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文字應用》(高三)

發布時間：2016-9-19 編輯：互聯網手機版

《語言文字應用》創刊已五年，這是我們每期都要仔細閱讀的重要語文刊物之一。原因有二：其一，《語言文字應用》的前任主編龔千炎和當任主編于根元都是本文作者之一衛志強的多年同事和老友。衛這些年也曾主編一份以評介國外語言學最新理論、方法和成果為主要宗旨的刊物。評介國外語言學最新理論和方法要密切聯系國內語言學研究的實際，為國內的語言學研究服務，因此，衛非常關心《語言文字應用》的編輯思想、組稿方向和發表的重要文章。其二，本文作者之一何元建畢業于四川大學中文系，后赴英國學習，獲語言學博士學位，現在香港中文大學執教。何近些年一直致力于運用國外語言學的某種理論和方法來描寫和解釋漢語各種現象，何并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得到國內語言學前輩和同行的評判，為此，就得非常關心國內語言學研究的進展和新成果。近年來，國內學術界有識之士一直關心中國語言學與國際語言學的接軌問題。這接軌其實是雙向的：一方面，我們在研究工作中要努力吸取國外的最新理論和方法，同時，我們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漢語研究的理論和方法也應使海外學者了解。五年來，《語言文字應用》促進了漢語語言學的發展，并在海內外贏得越來越多的讀者。

二

本世紀以來，尤其本世紀四五十年代以來，學科之發展呈現兩大趨勢：學科的不斷分化和學科的不斷組合。隨著科學認識的不斷深化和科技成果應用范圍的不斷擴大，學科的劃分越來越細，專業分支越來越多。在學科不斷分化的同時，學科之間的互相滲透在加強。在分化的基礎上又進行新的組合，形成新的學科。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在分化和組合的結合點上，新興學科在不斷產生，陳舊的學科在逐步消亡。現代科學發展的上述趨勢反映了人們對客觀世界的本質、特征和規律的認識在不斷拓寬和提高。科學實踐已經證明，許多研究對象，無論是自然科學領域的，抑或社會科學領域的，僅依靠某一或少數幾個學科的研究，很難取得成效。

語言學，這門古老而又年輕的科學，在這世紀之交，也以積極的姿態投入科學發展總趨勢的洪流之中。當代語言學正處于重要的變革時期。自50年代喬姆斯基興起一場“語言學革命”以來，在語言研究的方法論上逐漸形成形式主義和功能主義兩大流派。在語言研究的方法上，總的趨向是：1．由語言結構的描寫轉向對語言本質及語言結構規律的解釋；2．由語言的靜態研究轉向語言生成和理解的動態研究；3．由語言的理論研究逐步轉向語言的理論與應用研究并重。一個總的特點是：不管哪一種方法論或哪一種研究方法都已擯棄單一學科的研究，致力于從毗鄰學科中汲取有用的理論、方法和成果。跨學科研究是當代語言學發展的總趨勢。《語言文字應用》的創刊正是為了適應語言學發展的總趨勢。五年來，《語言文字應用》從編輯思想到具體發表的各類文章都充分反映和體現了上述總的趨勢，從而推動了我國語言文字應用科學的發展。

三

本世紀語言學發展的重大事件之一是由30年代結構主義的一統天下發展為結構主義與形式主義的對立；50年代后，又逐步形成形式主義與功能主義的對立（也有人稱之為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的對立）。形式主義以喬姆斯基的生成語法理論為主體；功能主義以博林格（D.Bolinger）、格林柏格（J.Greenberg）、韓禮德（M.A.K.Halliday）等人的理論為代表。喬姆斯基認為，語言是人們對實際話語的抽象知識。語言學的研究對象應是這種抽象知識，或稱人類的普遍語言能力，而不是具體的話語。作為一門科學，語言學不應僅對話語作某種描寫和分類，更要提出理論假說，對人類認知結構中特有的語言能力作出解釋。這種人類特有的語言能力表現為，人們能夠理解以前沒有聽到過的句子，能夠說出別人以前沒有說過的句子，能夠辨別有歧義的句子和語義相同或相近的句子，以及兒童在兩三年內不必經過專門的訓練就能學會某種語言。喬姆斯基提出了著名的“語言能力天賦說”。他認為，人類之所以具有語言能力，是因為人類的大腦中有一部“普遍語法”，以這部“普遍語法”為形式特征的人類語言能力是與生俱來的，屬于人類生物遺傳特征。［①］例如：

