮正是這如許思想結合的典型，他是俠，會武，卻有著儒家、佛家的“入世”情懷及其軟弱性；最后又歸隱山林，進了道家之門，真真是“武俠、儒、道、禪”結合了。
三、跋
俠是士的分化，卻又包容一切，創(chuàng)出了自己的新義。武俠們一般出自平民，四處飄泊，居無定所，周游列國，行蹤不定，從遠古一直發(fā)展到現在。
如今的社會是越來越竟爭激烈、欲海橫流，武俠小說以其古老的倫理??重義輕利、重親情講友愛、互助互利的精神，為從古至今的中國人提供了一個從精神上復歸傳統(tǒng)的最便捷的途徑，提供了一個傳統(tǒng)道德上的烏托邦。它發(fā)展到現在已成為中國人的道德樂園，保持了強大持久的生命力。
而我國的傳統(tǒng)文化一直以“入世”和“遁世”思想為主導，不“入”則“遁”，“入”“遁”結合，“武俠”正好可以做到兩者的完美結合。于是“武俠”在新舊交替的時代便成了幻想救國的出路之一，也成了自古文人的共同喜好。
紅樓奇士柳湘蓮正是這樣一個典型。曹公以其不同尋常的“頑石”之性，融合中國四大傳統(tǒng)文化??“武俠”、“儒”、“道”、“禪”塑造了柳湘蓮，也為封建社會的“武俠”作了一個較完整的概括，可見其眼光的非凡獨到之處了。
引用文：
(1)、阪泉之戰(zhàn)：為炎、黃部落之戰(zhàn)。
(2)、逐鹿之戰(zhàn)：為黃帝、尤部落之爭。
(3)、劉鶚《老殘游記》。
(4)、此論斷馮友蘭先生和顧頡剛先生皆曾有論著。顧頡剛先生曾曰：“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為二，憚用文者歸儒，好用力者為俠，所業(yè)既專，則文者益文，武者益武，各作極端之發(fā)展耳??”。
(5)、引自《紅樓夢》第四十七回：“呆霸王調情遭苦打，冷郎君懼禍走他鄉(xiāng)”P651，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6)、引自《紅樓夢》第三回：“賈雨村夤緣復舊職，林黛玉拋父進京都”P50（同上）。
(7)、《莊子(山木》
1997年5月10日完稿
1998年2月19日修改
:)作者簡介：
，女，1978年11月14日生，從小就喜歡文學，1997年7月連云港教育學院中文系畢業(yè)生，曾多次在市、學院等征文比賽、 藝術節(jié)中獲獎。現任《化工礦物與加工》（國內外發(fā)行）助理編輯一職。 E_mail:info@chemicalmini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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