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體感知
本文是著名畫家豐子愷為自己的畫集所撰寫的序言。“云霓”既是該畫集卷首畫的名字，又是該畫集的題名，又被作者特意拈出當畫集序言的標題。這不僅表現了作者對“云霓”的特別偏愛，而且暗示出“云霓”在畫集和文章中特殊重要的位置。
“五色燦爛”的云霓本是大自然的普通景觀。然而，在一個“連續兩個月不下雨”“大熱的苦悶和大旱的恐慌充塞了人間”的特殊時期，它卻成為在苦痛中掙扎的、幾近絕望的善良百姓惟一的安慰和勉勵，承載著人們對它的殷殷期盼和無限希望，因為它是雨的前兆。不過，當云霓始終沒有給滿懷渴望的老百姓帶來雨水的時候，務實的人們就對這些“虛空的云霓”不再寄予任何希望和信任，而是“只管低著頭和熱與旱奮斗，得過且過地度日子”；清醒了的人們不僅“不再上那些虛空的云霓的當了”，而且“不再回憶過去的舊事了”，而是開始等候那實實在在的希望和幸福--“蠶熟和麥熟”。
然而，“我”卻沒有忘記“舊事”，對云霓情有獨鐘。這是作者眼光的獨到之處和文章主題的深刻之處。
盡管作者清楚地知道，自己所描繪的“云霓”并不能滿足“大旱時代的渴望”，僅僅這幾朵“云霓”還是太小、太少，不能帶來沛然大雨，但作者堅定地認為，這幾朵小云霓肯定可以給“大旱時代”的人們帶來過希望、安慰和勉勵。僅僅這幾朵云霓固然不能形成滂沱大雨，但集腋成裘，滿天云霓就可能帶來豐沛的雨水。所以，即使這些小云霓最終只能空空地給人玩賞一下，然后消沉到地平線底下去，作者依然堅持把它奉獻給自己的民族和艱難的時代。這大概就是作者對“云霓”特別偏愛的根本原因，也是本文所要表達的核心思想。正如文中所寫：“因為我覺得現代的民間，始終充塞著大熱似的苦悶和大旱似的的恐慌，而且也有幾朵‘云霓’始終掛在我們眼前，時時用美好的形狀來安慰我們，勉勵我們，維持我們生活前途的一線希望，與去年夏天的狀況無異。”這里的“云霓”顯然已經超越了自然界“云霓”的原初含義，而被關懷民生的藝術家賦予了社會時代風云的特殊內涵，所以作者特意給這里的“云霓”二字加上的引號，（這是全文中是絕無僅有的一次）。云霓，是作者對自己藝術創作的價值定位和目標期許。
另外，作者以“充塞著大熱似的的苦悶和大旱似的的恐慌”的時代喻指中國嚴峻的社會環境，充分表現出作者對社會現狀和民族命運的焦慮和擔憂，以及自覺地把個人的藝術創作與民族的前途命運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可貴精神和使命意識。這是值得關注和回味的。
問題探究
一、“這是去年夏天的事”在文中兩次出現有何意義？
萬事開頭難，本文的開頭是作者精心設計的。“這是去年夏天的事”，一句話單獨成段構成開頭，自然引起讀者的閱讀期待。在文章的第五段，這句話原封不動再次出現。這種刻意反復，必然引起讀者思考：作者何以要舊事重提？而且作者還特意指出，農人、工人和商人等普通老百姓都“不再回憶過去的舊事了”，而開始等候“蠶熟和麥熟”的幸福和希望，作者卻無法忘懷這陳年“舊事”。這說明，對作者而言，往事并不如煙，隔年舊事給作者留下深刻印象，引起作者深刻思考。
二、作者為什么選用“云霓”為標題？
作者對云霓頗為偏愛，以其命名畫作、畫集，在為畫集撰寫序言時又以其為標題。在本文中，云霓是文章的文眼和題旨的關鍵。文章告訴我們，該畫集是作者“從大旱以來所作畫中選出民間生活描寫的六十幅”。由此可以推斷，該畫集的畫作大多是表現老百姓與大旱抗爭的辛苦、辛酸與沉重主題的。但作者從六十多幅“民間生活描寫”的圖畫中特意遴選出《云霓》作為卷首畫，并以其命名畫集，其中的原因作者在文中有清楚的表示：這不僅是模仿《關雎》《葛覃》“取首句作篇名”的舊例（其實置《云霓》于卷首是作者的刻意安排），更重要的是，作者堅信，在一個“充塞著大熱似的苦悶與大旱似的的恐慌”的時代，云霓“用美好的形狀來安慰我們，勉勵我們，維持我們生活前途的一線希望”。這正是本文的中心主題。
