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金平
毛澤東是非常欣賞秦始皇的，稱贊他“是個厚今薄古的專家”，感嘆“不見始皇帝,天地一蒼茫”。確實，正因為有了秦始皇的“厚今薄古”，才有了統一中國，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才建立了一個全新的政治模式，使中國創造出東方世界的輝煌成為可能。而秦始皇的“厚今薄古”的思想，正是來源于韓非、李斯等人的法家哲學。韓非在《五蠹》中說：“薄罰不為慈，誅嚴不為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備適于事。”這些觀點一方面為秦始皇的嚴刑峻法、殘暴統治提供了理論依據，另一方面也給他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奠定了哲學基礎。
但是秦始皇雖然是法家的最大崇拜者和最堅決的執行者，但是不僅是他，而且也是后來的許多人都沒有發現的是，其實他也正是法家思想的最大的誤讀者，他對法家思想的精髓其實并沒有真正領悟到。那么法家思想的精髓是什么呢？它不是“法治”，也不是“術勢”，而是商鞅的“不法古，不循今”，韓非的“事因于世而備適于事”，說明白一點，也就是我們現在所熟知的“實事求是”和“與時俱進”。《五蠹》中還有一句話：“上古競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謀，當今爭于氣力。”無論是上古施行仁義，還是中古追逐謀略，還是當今注重強力，這都是不錯的，因為這些措施都是適應了各自時代特點，都是符合當時時代的要求的。在秦始皇統一六國人過程中和鞏固國家政權的建國初期，仍然堅持采用一些弱民、防民的措施也是必須的，但是畢竟“馬上得天下，安能馬上治天下”？而此時秦始皇仍然奉行嚴酷殘暴的統治，還死抱著自以為是的法家思想，而不知他已完全背離了法家思想的核心而變得頑固守舊了。至于后來的李斯以“事變時異”來教導始皇焚書和坑儒，不過是借法家之名而行保守之實罷了。這個時候的始皇帝，已不是如毛澤東所言的“厚今薄古的專家”，而仍舊是一個“厚古薄今”的老朽；此時的法家思想，也已不是什么守國的良策，反化為滅族亡國的蠹蟲了。補充一句，就是毛澤東自己，其實也是表面上“厚今薄古”，而實質上也是多少有些“厚古薄今”的。
至于二世胡亥，本也知道如果聽從趙高篡位的建議，那自己因“不義”“不孝”“不能”而會有“身殆傾危”之患，但終于禁不住趙高花言巧語的欺騙和皇帝至尊無尚的誘惑而竊取了君位。而且他在登上帝位之后，也總是自卑于自己的“無能”，所以除了依賴趙高的詭詐，繼續繼承其父的恐怖這一法家末流，以維護其飄搖欲墜的統治之外，實在也別無他法。故而二世的繁刑嚴誅，賦斂無度，較秦始皇是有過之而不及的。如果二世即位后稍用一點還曾記得的“孝義”來治國的話，不說成為一個天下仰望的明君，至少也不會落得“身死人手”的下場。
總之，無論是驕傲自大的始皇帝，還是無能卑怯的秦二世，都因為對法家“以法治國”的思想產生盲目崇拜的心理，“仁義不施”，以致一個本應名垂青史龐大帝國轉瞬滅亡。秦以法興國，以法亡國；成也法家，敗也法家。可見一個國家或者個人的根本的理念或者信仰，對其興衰成敗、生存毀滅,有著多么重要的意義。后人重覽《過秦論》，不知哀之鑒之，則后之覽者，必又嗟嘆不勝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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