ａ．他昨天買了三斤蘋果。

ｂ．蘋果斤三了買昨天他。

每一個正常的操漢語者都能判斷ａ句是正確的，ｂ句是錯誤的。徐烈炯解釋喬姆斯基理論時指出，所謂“語法”有兩個不同的含義：一是指語言的聲音系統、結構層次和排列等的規律；二是指人們對這些規律研究的結果。我們不妨分別稱為“語法1”和“語法2”。上文ａ句和ｂ句的區別可以通過語法2來表述，但是，組成ａ句的規律必然寓于語法1中。徐說，并非每一個人都掌握語法2，但每一個人都掌握語法1，即使文盲也能分辨ａ句和ｂ句的正誤，雖然他們說不出漢語中結構和詞序的規律。［②］

喬姆斯基提出的“語言能力天賦說”雖然引起不少爭議，但其影響深遠。當代的句法研究和神經語言學、心理語言學、語言教學、人工智能、計算機科學以及近年發展較快的認知科學等都運用喬姆斯基的理論觀點來解釋各種語言現象。《語言文字應用》五年來發表了多篇計算語言學方面的論文，馮志偉、陸汝占、黃昌寧等的論文都在不同程度上肯定或運用了喬氏的理論和方法，尤其是喬氏的一套形式化、數理化的操作方法。

四

功能主義是近二十年來與喬姆斯基的形式主義相對立的一種理論。功能主義的基本信條是，對語言形式的信息傳遞功能的解釋，不僅是對其結構分析的充分條件，而且也是必要條件。功能主義關注在社會交往中的某一語言形式的用法的功能，以及語言形式對語境的依賴性，而不是脫離話語和語境來分析語言形式。形式主義主張語言結構是自主的不僅獨立于其傳遞信息的功能，而且獨立于人類心智的一般認知能力。而功能主義的觀點是，語言結構之所以如此，是傳遞信息使然。因此，語言能力要受到人類心智一般認知能力的限制，而不僅僅是受到所謂語言能力的限制。

其實，任何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都是十分復雜的。依據不同的研究目的和方法，從不同的視角出發，對語言的本質及其結構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或解釋。一般說，形式主義與功能主義不應是對立的，因為語言的形式與語言的功能之間在本質上是互補的，而且，形式主義與功能主義的最終目的都是探索人類自然語言的普遍規律，并對這種規律作出解釋。功能主義的某些有影響的學者也聲稱，“我們不想反對喬氏的語言能力天賦說。我們只把它看成經驗的問題，而不是先驗的哲學假設。如果最終無法用一般的認知能力來合理說明語言的共性，我們將考慮是否有可能把它處理為天賦的”。［③］馮志偉在《中國計算語言學研究的世界化芻化》（刊《語言文字應用》1994年第1期）中指出，“為了建立有中國特色的計算語言學，我們還應該處理好當代語言研究中的經驗主義方法和理性主義方法的關系”，“在把經驗主義方法作為當前計算語言學發展的戰略目標的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理性主義的方法，應該把二者結合起來”。