三、文章的結構安排有何特色？
“形散而神聚”是散文的文體特征。本文標題是“云霓”，前半部分用較長篇幅詳細描繪人們在“大熱的苦悶和大旱的恐慌”中備受煎熬的無奈與辛酸，直至倒數第四段才首次出現“云霓”字樣；本文是作者為自己畫集撰寫的序言，前面卻花費大量筆墨交代“去年夏天的事”，直至倒數第二段才涉及畫集。大量的文字似乎與主題無關。其實不然，這種貌似“不平衡”的結構設計恰恰透露出作者獨特的藝術匠心：大旱讓人苦悶、恐慌，云霓帶來慰藉、希望；“現代的民間”充塞著“大熱似的苦悶和大旱似的的恐慌”，作者希望畫集《云霓》能成為“大旱時代”給人們帶來希望的“云霓”。文章始終緊緊圍繞“云霓”這一主題中心，可謂形散神不散，結構井然。
品味語言
本文語言頗為講究，充分展示了作者高超的語言造詣。
首先是動詞的巧妙使用。如“寒暑表中的水銀每天爬到百度之上”中的“爬”“洋蠟燭從臺上彎下來”中的“彎”“農人啖著糠粞，工人閑著工具，商人守著空柜”中的“啖”“閑”“守”等詞語都非常形象、生動。文中描寫云霓的詞語更是精彩非常，當云霓出現的時候，“它們忽浮忽沉，忽大忽小，忽明忽暗，忽聚忽散，向人們顯示種種欲雨的現象，維持著他們的一線希望，有時它們升起來，大起來，黑起來……”而云霓消失的時候，“它們在炎陽之下漸漸地下去，少起來，淡起來，散開去，終于隱伏在地平線下……”這一連串的動詞使用得非常準確、細膩、傳神、生動，充分顯示了作者感覺敏銳、觀察細膩的藝術天賦和非凡的語言表達能力，也傳神地刻畫出求雨若渴的人們隨“云霓”而起伏波動的心理狀態。這是本文語言方面的顯著特色。
其次是語言的形象性。文學是語言的藝術，形象性是文學語言的首要特征。本文在語言形象性方面可圈可點。如遭受連續多日的大旱，小河斷流、池塘干涸、草木枯死、土地干硬，但作者卻選用了“河底處處向天。池塘成為洼地。野草變作黃色而矗立在灰白色的干土中”的幽默而形象化的說法，增強了文章的藝術表現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勞動人民是辛苦的，但也不乏幽默感，即使身處“大旱的恐慌”的困難時期也不例外。如“天公竟把落雨這件事根本忘記了！”這種來自民間生活的聲音，形象地傳達了農民語言所獨具的幽默感。
第三是結構句意的獨特性。散文避免抽象直白，力求形象具體。本文在這方面頗見功夫。如第二自然段，作者描寫酷熱和干旱的狀況就很具體：“兩個月不下雨。太陽每天曬十五小時。寒暑表中的水銀每天爬到百度之上。河底處處向天。池塘成為洼地。野草變作黃色而矗立在灰白色的干土中。大熱的苦悶和大旱的恐慌充塞了人間。”在此，作者使用的全是簡潔精練的短句，從久不落雨、驕陽暴曬、河塘干涸、野草枯黃等自然現象表現干旱的情形，仿佛電影的蒙太奇手法，推出一個一個的精彩鏡頭，頗有說服力地表現了干旱咄咄逼人的嚴峻形勢。為最后一句總括描寫人們的心理狀態作了很好的鋪墊。作者采用了先分后總的文句結構。讓人聯想到“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的藝術結構。第三段表現“大熱的苦悶”也是先分后總的方式。先分別描述了坐凳子、按桌子、洋蠟燭、薄荷錠、狗伸舌頭、人揮扇子等情形，從而形象而生動地表現了“大熱的苦悶”。
