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語文教育回歸傳統的一些流行概念的思考
山東省曲阜師范大學附中語文教研室 郵編273165
三、關于傳統語文教育對漢語言特點的利用
我們的先人在長期的教學實踐中充分認識到漢語言的規律和特點，通過不斷地總結經驗和教訓，巧妙地利用漢語言的規律和特點來提高語文教學的效率，留下了非常寶貴的經驗。其中最典型的是韻語集中識字教學。像傳統語文教育中的蒙學教材“三、百、千”（《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都是用三四字的短句，每句押韻，講究對偶，瑯瑯上口、易讀易背，非常符合兒童的學習心理特點；同時又融合知識教育、道德教育、審美教育于一體。盡管有教材內容有脫離學生生活實際的缺點。應該說，確實是非常成熟的經驗，我們應該很好地繼承。
屬對也是傳統語文教育中的一種符合漢語文特點、有一定科學性、綜合性的語文基礎訓練方法。但也要作科學的分析，經過改造之后才能利用。
追溯屬對的起源，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就已經有了類似屬對的對偶訓練。當時駢體文盛行，為了寫好駢體文，學生要進行嚴格的音韻和修辭訓練，對偶就屬于這種音韻修辭訓練。劉勰的《文心雕龍》云：“故麗詞（對偶語）之體，凡有四對：言對為易，事對為難，反對為優，正對為劣。”可見當時的對偶訓練已經很復雜了。到唐宋時期，屬對訓練已經非常成熟，而且不僅是為了寫作駢體文和近體詩，而是已經成了一種重要的語文訓練方法。元明清三代，屬對成了一種最常用的語文訓練方法。元代著名的語文教育家程端禮在《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中說：“……但令習字演文之日，將已說《小學》書作口義，以學演文……更令記《對類》單字，使知虛實死活字，更記類首‘天、長、永、日’字，但臨放學時，面屬一對即行，使略知輕重虛實足矣。”可見屬對在當時普遍運用的情況。而這種方法到明清時因寫作八股文的需要而更為盛行。
屬對是一種綜合性的語文訓練方法，它既是語音語匯訓練，也是語法修辭訓練，同時還包含邏輯訓練的因素，是傳統語文教育中非常成功的經驗。但是，對于現代語文教育，它能不能適用，是有疑問的。現代語文教育立足于培養學生的聽說讀寫能力，養成健康的審美情趣和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質；并不需要吟詩賦詞，更無需寫作八股文。作為一種語言訓練的方法，過于嚴格的形式要求，在現在看來也沒有必要。虛實死活字的陳舊說法，也已過時。因此，屬對這種訓練方法非改造不能利用。
如何改造呢？我們試做分析。第一，保留它作為語言訓練的方法，但形式要適當放寬。比如，現代語文教學常用的“仿句”訓練就與之類似，它不要求所謂的“虛實死活字”相對，只要求句式相同、語氣一致，也有很好的語言訓練效果。我們可以根據古人屬對訓練的經驗創造一種運用現代漢語的更寬泛意義的“屬對”，要求上下句詞性大體相對、意義相關，前后構成較整齊的句式。從小學開始，由短句隨年級的升高逐漸加長，相當于一種要求嚴格一點的造句。這對提高學生駕馭語言能力一定會有好處的，并能進一步提高學生的寫作修辭能力。值得一提的是，２００４年的高考語文試卷中出現了傳統的擬對聯的題型，２００５年又發展變化為要求較低、形式靈活的“寬對”題，證明傳統語文的生命力。第二，通過學生訓練這種“屬對”，讓學生在實踐中體會漢語言特有的美，從而提高鑒賞文學作品的能力。漢語言文學作品，尤其是古典文學作品中的詩詞曲（也包括部分散文和小說），除了講究意境美之外，一般還講究形式美和音韻美。形式美就是注意對偶手法的運用、句式整齊，音韻美是注意音節的和諧、平仄的諧調。一般理論性的閱讀鑒賞指導，學生的體會可能比較膚淺；如果通過這種“屬對”訓練，學生在語言實踐過程中體會漢語言特有的美，認識肯定要深刻的多，更能提高文學作品的鑒賞能力。
四、關于誦讀積累
誦讀積累是傳統語文教育的一條重要經驗，非常符合母語教育的規律。但是也需要認真梳理改造。
傳統語文教育歷來對誦讀非常重視。早在先秦時期，誦讀就已經是最基本的讀書方法了。《禮記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大師詔之。”《論語子路》：“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之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可見在孔子的教學中，誦讀詩歌是一項重要的教學方法，而孔子本人也能“弦歌之”。在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國之間的使者往來往往要誦《詩》，用來委婉地表情達意。由此可以推知，誦讀教學在當時是非常重要的教學活動。