功能主義發展至今基本上形成三個分支：結構功能主義、語用功能主義和認知功能主義。結構功能主義根據某一語法單位在其所屬的整體或局部的語法系統里的組合和聚合規律來尋求對其功能的解釋。我國漢語界的不少語法研究論著屬于結構功能主義的范疇。語用功能主義力圖分析某個句法單位在話語中體現的多重功能，并據此解釋它在不同的篇章或話語層面上的不同意義和用法。語用功能主義認為，說話者說什么與怎么說同樣重要。說話者不自覺地會考慮聽話者的知識結構、社會背景和參加語言交往的目的或原因。語句中某個或某些詞所表達的意思往往可以與該詞的字面意義有所不同。認知功能主義試圖找到作為某一特定語言的語義結構，因而也是其句法結構的基礎的認知范疇。如袁毓林發表的幾篇論文就屬這一范疇。［④］劉大為執筆的《功能與解釋的交會》（刊《語言文字應用》1996年第1期）一文介紹了上海現代語言學會的一些年輕學者，如金立鑫、黃錦章、齊滬揚、戴耀晶等都注意運用認知功能主義的方法來處理各種語言現象。他們認為，“語言研究的一個最基本的假設應該是--語言結構（主要指的是句法結構）必須與某種功能結構保持著一致關系才能保持自己在語言中的存在價值，也就是說任何句法結構都可以從功能上得到說明和解釋”，“語言中有的結構受制于人在認知時的心理操作程序”，“語言中有的結構則投射著我們對世界的認知圖景”。

但上述三種功能主義的劃分是相對的，一篇功能主義的論文可能涉及兩個或三個方面。

形式主義的語言研究旨在構建一種在形式上有較強解釋力的理論框架，他們并不打算把自己的理論應用于具體實際；功能主義的語言研究往往源于語言教學或語言實際應用的需要，他們希望能把研究成果應用于具體語言實踐中。例如，本族語教學、對外漢語教學、語言規范、廣告語言、法律語言等領域。

但是，無論形式主義或者功能主義都已擺脫單純語言描寫的路子，致力于語言普遍規律或語言共性的解釋；并且都已由語言的靜態研究轉向動態研究。形式主義提出的一套生成轉換規則及句子的語音形式和邏輯形式之間的關系等，實際解決的是語言生成和理解的動態過程。功能主義的目的是發現語言里一些迄今仍隱而未現的意念關系、語義原則和語用環境，因為這些關系、原則和環境據認為控制著語言結構的可接受性和使用的恰當性。功能主義研究的是語言運用控制語言結構的動態過程以及語言結構在不同的語境中體現的各種語義。

五

本世紀60年代初產生一門新的學科--認知科學。它是一門連接哲學、普通心理學、人類學、語言學、神經學和計算機科學的新興學科，主要采用信息加工的觀點和方法來研究人的認知活動，其研究范圍主要包括感知覺、注意、表象、記憶、思維和語言。認知科學把人的認知過程分析為一系列有次序的階段。每一個階段都反映認知信息加工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部分。認知科學創造了許多認知過程的理論模式，概括出人類認知過程的一些基本規律和策略。例如，平行加工與串行加工，自動加工與控制加工，內隱認知與外顯認知，底一頂加工與頂一底加工，數據驅動與概念驅動的加工等。這些加工模式現已被計算機科學、認知語言學、神經語言學和語文教學等領域用來解釋語言諸層面的生成、理解和儲存。如王建華發表在《語言文字應用》1994年第4期上的《關于語文教學若干問題的思考》及他的《語用學在語文教學中的運用》一書（1993）都分析了語文教學中的認知策略和方法問題。王建華主要提出了三種策略：自下而上的語言（句法的、語義的）策略、自上而下的語境策略和既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二者互為交融的綜合性策略。此外，該書還靈活運用了語用學提出的各項原則與語文教學相結合的實例。于根元在評論該書時指出，該書是“探討語文教學理論的重要成果”，“這些實例，同時體現了理論和教學實際兩方面的價值”。［⑤］認知科學與語言學的結合已取得許多成果。桂詩春發表在《語言文字應用》1993年第3期上的《應用語言學和認知科學》一文詳細分析了認知科學對應用語言學的影響。他認為，認知科學在三個層面上對應用語言學的研究有重要影響：1．首先它有認識論的意義，有助于我們更深入地理解語言系統和言語活動的本質。2．認知科學的各個分體和應用語言學的各個學科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了結合部，互相滲透，互相影響。例如，有些學科（如計算語言學、心理語言學、神經語言學等）和認知科學逐漸合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難舍難分。3．認知語言學在方法論方面對應用語言學的各個學科研究也有所啟迪。袁毓林把認知科學的理論和方法跟計算語言學結合在一起，并以漢語為語料進行分析，取得了可喜成就。袁毓林在《語言的認知研究和計算分析》（刊于《語言文字應用》1996年第1期）一文中，從認知科學的角度分析了人的認知過程和自然語言理解之間的關系，提出語言知識的形式表示和語言的計算分析的有關步驟。袁在該文中嘗試建立一種語言的認知研究和計算分析相結合的研究范式。他認為，認知活動最本質的特點是利用知識來指導人們當時的注意和行為。桂和袁的文章反映了我國在這一領域的最新觀點和研究成果。