有關資料
一、作者簡介
豐子愷（1898-1975），原名豐潤（豐仁），浙江崇德（今崇福）人。17歲入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師從李叔同（弘一法師）。1921年赴日本學習西洋繪畫與音樂，同年冬回國，任教于上海師范專科學校、春暉中學、立達學園等校。抗戰時期在桂林師范、重慶藝術專科學校等校任教。1952年起任上海文史館委員，1954年起任中國美協理事、上海文聯副主席等職。1927年出版了中國第一本漫畫冊《子愷漫畫》，并從20世紀20年代起開始寫作散文，先后出版散文集《緣緣堂隨筆》（上海開明書店1931）《中學生小品》（上海中學生書局1932）《隨筆二十篇》（上海天馬書店1934）《車廂社會》（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子愷近作散文集》（成都普益書局1941）《教師日記》（上海萬光書局1944）《率真集》（上海開明書店1946）等，還有《獵人筆記》《源氏物語》等譯著。他長期從事藝術教育，早年接受過佛教影響，亦關心民間疾苦，故早期散文以描寫兒童生活與探討社會人生問題為主，多贊美兒童的純潔心地，以反襯成人世界的惡俗；多從日常生活瑣事取材，讓紛紜世界的一鱗半爪點染生活的情趣與哲理，講求趣味，給人以飄然出世之感，但有時失于瑣細。抗戰時期的散文創作則漸次貼近現實，寫了一些關懷民生的力作。從總體上看，其散文情感真誠蘊藉，筆法自然灑脫、形式靈活多樣，能于平凡瑣細處寓深意，在淡泊飄逸中見真情，并兼有詩情畫意與幽默情趣，在現代散文中別具一格。
（選自《中國散文大辭典》，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標題是編者加的）
二、豐子愷散文的藝術風格（楊占升）
早在青少年時代，豐子愷受老師李叔同（弘一法師）的影響，皈依佛門。他的思想既有超塵出世、靜觀人生的一面，又有愛國憂民、面向現實的一面。他的漫畫、書法自然瀟灑，風韻別致，稱譽藝壇。他的散文，先后結集出版的有《 緣緣堂隨筆》（1931）、《車廂社會》 （1935）、《緣緣堂再筆》（1937）、《率真集》（1946）等。他厭惡人世間的虛偽、卑俗、自私，贊美兒童的真誠、純潔、聰明，兒童在他“心中占有與神明、星辰、藝術同等的地位”（《兒女》）。對孩子體貼入微的愛憐，是他散文的一個突出內容，為人們所稱道。他的許多散文寫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細枝末節，但他善于從紛紜世態中選取一鱗半爪，加以巧妙傳神的點染，表現一種清幽玄妙的情趣，給人以雅逸愉悅之感。不過有時又失于過分瑣細和趣味主義。抗日烽火的顛沛流離的生活，改變了他冷觀人生的態度，走上面向現實的道路。《辭緣緣堂》《還我緣緣堂》痛惜美好故鄉的遭劫，控訴日寇的暴行，愛僧極為鮮明。《貪污的貓》《口中剿匪記》諷喻國民黨貪官污吏禍國殃民的丑行，談言微中，詼諧峭拔，成為他散文中寓意最強的篇章。豐子愷的散文感情真率自然，語言樸素灑脫，形式靈活多樣，信筆所至，妙趣橫生，于平易瑣細中寓深意，在淡泊飄逸中見真情，如同他的漫畫、書法一樣，寫意傳神，別具風采。
（節選自《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Ⅰ》，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版，標題是編者加的）