漢代學生學習特別強調自學，讀書有疑問，自己鉆研，反復誦讀領會，求得解決。誦讀是一種重要的自學方法。《漢書朱買臣傳》載：“朱買臣，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可見當時的誦讀方法的盛行。當時的“誦”和“讀”是有區別的，“誦”是吟唱，一般用于吟唱詩歌；“讀”是朗讀，一般用于讀文章。朱買臣在這里可能是大聲地吟唱，聲情并茂，更有利于記憶。魏晉南北朝時期學童要大量的誦讀，《三國志魏志》記曹植“年十歲余，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在童年少年時期利用記憶的黃金階段大量的誦讀，豐富積累，這種情況在當時是很普遍的，只不過曹植做的更好而已。這一時期，也很講究吟唱和朗讀，并且吟唱時有一種特殊的腔調，當時叫做“洛生詠”，據《世說新語》記載，東晉名相謝安就長于此道。唐代的語文教學除了讀經之外，也重詩歌的誦讀。
宋元時期，語文教育有了更大的發展，關于誦讀的研究也更加成熟。朱熹以主張“熟讀精思”而著稱，關于誦讀，他說：“凡讀書……須要讀得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牽強暗記，只是要多誦遍數，自然上口，久遠不忘。古人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謂讀得熟則不解說自曉其義也。” [1]朱熹的主張可以概括為：一是大聲讀；二是讀得準確；三是多讀遍數，熟極而流。朱熹還主張讀書“三到”，即心到、眼到、口到。誦讀得好，就保證了足夠的語言積累，為今后的讀書作文打下堅實的基礎。明清時期關于誦讀的認識又有新的發展，清代學者崔學古就主張讀書要“凡讀文，亦可略仿讀書法，探讀數遍，篇只求明，不先求熟；明則自然易熟；明后復講完篇。或正在讀時，提一句，責令自講，講后再讀，然后再溫。得趣全是涵泳”[2]。他強調先懂了意思再熟讀，又提出先探讀、再熟讀、最后溫讀。這是符合記憶規律的科學認識。關于誦讀，他的認識比朱熹更進了一步。
從上述關于誦讀教學的簡要歷史回顧來看，傳統語文教育關于誦讀積累的經驗可得出如下結論：其一，誦讀是古代閱讀教學的主要方法。其二，古人對誦讀的要求很高。一是要求熟讀成誦的內容多，蒙學書如“三、百、千、千（《千家詩》）”要成誦，“五經”“四書”以及解釋經文的傳文也要背熟。二是誦讀要講究方法，讀出最佳的效果。其三，誦讀的目的是積累大量的書面語言材料和提高理解能力和思維能力，并為寫作打基礎。
今天來看誦讀教學，必須進行選擇和改造。我們首先要吸取古人的在少年兒童早期大量誦讀以積累語言材料的經驗（教材的編寫同樣也要學習古人，以適合兒童的閱讀），因為這是符合母語教育規律和兒童心理特點的。其次我們還要學習古人有效的讀書方法，如熟讀、溫讀等。但是從21世紀的時代特點來看，很多方面又必須摒棄。其一，我們沒有必要再讓學生記誦那么多的語言材料，時間也不允許，畢竟學生要學更多的學科。《義務教育新課標》規定，學生在義務教育階段背誦240篇（段）優秀詩文。這個數量遠遠低于古人的誦讀數量，是比較適合的。其二，古人特別講究誦讀的腔調，這一點我們也沒必要照搬。但是應該學習古人那種感情高度投入、聲情并茂的朗讀方法。
五、關于“多讀多寫”
強調實踐，在讀寫實踐中提高讀寫能力，確實是非常有效的。但我們現在也不能照搬，為什么呢？因為時代不同了。古人面對的只是一門綜合性的經學，而今天的學生面對的是幾十門學科，“書讀千遍，其義自見”，“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這樣的名言雖然是正確的，但對于今天的學生來說，可行性已經不大了。從長遠來看，語文課的時間只會減少，不會增加，我們要考慮語文教育的“經濟性”問題，即怎樣在有限的時間里更好的完成教學任務。盡管如此，“多讀多寫”這條經驗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它對我們的啟示在于強調了語文學習的實踐性。它可以糾正我們以前在語文教學中講解分析過多以至使學生失去了讀書作文的時間的錯誤做法。新世紀的語文教育重視語文學習的實踐性，讓學生在有限的時間里，在自主的讀寫中提高讀寫聽說能力。
注釋
[１] 《朱子童蒙須知》轉引自張志公著《張志公自選集》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121
[２] 崔學古《少學》轉引自張隆華等著《中國古代語文教育史》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5:480
劉洪濤：山東省曲阜師范大學附中語文教研室 電話 13235376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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