香港學者黃月圓與本文作者合作，從認知角度對漢語中“張小姐又漂亮又丑陋”“這張相片又好看又不好看”這類“似矛盾句”的理解策略進行了探討。他們做了一項語言測試來驗證對理解策略的解釋，得出的結論是，這類“似矛盾句”實際上并不包含矛盾。矛盾的Ａ、Ｂ兩項在語義解釋上屬于兩個不同的層面。在不同的語境中，這類句式可以表示對比、轉折、正反、時間、條件、比較等多種語義關系。［⑥］

現在學術界對語言“習得”（acquisition）和語言“學習”（learning）這兩個術語的內含及其相互關系還存在某些不同的認識。一般認為“學習”是“有意識”的行為，“習得”是“無意識”的過程；兒童獲得第一語言是“無意識”的，因此獲得語言的過程是“習得”；成年人在課堂上學習第二語言是“有意識”的，因此是“學習”，在自然環境中學習是“無意識”的，因此是“習得”。但是，呂必松認為，不應把這種觀點看作是最后的結論，因為，兒童獲得第一語言的過程是不是都是無意識的，成年人在課堂上學習第二語言是不是都是在有意識地學習語言知識或規則，這些問題都需要進一步研究。呂主張從另一個角度來區分“學習”和“習得”，這就是把“學習”看作一種“行為”，把“習得”看作一種“過程”--通過“學習”而獲得語言的過程。［⑦］

根據認知科學的觀點，人所掌握的知識可分為兩個范疇：陳述性知識和程序性知識。這一分類對語言研究有重要意義。陳述性知識主要指我們所知道的事實；程序性知識主要指我們所掌握的如何進行的技能或官能。例如，一部語法書所表述的各項詞法和句法規則，或一部《動詞用法詞典》所列的各個動詞的基本用法，這些都是陳述性知識，而一個操本族語者的語言生成和理解過程運用的則是程序性知識。陳述性知識一般可以用語言表述，而程序性知識往往很難用語言表述。騎自行車、游泳是運用程序性知識而很難言傳的例子。一個正常的人，包括文盲或三四歲的兒童都能流利說話，但要他們用語言表述句法、語義或語用規則，對大多數人來說是困難的。另一方面，陳述性知識和程序性知識的關系是相對的、動態的，它們可以互相轉化。當我們初學一門外語時，我們所掌握的關于這門外語的語音、句法和詞匯的知識是一種陳述性知識。最后，我們十分熟練地掌握了這門知識，說這門外語跟說本族語一樣地不加思索，即所謂“自動化”。我們已不再注意該外語的一整套語法規則。這時，我們可以說，已把課堂上或書本上關于這門外語的陳述性知識轉化為程序性知識。因此，我們可以認為，語言“學習”和語言“習得”是一個包含陳述性知識和程序性知識的動態轉化過程。至于程序性知識是否完全由后天的陳述性知識轉化而來，或者，如喬姆斯基所認為的，與先天的語言習得機制密切相關，這還需要各學科專家進一步研究、論證。而且，為了解決“學習”和“習得”的關系問題，我們首先要回答幾個基礎理論問題：1．作為語言學習理論研究的前提，我們對語言本質的認知是什么？2．我們的語言學習理論是建立在什么樣的普通學習理論和心理學基礎之上的？3．學習語言與學習其他社會知識、科學知識和技能有什么異同？等等。［⑦］