三、豐子愷散文的佛道色彩（王兆勝）
梁遇春隨筆更多是一個青年對世界、人生和生命的發問與思索，并帶有某些困惑迷惘；豐子愷隨筆則表現出一個中年的成熟、冷靜和達觀。在豐子愷這里，人生和生命都被固定住了，升華了，而且被賦予了哲理的形而上意義。就如有的學者所言：“豐子愷的散文在藝術上很有特點……在婉曲的敘述中又夾以言論，因而于素樸與雋永中含有哲理的意味。”（林非《現代六十家散文札記》）豐子愷隨筆往往能在凡常人事中發現意義，體會到非常態的“禪味”和“道心”。
《漸》是一篇充滿“禪意”的隨筆。作者目光所及不外乎是：孩子到青年又到老人；時間由秒、分、時、日、月到年；琴鍵由do到re。但正是在這人所難察的漸變中，生命悄然流逝，人事隨之變動。由此生命的漸變，作者明白了“使人生圓滑進行的微妙的要素，莫如‘漸’……這真是大自然的神秘的原則，造物主的奧妙的功夫！”與“漸”的內涵相統一，豐子愷行文筆調舒緩從容。《緣》也是具有佛性的隨筆。萬事隨緣，豐子愷的“緣緣堂”和《緣緣堂隨筆》即可作如是觀。
豐子愷隨筆常引佛經句子，常有去蔽通透、明達知理的感悟。作者還將自己的年歲增長與四季對應，從中體會出，“天地萬物，沒有一件逃得出榮枯，盛衰，生滅，有無之理”，“假如要我對于世間的生榮死滅費一點詞，我覺得生榮不足道，而寧愿歡喜贊嘆一切的死滅”(《秋》)。“佛”令豐子愷隨筆有較高的境界，超脫那種世俗陳規和人本主義障蔽。在人本主義者看來，世間的一切動物、植物，甚至一沙一石都是為人而生而在。人是萬物主宰，是天地自然的精靈，一切“物”都是為“人”所用。于是對生態的破壞，對動物和植物的虐殺，其人心沒有任何畏懼。然而豐子愷隨筆卻對此進行思考。《憶兒時》實際是講了三個故事：一是養蠶，二是吃蟹，三是釣魚。三個故事作者都娓娓道來，并內含深蘊。比如養蠶，作者說，“現在我仔細想覺得不好：養蠶做絲，在生計上原是幸福的，然其本身是數萬的生靈的殺虐!”作者站在人性高度呼吁說，“安得人間也發明織藕的絲車，而盡赦天下的春蠶的性命!”作者一面回憶兒時的歡樂，“一面又使我永遠懺悔”。以一顆善良之心去體恤世間的萬物生靈，包括一草一木，從而使人類自己，也使人類與這個世界之間都處于和諧之中，這一信念與豐子愷隨筆以佛為心有直接關聯。
對童心和美的贊賞也是豐子愷隨筆的重要特點。豐子愷隨筆當然也有悲劇性感受，但遠無梁遇春那么強烈。在豐子愷看來，美是世界的本初存在，而丑則是對美好世界的異化。他說：“藝術家要在自然中看出生命，要在一草一木中發見自己，故必推廣其同情心，普及一切自然，有情化一切自然。”(《顏面》)
豐子愷隨筆也是絮語式談天說地，也屬于西方式的essay。如《憐傷》寫“我們圍坐在爐旁閑談”，“但到了夜闌人散，火爐旁邊只剩下我一人的時候，我繼續吟味剛才的話題”。只是與梁遇春的高談闊論不同，豐子愷隨筆顯得比較寧靜，用低調絮語著，其筆調是平實、輕松、趣味和親切的。巴金曾談到他讀豐子愷散文的感受：“就像見到老朋友一樣，感到親切的喜悅。”（巴金《懷念豐先生》）
與梁遇春隨筆強烈的西方化、縱橫捭闔的放談、豐富的知識和戲謔的筆法不同，豐子愷隨筆多了些中國化特點，也多了些沉思默想和達觀自然。這樣他可以充分地沉思、體悟世界和人生的奧秘，那對每個人都有些玄虛的“禪”和“道”。
（節選自《論中國現代隨筆散文的流變》，《學術月刊》2001年第9期，標題是編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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