《語言文字應用》五年來共發表了語文教學方面的文章四十多篇，是編輯思想中考慮的重點之一。這些論文從不同角度探討了中、小學語文教學中的實際問題。從理論上說，就是如何傳授關于語言文字的陳述性知識，并如何促使學生盡快將這些陳述性知識轉化為程序性知識。計算語言學要解決的一個根本問題就是，如何使計算機把人輸入的各類陳述性知識轉換成計算機能自動識別和操作的程序性知識。人們在理解某種語言或某個句子時，實際上都不自覺地要利用他已經掌握的全部知識，包括關于該種語言的全部知識和關于世界的全部知識。但是，計算機就完全不同了，它連一個學習外語的人對外語進行分析都不如，因為它還沒有“原有的”知識。它正是要通過語言分析來接受和逐步積累起知識。因此，人分析語言時，利用知識的方式常是隱性的，這種隱性知識就是已自動化的程序性知識。而計算機利用知識的方式則是顯性的，這種顯性知識就是人輸入的陳述性知識。［⑧］因此，余士汶在《關于計算語言學的若干研究》一文（刊《語言文字應用》1993年第3期）中指出，“要讓機器能真正理解自然語言，當然有必要弄清楚人是怎樣理解自然語言的以及兒童是怎樣學會其母語的。人們能夠自由自在地使用語言，但如果認真探究人類理解自然語言的機制和過程，人們會發現對此卻所知甚少。對于像語言理解這一類涉及人類智能本質的問題，屬于計算機科學的人工智能研究需要同其他學科，如認知科學，攜起手來共同進行探索，才有可能取得突破”。

六

廣告語言和法律語言研究跟社會活動，尤其跟社會經濟活動密切相關，是語言文字應用研究的重要課題。隨著我國改革開放政策的深入發展，廣告語言和法律語言研究越來越受到國內學者們的重視，在我國這兩個領域的研究工作還處于開創階段。《語言文字應用》創刊以來，對廣告語言和法律語言研究有許多介紹和評論，有力地推動了這兩個領域研究工作的發展。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廣告的作用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廣告主要由形和聲兩部分組成。形包括圖形、色彩和文字；聲主要指視、聽廣告中的口頭廣告語言。一則廣告語言效果的好壞，除形、聲外，還取決于廣告語言所處的時間和空間。時間指廣告語言出現的某個時段；空間指廣告語言所處的外部環境。廣告語言是立體的、綜合性的傳遞信息的一種方式。一般認為，廣告語言設計策略應考慮下列因素：1．廣告語言的對象是誰？2．廣告語言的目的是什么？3．廣告語言的內容包括哪些部分？4．廣告語言以何種媒體（電視、廣播、報刊、戶外油漆廣告、熒光燈、廣告牌、汽電車上的流動廣告等）傳遞我國的廣告語言研究雖起步較晚，但近年取得了可喜成果。《語言文字應用》的創刊和語用所廣告語言課題組的建立有力地促進了我國廣告語言研究的發展。《廣告語言課題研究綱要》（刊《語言文字應用》1995年第1期）指出，“研究廣告語言是語言文字應用研究為社會實際服務的重要方面”。廣告語言傳統的信息要求做到：1．具有吸引力；2．能在有意和無意之間給人留下深刻印象；3．誘使讀者／聽者對廣告語言報道采取積極、主動的態度；4．在讀者／聽者的心目中留下良好的記憶。《1993部分廣告用語分析報告》（刊《語言文字應用》1994年第3期）提出，廣告語言要求：一是更多的給人溫情，二是更多的給人坦誠，三是講究分寸，四是更加新穎。

在法律語言研究領域，近些年來有不少學者和公安、司法部門的實際工作者在法律文書制作、訴訟口語、司法人員語言修養等司法活動特定階段或某一法律活動中的語言運用進行研究，發表了不少著述。但就總體而言，我國的有關研究主要把“法律語言”作為一個語體范疇進行描述和分析的較多，而且，主要是一種靜態的研究。關于法律語言的語義、語用及篇章等領域的研究較少。作為一門應用科學的相對獨立的法律語言學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在該研究領域我國與發達國家比還有較大差距。美、英等國設有法律語言學博士學位，有法律語言學的專門機構、刊物和會議。這些國家的法律語言學工作者在諸如賄賂、敲榨、恐嚇、偽證及保險索賠、合同糾紛、商標糾紛等案件處理中都發揮著重要作用。在這類案件的處理過程中，法律語言學家通過對語言各個層面的分析，使法官、律師和陪審員清楚地看到那些平時“視而不見”的東西，使能更有效、更正確地判定各類案件。現代法律語言學已不單純關注法律語言的語體描寫和分析，它更注重各類法律程序中動態的話語、篇章分析和語音分析，研究的目的為了解決法律過程中的實際問題。

七

近些年來，我國的語言學有很大發展。人們已經認識到語言學單學科的研究很難取得重大進展。跨學科研究是當代科學發展的總趨勢，也是語言學發展的總趨勢。當代語言學與認知科學、神經科學、生物學、物理學、計算機科學、數學及社會學、法學、歷史學、考古學等學科密切相關。在這些跨學科的語言學研究領域我國的研究水平與發達國家比，還有較大差距。禹永平指出：“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是跨學科的。我們的研究者也應該跨學科。現在不少跨學科的語言學發展不如人意，問題大多因為跨學科的研究者太少。”［⑨］于根元在《語言應用研究的隊伍建設》（刊《語言文字應用》1996年第1期）一文中強調：“跨學科研究的發展，依靠高層次的跨學科人才。我們過去比較多的注意一些人員的外語補課，今后更要創造條件為一些人員在跨學科方面補課”。胡明揚坦誠指出，“改革開放以后十多年來，中國語言學依然遲遲難以和國際語言學接軌的一個原因就是中國的語言學家幾乎全部是文科出身的，缺乏必要的數理基礎，要掌握西方當代的語言學理論和方法有很多困難”。［⑩］然而，近年來情況已有所改善，尤其一些語言學研究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已充分看到這一點。許嘉璐在總結首屆全國語言文字應用學術研討會時指出該次研討會的“許多論文體現了多學科和跨學科的特點，反映了學者們研究視野的擴大和知識結構的改變。這是語言文字應用的一個良好趨勢”。［①①］陳章太在中國應用語言學會籌委會工作報告中指出，目前應用語言學中若干課題已經提到日程上來了。如國家語言政策和計劃，港、澳、臺三地區語言文字問題的研究，中文信息處理問題的研究，自然語言理解的研究，殘疾兒童語言康復的研究等，而這些課題又決非語言學或者別的任何一門學科所能獨自承擔得了的，必須進行跨學科的合作，才能取得實效。［①②］

樹立跨學科研究的觀點，培養通曉數門學科的人才，打破專業越分越細且互不溝通的局面，加強海內外學術交流，使研究工作面向未來，面向社會，面向實際，這也許是處于世紀之交的語言學工作者應予重視的幾個迫切問題。

附注

①陳平《描寫與解釋：論西方現代語言學研究的目的和方法》，《外語教學與研究》1985年第1期。

②徐烈炯《Chomsky的心智主義語言觀》，《國外語言學》1993年第1期。

③戴浩一《以認知為基礎的漢語功能語法芻議》，《功能主義與漢語語法》，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4。

④袁毓林《語言的認知研究和計算分析》，《語言文字應用》1996年第1期；《一價名詞的認知研究》，《中國語文》1994年第4期；《詞類范疇的家族相似性》，《中國社會科學》1995年第1期。

⑤于根元《探討語文教學理論的重要成果--讀〈語用學在語文教學中的運用〉》，《語言文字應用》1994年第4期。

⑥黃月圓等《漢語中的似矛盾句》，《語言教學與研究》1996年第3期。

⑦張旺熹《語言學習理論研究座談會紀要》，《語言文字應用》1992年第4期。

⑧董振東《面向信息處理的漢語分析的類型和深度》，《語言文字應用》1992年第2期。

⑨禹永平《語言文字應用的廣闊天地》，《語言文字應用》1994年第1期。

⑩胡明揚《學習和研究》，《語言文字應用》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